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工的社會保護與市民化研究》研究了農民工的社會保護特征及對其市民化的影響，構建基於可持續生計的社會保護理論，將家庭保障、企業保障和社會保障等多個維度統一納入到社會保護的分析框架中，梳理農民工應對生計風險的保障因素，刻畫農民工社會保護特征；考察不同類型社會保護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和作用機制。
《中國農民工的社會保護與市民化研究》不僅對於社會支持政策的完善和健全具有重要啟示，而且有助於科學理解和洞察農民工應對生計風險的策略選擇和保障能力，還可以為戶籍制度改革的全面有序推進提供理論支撐。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本質是人的城鎮化，市民化不隻是給予農民工市民身份，同時要建立起相應的社會保護體繫，讓農民工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防止城市病，防止出現新移民的貧困和邊緣化現像。

石智雷（1984-），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管學院副教授，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文瀾青年學者。主要從事人口遷移與健康經濟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項、省部級課題8項。在《管理世界》、《社會學研究》、China Review和Habitat International等國內外期刊上發表論文90餘篇，出版學術著作6部。獲“第六屆全國人口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七屆全國人口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湖北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霍英東教師獎、2015年被評為全國人文社科類具影響力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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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農民工市民化路徑的反思
第一節 農民工市民化的困境
一 第一代農民工：年輕外出、年老返鄉
二 第二代農民工：回不去的農村、融不進的城市
第二節 三種有影響的市民化思路
一 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
二 農民工社會資本培育
三 戶籍制度改革與基本公共服務提供
第三節 當前的政策方案
一 戶籍制度改革
二 市民化的成本
三 財政轉移支付忽視了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
四 現有財政轉移支付阻礙了農民工市民化
第四節 挑戰與解決方案

第二章 基於可持續生計的農民工社會保護：一個分析框架
第一節 可持續生計理論
第二節 基於可持續生計的農民工社會保護分析框架
一 農民工的社會保護及對其市民化的影響
二 農民工社會保護的內在維度
三 從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到社會保護
第三節 樣本選擇與數據說明
一 研究對像及調查內容
二 抽樣方法
三 樣本量及其分配

第三章 市民化進程中農民工生計狀況與生計風險
第一節 農民工在城市生計行為的階段性特征
第二節 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計風險
第三節 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計資本
一 農民工在城市中的住房狀況
二 影響農民工住房選擇因素的實證分析
第四節 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計支持：就業與社會保障
一 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現狀
二 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現狀
三 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比例較低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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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應對生計風險的農民工社會保護狀況
第五章 相關保障性因素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
第六章 農村社會保護與農民工返鄉
第七章 城市社會保護與農民工市民化
第八章 社會保護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機制分析
第九章 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保護體繫

參考文獻
後記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核心命題。2016年，我國農民工總數達到28171萬人。農民工有很強的城市融入意願，他們渴望成為城市的一員，融人城市生活。但是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遷入城市務工、經商，並未像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口城市化過程那樣，實現市民化的真正轉變。一小部分條件較好的農民工，通過積分制或購買住房等方式，獲得了城市戶籍，實現了市民身份的轉變。但是大部分農民工還存在收入水平低、就業不穩定、發展機會少、生活壓力大等諸多問題。他們依然處在城市的邊緣，社會認同趨於模糊化、不確定和不穩定化，無法融人城市社會，隻能在城鄉之間候鳥式遷移。這種不徹底的轉移方式，一方面起不到農民轉移就業、使土地向務農勞動力穩定流轉和集中的作用，不利於農村和農業發展；另一方面農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和融合，不利於中國人口城市化的進程。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目標。足見中央政府對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重視，但是，就如何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並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
很多人關注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戶籍制度等因素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但是農民工文化程度低和社會關繫的缺乏短時期內難以改善；農民工在城市中社會網絡規模小、結構單一、同質性高，反而阻礙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從部分地區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來看，即使政策放開給予農民工市民身份和福利，很多農民工也難以在城市生存下來。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由於在城市中保障性資源的缺乏，實現市民身份轉變的農民工面臨更嚴重的脆弱性和陷入貧困的風險。但是由於市民化成本的巨大壓力，戶籍制度改革不可能滿足農民工市民化的所有需求，社會保護纔是亟須解決的問題的核心。
農民工難以走出“年輕時外出務工，年老時回流農村”的怪圈，表面上看是由於戶籍制度的限制，未能實現市民身份轉變，而實質上其根本癥結在於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民工在城市的生計風險逐漸增加，而在城市中保障因素逐漸缺乏，使他們不得不返回農村。社會保護是居民用以維持生計的資源或者權利，具體而言就是在具備勞動能力時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失去勞動能力後有維持生計的保障。政府、企業和家庭分別從不同的層面提供社會保護，政府主要可以提供制度性社會保障，包括勞動合同制度和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險制度；企業可以提供就業保障，確保農民工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家庭主要可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包括照料和物資保障等。農民工市民化進展緩慢的重要癥結在於農民工城市社會保護的缺失、，而農村社會保護因素的不可替代性和強大吸引力又進一步增強了農民工的回流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