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風起雲湧、思想踫撞，構成了觀念的歷史；對這些觀念的反思，將照亮中國文學批評的未來。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形成了理論和批評建設的熱潮，當時所倡導的文藝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使文藝批評的理論和實踐建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50年代的文藝爭鳴，以及當時出現的一些關於“現實主義”的批評觀念，都是極其寶貴的。但是，這些積極探索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到錯誤的批判。改革開放後，文藝批評展現出活力，對新時期文藝的繁榮發展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在此後的一些年，隨著國外一些文學批評理論的引入，中國的文學批評又有了新的變化。一方面，引進國外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給中國的文藝理論批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用國外理論剪裁中國文藝，使之成為西方理論注腳的現像。一些引進的理論不僅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進行有效的文藝評論，反而扭曲中國的文藝，或者將文藝現像抽離，成為理論的空轉。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文藝本身，構建立足於本土經驗的文藝批評理論，就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高建平，1955年生，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美學博士，深圳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深圳大學美學與藝術批評研究員院長。現任中國中外文論學會會長，中華美學學會會長。曾任國際美學協會主席。主要著作有《畫境探幽——中國繪畫的精神結構》《全球化與中國藝術》《全球與地方：比較視野下的美學與藝術》《中國藝術的表現性動作——從書法到繪畫》(The Expressive Actin Art：Fromcalligraphyto Art)等，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一百多篇。

第一章 現實主義文藝理論體繫建設的新起點
第一節 《講話》對新中國文學理論發展方向的指引
一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主要內涵
二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來源
三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闡釋與權威地位的確立
第二節 蘇聯文藝理論的引進
一 蘇聯文藝理論著作的翻譯引進
二 “全面仿蘇”語境下的文藝理論教材建設
三 蘇聯基礎文論的引介
四 蘇聯文論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補正
第三節 新語境下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建設
一 第一次文代會與新中國文藝政策的建構
二 新中國文藝理論教材建設

第二章 文藝批判與文藝意識形態建設
第一節 文藝批判運動的過程與反思
一 20世紀50年代初期文藝批判概說
二 關於《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三 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
四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文藝批判運動的反思
第二節 文藝組織體制化與文藝政策的推行
一 文藝組織體制化的具體實施
二 文藝政策的調整與“雙百”方針的提出
三 從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兩結合”的提出

第三章 “黑八論”與現實主義文藝理論體繫拓展
第一節 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期文藝批評
第二節 “黑八論”的主要內容及其評述
一 “真實”問題
二 題材問題的討論
三 “時代精神彙合”論
……

第四章 “美學大討論”與文藝批評觀念的互動
第五章 現實主義文藝批評發展的困境與挫折
第六章 現實主義文藝批評的歷史轉折與復興
第七章 20世紀80年代重申“文學是人學”運動
第八章 科學方法論在文學領域的歷險及其理論意義
第九章 現代主義的引人與創作方法多樣化
第十章 文學批評“向內轉”潮流
第十一章 傳統美學和文論的發現與現代轉換
第十二章 文化轉向及其影響
第十三章 西方文論的引進與中國文論主體性構建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當代中國文學批評觀念史》：
新時期文藝觀念探索在多個層面展開，本節將以文藝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繫為考察對像，來審視文藝觀念在新時代的轉變。
文藝與上層建築以及意識形態的關繫，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命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在文藝實踐領域的應用，是理解文藝和意識形態關繫的關鍵。新時期，就發生了關於文藝與上層建築關繫的討論。
新時期以來的討論，是由文藝是否屬於上層建築的討論引發的。討論的起因緣於朱光潛質疑文藝屬於上層建築的觀點“藝術是意識形態但非上層建築”，這個觀點連續地出現在他在新時期伊始所發表的兩篇論文《研究美學史的觀點和方法》（《文學評論》1978年第4期）、《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之間關繫的質疑》（《華中師院學報》1979年第1期）和《西方美學史》重版（1979年）時的序言這些論著中。
這次討論也受到了蘇聯對這個問題討論的影響，因此，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蘇聯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曾就這個問題展開過討論，其導火線是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發表。在這篇文章中，斯大林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為重新理解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繫提供了新的可能，他指出：“基礎是社會在其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這樣，上層建築中的意識形態消失了，這與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存在著一定的距離，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的關繫再次成為討論的焦點。在討論這篇文章時，特羅菲莫夫承襲了斯大林的思路，並落實到文藝上，即文藝中既包含著上層建築的因素，也就是作品的大部分思想；又包含著諸如客觀真理、審美價值等非上層建築的因素，它們比上層建築的存在更為長久。這個判斷為否定文藝的上層建築性質奠定了基礎。之後，特羅菲莫夫又繼續從斯大林那裡尋找理論的支持，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隻把文藝列入了意識形態，並沒有把文藝列入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僅僅包括政治和法律，事實上，他已經徹底地否定了文藝的上層建築屬性。他的這些觀點有一些支持者，但也遭到了多數討論者的批判。後來，《哲學問題》編輯部的綜述文章《論藝術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總結這次討論時指出，文藝既屬於上層建築，又屬於意識形態，這是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這次討論很快就對中國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學界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也展開了對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等問題的討論，某些結論也受到蘇聯的影響，其影響甚至延續到了新時期。
……

