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列米佐夫寫於俄羅斯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描寫“小人物”的,那麼,他在國外的許多作品,依舊是以“大地上被壓制的生命”為主要關注對像的。這一題材側重在他20—30年代的作品中有著不同形式的體現。《城市的喧嘩》(1921)表現出人類生活中充滿了混亂,宿命論思想控制著許多人。作家似乎到處都看見、聽見、感覺到了痛苦。他描寫了隨處可見的痛苦,並且把自己內心的悲劇感提到這樣一種高度,即:悲劇在他那裡成為“存在”的一種原則。《斷片:羅贊諾夫書信》(1923)由羅贊諾夫的信件、便條和列米佐夫的答復構成,一方面是兩位作家對人生、歷史、時代和日常生活的印像、感覺和沉思的記載,其中不乏格言警句式的議論與隨想;另一方面又以信件之問的說明性文字中傳達了列米佐夫在異域環境中對當年的彼得堡知識界生活、對已故的羅贊諾夫本人的懷念。《寫在文字中的俄羅斯》(1922)同樣顯示出作家對民族生活和時代事件的思考。對於作家來說,這“寫在文字中的俄羅斯”就是真正的、不朽的俄羅斯。列米佐夫對生活中悲劇性現像的敏感、對弱者的同情,同樣表現在這後兩部作品中。這些作品還表明,語言的形像性是列米佐夫創作生命之樹上最有活力的枝葉。他善於從各個不同時代的,甚至是“陳腐”、古舊的語言中尋找出有生命力的詞彙來,一經使用,便顯示出高度的形像性。
《被掀動的羅斯》(1927)是列米佐夫寫於國外的一部重要作品。作品的背景是1917年兩次革命前後的彼得格勒。但作家無意於寫出一部由宏大的歷史場景、叱咤風雲的人物和真實的歷史文獻等構成的史詩,而是要創造一部個人日常生活的綜合性的編年史,同時又是關於俄羅斯的思想的編年史,通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與個人心靈中的“偶然的”思想閃現,描繪出一幅全景圖。作者把人們帶到了1916—1921年間俄羅斯歷史發生變動時期的彼得格勒,描寫了那時的涅瓦河畔、聚集的人群、民眾的行進隊列、門房的小屋、取暖棚、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一面是充滿激情的、暴風雨般的、火山爆發式的預言性場面,一面是平緩的生活之流,“沒有屈服的”居民日常活動,家庭生活的傳統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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