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際視域中的中國社會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的樞紐學科。主流的北美社會心理學在科學方法和研究視角迅速發展的同時，吸收歐洲社會心理學關注群體研究的特點，促進了社會心理學走向新的繁榮。當前中國社會心理學正處於既在學術陣營中被邊緣化，又在社會實踐中“失語”的尷尬境地。這種尷尬處境來源於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困局，其間混合著重理論還是重應用的研究策略選擇之糾結。面對國際和國內的雙重挑戰，中國社會心理學應抓住亞洲社會心理學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學為特色，向西方主流社會心理學突圍的歷史機遇，充分發掘和培養自己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密切關注中國在急劇社會變遷過程中發生的重大社會心理現像和問題，以本土化推動國際化，在理論建構、學科與學術共同體建設、國際合作等方面進行實質性突破，最終能為中國社會發展服務的同時，也能為國際社會心理學發展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一言以蔽之，基於社會心理學“北美長期占主導、歐洲後來融入、亞洲正在突圍” 的時空發展模式，中國社會心理學發展的根本在於，應著眼於重視中國現實社會問題、具有國際視野和全球意義的本土研究。
第一節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的樞紐學科
在人類科學知識體繫中，心理學作為介於生命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一門學科，起著整合多種學科知識的樞紐作用，被稱為樞紐科學（hub science）。社會心理學在心理學各分支學科中的作用，恰恰類似於心理學在各門母學科之間的作用，它一方面吸收基礎分支學科如認知心理學、生理心理學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將本學科的研究成果輸出給應用分支學科，如健康心理學、組織心理學等。可見，社會心理學在心理學乃至整個科學知識體繫中，發揮著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對社會現像的關注是社會心理學存在的源泉
眾所周知，社會心理學誕生於1908年，以心理學家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和社會學家羅斯的《社會心理學》的出版為標志，這奠定了社會心理學的兩種研究取向：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無論何種研究取向，社會心理學都強調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即人如何創造和改變環境，環境又如何反過來塑造人的性格並影響其行為。在社會心理學的黃金時期（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種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有緊密的聯繫，很多社會心理學家采取“先觀察社會現像然後再將其搬入實驗室進行研究” 的研究範式。由於研究具有很強的社會關聯性，不少社會心理學大師雖然具有心理學背景，但他們的重要著作也經常發表在社會學期刊上。例如，勒溫1939年關於場論的文章發表在《美國社會學》上，謝裡夫1937年關於社會規範的研究發表在《社會測量學》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很多大學還成立了獨立的跨學科的社會心理學研究機構或項目組，如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
然而，20世紀60年代後，社會心理學逐漸朝心理學研究方向傾斜，越來越多的社會心理學家首先把自己看作心理學家，然後纔是社會學家。他們大多受心理學個人主義的影響，過分重視實驗室實驗，不斷把研究建立在其他人研究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對社會現像和社會問題的觀察上，因而受到了質疑，陷入了危機。
與此同時，一批歐洲社會心理學家開始獨立探索，立足於社會現像與社會實踐，發展出重視研究群體現像的社會心理學，如泰弗爾的社會認同理論和莫斯科維奇的社會表征理論。20世紀80年代末，經過近３０年的積累、發展，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的歐洲社會心理學終於叩開了主流北美社會心理學的大門，而此時的北美社會心理學由於受到認知心理學的影響，發展了以社會認知研究為主導的社會心理學。正是“歐洲社會心理學”和“社會認知研究” 兩者的結合，為社會心理學帶來了新的繁榮。加之文化因素受到廣泛關注，進入21世紀後，又出現了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相結合的發展勢頭。可見，對社會現像的密切關注是社會心理學之所以存在和能夠保持活力的源泉。實際上，即使在北美社會心理學發生危機的時期，仍然有不少社會心理學家始終關注重要的社會問題，並形成一定程度的研究熱潮，其中較為典型的是美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環境心理學，在短短5年時間（1973—1978年），僅環境心理學的教材就出版了十多種。反觀當時美國社會的現狀，環境污染問題（如愛運河污染事件）正是其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二堅持實驗研究與關注社會現像是社會心理學發展的必然
無疑，社會心理學是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尤其是實驗法研究與當時社會現像密切相關的社會問題。社會心理學繁榮與否，不僅取決於它是否能夠關注社會問題，是否能夠為社會服務，還取決於研究社會問題的科學方法及研究視角。正如心理史學家墨菲所言，“社會心理學一隻腳是站在實驗科學的基礎上，而另一隻腳則處於社會變革的波濤起伏之中”。
對於社會心理學的發展而言， “科學方法” 和“社會變革” 兩者缺一不可。誠如前述，在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時期，對社會心理學的批判多集中於其過分重視實驗室實驗的方法，而忽視宏觀社會因素對行為的影響。
然而，以實驗室實驗為代表的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是社會心理學之所以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認知研究（尤其是後來的內隱社會認知和社會認知神經科學） 是國際社會心理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新發展，對整個社會心理學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社會心理學發生過危機，那麼，造成危機的原因並不在實驗法本身，而是在堅持實驗研究的同時，能否結合宏觀的社會現像和社會問題。
為考察有關群體研究在整個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繫中的地位，Wittenbaum和Moreland對北美《實驗社會心理學雜志》、《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志》和《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公報》三個著名學術期刊在1975—2006年發表的文章進行了分析，發現有關群體研究（社會心理學危機之後重新繁榮的主要體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逐漸增多。進一步分析發現，群體研究，尤其是群際關繫的研究熱潮，主要受到了“歐洲社會心理學”和“北美社會認知或社會認知神經科學”兩種視角的影響（見圖１－１）。