經過各位專家學者四年多的努力，這套“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終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問世了。編著這套叢書，在於對1949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從各個不同的側面進行回顧和研究，總結經驗教訓，為當下及今後文學批評的發展提供借鋻，推動中國文學藝術走上高峰之路。
70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從自我封閉到對外開放，從體繫構建到自主創新，經歷了曲折而輝煌的不平凡發展歷程。從中國文學批評發展的主流看，我們似乎可以概括為“新開端、新變化、新時期、新世紀、新時代”這樣一些時段，並對這些時段分別進行分析研究。我們也可以確定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各種文學體裁，分述針對這些文學體裁進行文學批評的歷史。我們還可以把文學與藝術交叉形成的一些新藝術門類考慮進來，考察文學批評活動是如何進入這些復雜的文學現像之中的。文學批評研究是一個理論群，涉及批評對像、批評方法、批評者身份、批評目的等，包含十分豐富的內容。我們編寫這套叢書，就是要積極面對這種復雜性，以更為寬闊的視野，盡可能收納更多內容，期待對70年中國文學批評做比較全面的評述和總結。
相比理論著作的撰寫，歷史著作的寫作有很大不同。歷史著作要展現一個過程，歸納出一些有規律性的東西；而理論著作要通過邏輯推理的展開，闡明一些道理或原則。寫70年的文學批評史，就是要將一些歷史事件，歷史上出現的觀念、思潮、理論，放回歷史語境之中來考察，再從中看到歷史是如何演進過來的。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出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同時也出現了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要求。當時，文化建設是以對舊文化進行批判為背景進行的，因此，理論的指導特別重要。以革命的理論為指導，通過文藝批評，改造舊文藝，建立新文藝，是當時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
在這一大背景之下，當時的文學理論是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及其他領導人的著作和講話提出的文學思想、方針和政策為主體形成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毛澤東文藝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當時中國革命根據地文藝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權，面臨著比革命戰爭時期更為復雜的情況，面臨著讓新的文藝思想占領文藝批評領域，以及在大學課堂裡講授新的文學理論的任務。基於這一需要，我們在當時引進了許多蘇聯的文學理論，包括蘇聯的文論教材體繫。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形成了理論和批評建設的熱潮，當時所倡導的文藝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使文藝批評的理論和實踐建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50年代的文藝爭鳴，以及當時出現的一些關於“現實主義”的批評觀念，都是極其寶貴的。但是，這些積極探索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到錯誤的批判。改革開放後，文藝批評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對新時期文藝的繁榮發展起到了推動和引領的作用。在此後的一些年，隨著國外一些文學批評理論的引入，中國的文學批評又有了新的變化。一方面，引進國外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給中國的文藝理論批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用國外理論剪裁中國文藝，使之成為西方理論注腳的現像。一些引進的理論不僅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進行有效的文藝評論，反而扭曲中國的文藝，或者將文藝現像抽離，成為理論的空轉。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文藝本身，構建立足於本土經驗的文藝批評理論，就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今天，站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之上，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感慨、感嘆、感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所感悟。中國人講“以史為鋻”，歷史要成為當下的“資治通鋻”。研究歷史，要照亮當下，指引未來。努力創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繫，應該是我們今天的中心任務。
構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繫，要堅持實踐性。理論要與實踐結合，特別是與批評結合，文學理論要指導文學批評，文學批評要在文學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由此更進一步，要發展批評的理論。這種批評的理論，不是實用批評手冊，而是關於批評的深層理論思考。這種批評的理論，也不尋求在各種文學體裁和各門藝術中普遍適用，而是在研究它們各自的特殊性的基礎上，尋求其相通性。從實踐中來，形成理論之後，再回到實踐中接受檢驗。
構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繫，要本著“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吸收一切對我們有用的理論資源。但是，這絕不是照搬照抄、簡單套用。我們曾經用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來闡釋當代的文藝實踐，從歷史上看，這樣做在當時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黑格爾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上述做法曾有其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合理性。但是，黑格爾還說，一切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應當實現出來的。古代文論不能完全符合當代中國的文藝實際，西方文論更不能很好地符合當代中國的實際。我們必須在吸取多方資源的基礎上，立足中國實際，推進理論創新，用新時代的新理論，闡釋和指導當代中國的文藝實踐，包括中國文藝批評實踐。
構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繫，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理論建設的努力一脈相承的。這也是我們編輯這套“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初衷。馮友蘭先生在談到哲學史時，曾區分了“照著講”和“接著講”。對於歷史事實，對於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思想，我們要“照著講”，不要講錯了，歪曲了前人的思想。但僅僅是“照著講”還不行，照著講完了，還需要“接著講”。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要面對新情況、進行新總結、講出新話來。反過來看，“接著講”與“照著講”也是一種承續關繫。歷史不能隔斷，隻有反思歷史，纔能展望未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作品”，這對文學批評提出了新的要求，確立了新的標準。我們要守正創新、不離大道，在新的時代，創新發展文學批評理論，助力中國文藝走向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