《村域集體經濟：歷史變遷與現實發展》是作者主持完成的201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應用經濟學類）重點項目“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有效實現形式研究”的最終成果。《村域集體經濟：歷史變遷與現實發展》總結了村域經濟轉型發展態勢與中國經驗；闡述了村域集體經濟發展的核心概念、研究框架和方法；通過繫統梳理集體經濟歷史演進路徑和脈絡，深化了農村集體經濟自然歷史演進規律的認識；對馬克思主義集體經濟理論、蘇聯集體農莊的歷史演變，以及中共早期和中國農業集體化時代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發展等，作了深入討論和新評價。在此基礎上，作者及其研究團隊深入中國工業化發達地區、山區和地震災區、糧食主產區、民族自治地區、荒漠化地區的108個典型村域實地調查，同時組織和培訓大學生調查員到全國20個省、82個縣（市、區）、124個鄉鎮的217個村、679戶農戶問卷，研究總結了中國村域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的現狀和趨勢、成就和問題，提出了“堅持和完善雙層經營體制，推進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制度創新和政策調整建議。

• 

引論 村域經濟轉型發展態勢與中國經驗
一 村域經濟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與新進展
二 中國村域經濟轉型發展的基本態勢
三 村域經濟轉型發展的中國經驗

第一章 村域集體經濟發展的核心概念及研究框架
一 重新認識村域集體經濟的作用及研究價值
二 村域集體經濟發展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問題
三 村域集體經濟發展研究目標、思路和框架

第二章 集體經濟歷史演進：從血緣家族公社到農村公社
一 血緣家族公社是人類第一個集體經濟組織形式
二 氏族公社集體生活方式是史前社會主要經濟組織形式
三 原始集體經濟在上古社會中的發展演變
四 氏族家庭公社殘留以及向伙有共耕、互助合作的演進
五 小結

第三章 馬克思主義集體經濟理論再認識
一 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及其相互關繫
二 集體經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及其意義
三 小農向集體經濟過渡的條件及其實現形式
四 小結

第四章 蘇聯集體農莊的歷史演變及重新評價
一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已有評價
二 列寧時代農業集體化及集體農莊制度創立
三 斯大林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及再評價
四 後集體農莊時代改革發展、衰退瓦解及經驗教訓
五 小結

第五章 中共早期的互組合作運動及其制度探索
一 互助合作運動興起的原因及理論準備
二 中共早期的互助合作運動及名村印記
三 歷史名村的互助合作制度探索與創新
四 小結

第六章 農業集體化時代鐫刻在歷史名村的印記
一 農業集體化時代的運動歷程和制度演變
二 互助合作運動及制度演變鐫刻在名村的歷史印記
三 人民公社運動及制度演變鐫刻在名村的歷史印記
四 小結

第七章 中國村域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現狀與趨勢
一 村集體經濟和農戶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
二 “中國名村”集體經濟發展現狀及實現形式
三 長江三角洲村域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現狀及趨勢
四 小結

第八章 工業化進程中村集體經濟結構演變——浙江實證研究
一 前言
二 工業化發達期的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及走勢
三 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及結構演變的階段特征
四 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及結構轉型的區域差異
五 小結

第九章 民族自治地區村集體經濟演變與發展——廣西案例研究
一 村域集體經濟歷史發展——鐫刻在萬秀村的印記
……
第十章 荒漠化地區村集體經濟發展——新疆和田調查報告
第十一章 糧食主產區村集體經濟貧困與干預發展——湖北、黑龍江調查報告
第十二章 山區和地震災區村集體經濟發展和重建——石南、四川調查報告
第十三章 堅持和完善雙層經營體制，推進村級集體經濟發展

——村級集體經濟貧困並非雙層經營“制度缺陷”所致：農業自然資源及村域所處區位是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但不是決定因素；地方政府是否重視、支持和有效監管，以及村集體產權制度安排差異和集體經濟組織配置管理資源的能力差異，纔是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差異的決定性因素。東北某市的兩個縣，資源稟賦完全相同，多數的村集體保有40畝左右的“機動地”，其中一個縣的每個村集體，靠“機動地”發包就獲得左右年收入；另一個縣村集體卻普遍沒有收益。
——在農業經濟條件下，村集體經濟組織配置管理的主要是土地、水源和水利設施及絕對不動產資源，由於集體土地等資源發包主要遵循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原則，因此，村域產權制度安排及資源配置管理能力差異所導致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差異並不明顯；隻要產權制度安排合理、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效配置和管理集體資源，就能獲得保障村級組織運轉及村域社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所需要的收入。在工業經濟條件下，村集體經濟組織配置管理由土地等農業自然資源拓展到廠房、機器設備等相對不動產及數量可觀的資金，集體“三資”有條件轉化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由此，村域經濟活動範圍及其利潤空間極大拓展，村域產權制度安排及資源配置管理能力的差異所導致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差異凸顯出來，從而湧現出類似江蘇華西村、浙江滕頭村、花園村、航民村，山西長治西溝村等一批著名經濟強村。
——政府干預貧困村集體經濟發展不僅必要而且可行。比如：湖北省委、省政府建立的各級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領導小組，一方面通過調整財政、金融、土地政策，扶持村集體上項目，拓展村級集體經濟發展途徑；另一方面通過盤活集體資產、增強村級企業活力等方式，激活村級集體經濟自我發展活力，極大減少了全省低收入村集體的數量，我們調查的漢川和老河口市，2010年，無經營收益的村僅占18.3%（其中漢川市為0），有經營收益的村中，低的村，漢川占43.3%，老河口市占40.0%。絕對貧困村的比例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新疆和田行署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三年或五年）規劃”，與各市縣主要領導簽訂“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責任狀”，有效促進了村級集體經濟穩步發展，到2010年末，全地區1401個行政村平均，集體收入14.，其中可分配收益2.。全地區村集體總資產，由2001年的468提高到2008年的625，增長了33.53%；村集體在銀的的存款，由2001年的24增加到2010年的31，增長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