如果剔除歐洲社會心理學的影響，群體研究的占比上升趨勢變得比較平緩；如果剔除社會認知的影響，群體研究的占比幾乎沒有了上升趨勢；如果“歐洲社會心理學” 和“北美社會認知” 兩者的影響都被剔除，群體研究的占比則有緩慢下降的趨勢。因此，我們不能隻強調社會心理學密切關注社會現像這一個方面，而忽視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在其發展的最前沿所取得的研究方法和視角上的突破。
三研究方法新進展為社會心理學的樞紐地位提供了生命力
20世紀60年代後，社會心理學承受著來自學科內外的質疑。從內部來看，羅森塔爾的研究證實了“期望效應” 的存在，奧恩也發現了社會心理學實驗中的“需求特征”，即被試的角色扮演。從外部來看，對倫理問題的關注，引發了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倫理論爭；動亂背景（巴黎五月風暴、越南戰爭、種族衝突） 下的激進學生運動，造成了社會的大動蕩，使人們對社會科學的價值產生了懷疑。人們呼吁社會心理學家走出實驗室，到社會現實中去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
上述嚴峻問題，迫使社會心理學研究者不斷深入思考和自我批判。在社會心理學的發展進程中，一直存在兩種研究範式，即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這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需要、時代發展需要而產生的特定研究範式。應該說，實證主義的研究是主流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取向，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實驗室研究的許多問題也暴露了出來，引起社會心理學家的反思。過去的實驗室研究，往往實驗被試的代表性令人疑惑，因為大多數社會心理學的實驗被試都是大學生，顯然以這樣不具代表性的被試研究得出的實驗結果以及理論，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而也難以推廣。而社會生活會隨著歷史的進程而發生改變，某一時間所進行的實驗，往往是同當時的文化及歷史背景相聯繫的，由於時間的作用，實驗結果會大相徑庭。此外，嚴格控制了變量和情境的實驗室實驗，失去了豐富復雜的社會互動，使被試往往從社會贊許的角度做出反應，從而影響了實驗的準確性，尤其是生態學效度受到影響。這樣，以此研究結果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就難以服人。因此，社會心理學研究應該慎重對待實驗室研究。1977年，米格萊姆（S. Milgram）所主持的服從實驗引發了實驗研究的倫理學爭論。被試在實驗中所受到的欺騙、傷害、隱私侵犯等問題，日益被社會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所關注，從而最終形成了實驗研究的操作規範和職業倫理規則，如采用知情同意的被試，對欺騙進行補救，實施隱私的保護等。但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實驗社會心理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論的一個新趨勢是應用腦科學或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如事件相關電位技術（ＥＲＰ）、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ｆＭＲＩ） 和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ＰＥＴ）等，考察社會心理現像的腦機制和認知神經基礎，不僅包括社會心理現像的腦定位研究，也包括腦神經網絡方面的研究，給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命力。
據此，有的研究者（F. Moghaddam） 根據對學科的影響力和創造力的不同，把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美國社會心理學，是主流社會心理學，處於學科影響的中心；第二層次是歐洲發達國家；第三層次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運動，以及歐洲社會心理學對美國社會心理學的反叛，成為社會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標志，也是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論進一步發展、成熟的契機。
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研究者從方法、理論和實踐等方面進行了不懈的探索，特別是社會認知神經科學對社會心理學的影響已初見端倪，並已出現了許多原創性的研究成果。如對態度的ＥＲＰｓ研究，對腹內側前額皮層的社會情緒研究，以及應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ｆＭＲＩ） 對圖式、選擇性注意、抑制、自我、內隱和外顯加工的研究等。至於它是否會像社會認知一樣，席卷整個社會心理學領域，人們正拭目以待。無論如何，社會心理學方法論的新進展又開始引起西方社會心理學發展迅速，主要表現在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和研究主題三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西方社會心理學出現了積極心理學、進化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等新的研究視角，尤其是“社會認知神經科學”，使人類對社會心理現像的理解從社會水平和認知水平深入到神經水平、細胞水平，代表了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與這一領域緊密相連的另一個更廣泛的跨學科研究視角———“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被認為有可能將心理學整個學科統合起來。認知神經科學與文化心理研究相結合產生了“文化神經科學”，對亞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新的機遇與挑戰。態度一直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核心主題之一，但現在對態度的研究已經轉變為重視內隱態度的研究與測量，並與自我和群體心理等其他主題密切聯繫在一起。由於中國人在回答問題時更容易產生社會贊許效應，而內隱態度測量的是人們意識不到的態度，能夠消除社會贊許的影響，因此，對中國社會心理學者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北京大學朱滢即由此發展出關於文化與自我的突破性研究，發現中國人的自我除了自己還包含著親密的他人（如母親）。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歷史發展對我們提出的挑戰遠比想像的嚴峻，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套用他們的理論和研究，而是在借鋻的同時，既結合中國自己的文化，又能反映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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