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保留研究》以行政與立法的關繫為主線，以行政保留的概念、理論和制度體繫建構為核心，以行政與立法的權限劃分和建構科學合理的立法體制為目標，堅持理論借鋻和現實關照的統一，分析論證嚴密，理論體繫完整，理論創見性高，是國內第一部完整闡釋和論證行政保留的力作。
在研究對像和研究方法上，《行政保留研究》以規範層面的行政保留為主要研究對像，兼顧理論的完整性和實證研究的全面性，綜合采納價值分析、規範實證分析、比較研究等研究方法，力求去除意識形態的影響，成功地解決了行政保留的理論基礎、憲法依據等理論難題，形成了一個比較嚴謹的理論範疇與制度體繫。

門中敬，男，1970年1月生，中共黨員，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山東大學法學院（威海）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第三屆山東省十大優秀中青年法學家，山東大學傑出中青年學者（二層次）。主要學術兼職包括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理事、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人大制度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山東省法學會黨內法規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省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等。目前主要從事寬容與憲法解釋、立法體制、立法權和行政權基礎理論、公法體繫理論、法治政府理論創新與實踐等方面的研究。

引論
第一章 行政保留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形態
第一節 君主立憲時代的行政保留
第二節 民主法治時代的行政保留
第三節 行政國時代的行政保留

第二章 行政保留概念界定中的學理爭議及衍生類型
第一節 憲法位階與法律位階的行政保留
第二節 事實上的行政保留或寬松意義的行政保留
第三節 規範行政保留與個案行政保留

第三章 行政保留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
第一節 全面法律保留之檢討
第二節 行政保留的理論基礎
第三節 行政保留的現實意義

第四章 行政保留的憲法基礎
第一節 權力分立原則作為行政保留的憲法基礎
第二節 權力分立原則作為行政保留的憲法基礎之檢討
第三節 功能性權力分工原則作為行政保留的憲法基礎

第五章 德國議會內閣制憲法架構下的行政保留
第一節 行政與立法的關繫及其制度邏輯
第二節 行政保留的理論建構
第三節 行政保留的表現形式與制度現狀

第六章 美國總統制憲法架構下的行政保留
第一節 行政與立法的關繫及其制度邏輯
第二節 三權分立與禁止授權原則
第三節 行政保留的表現形式與制度現狀

第七章 首長制憲法架構下的行政保留
第一節 行政與立法的關繫及其制度邏輯
第二節 自主行政命令權的性質
第三節 行政保留的表現形式與制度現狀

第八章 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憲法架構下的行政保留
第一節 國務院在行政與立法關繫中的職能定位
第二節 規範行政保留的憲法依據
第三節 規範行政保留的判斷標準
第四節 國務院自主規範制定權的性質
第五節 憲法與行政法意義的法律保留之區分
第六節 職權立法的意義重構

第九章 我國立法體制的未來發展
第一節 行政保留的範圍問題及制度設計路徑
第二節 立法體制的基本類型與授權立法的界限
第三節 建立與行政保留制度相適應的法律規制模式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行政保留研究》：
在我國，相較於法律保留，行政保留的概念、原則和理論體繫尚處於建構階段，公法學界對其還很陌生，相關研究也基本處於空白狀態。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長期以來“依法行政”難於真正落到實處，建構一般行政保留的概念往往比較困難。另一方面，公法學界基於人權保障的現實訴求和推動民主法治發展的歷史責任感，往往會給予法律保留更多的關注，而較少關注到行政保留。
不過，推動民主法治化進程和強化法律保留的制度設計，並不必然意味著行政權應當完全臣服於立法權。因為，在因行政濫權而不斷強化“依法行政”的過程中，人們還應當保持相當的理性和清醒的頭腦，以防止從“行政不受立法控制”的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行政被捆綁住而無所作為”。前世之不忘，後事之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德國和第三、第四共和時期的法國，都曾因“立法權高度擴張”和“國會過度規範”的問題，引發了學者們的廣泛批評，提倡行政權應有憲法保障的自主地位和空間。
職是之故，有學者指出，從以法國為代表的各種議會制的實踐來看，當行政權對立法權的依附過於嚴重時，往往會導致國家權力配置的各種弊端，這些弊端表現形式各異，重則行政部門不穩，國家應對危機的能力低下，輕則行政部門無法為實現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目標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在近代立憲主義有效地馴服了行政權這匹“野馬”後，就不得不重新調整分權政策，適當地維護行政部門的自主性，對議會權力過重予以防範。
有的學者認為，行政如果脫離代議機關的監督，將喪失其合法性。況且，我國目前並未馴服行政權這匹“野馬”，也不存在“立法權高度擴張”和“國會過度規範”的問題，自然也就不存在行政保留理論的借鋻引入以及制度建構問題。雖然如此，但也應當注意到，建構行政保留理論和制度體繫的根本目的，不是要防止立法權或司法權過度干預行政權，而是要促進行政權的積極作為和國家作用的實現，而當前的現實情況卻是，在不斷強化“依法行政”和“責任行政”的過程中，行政權尤其是行政的規範制定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加之執政黨不斷加大反腐和責任追究的力度，行政權開始出現“害怕擔責”“縮手縮腳”“消極不作為”等現像。此等現像的發生，雖然與域外的“立法權高度擴張”和“國會過度規範”關聯性不大，但也是必須面對的一個中國式公法命題。如果認為目前行政權濫權的現像嚴重而過於快速且無限度地打壓行政權，不僅不利於我國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培育，而且會產生削弱法律權威的不利後果。況且，議會至上和法律保留的理論及其制度設計雖有進一步強化的必要，但也無法應對當今“行政國”時代行政化所帶來的挑戰。
還有學者擔心，行政保留的理論和制度設計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行政濫權的現像。這種擔心也是大可不必的。因為，由於法律保留已將“重要事項”排除於行政自主的範圍之外，即便是行政保留不限於不對外生效的內部行政規範領域，也僅具補充法律保留之規範不足的作用。竊以為，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建構尚不夠完善的當下，過度倡導法律保留和人大主導立法的做法，不僅不會將行政權“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而且會帶來籠統且不受限制的授權立法，從而影響到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威（法律的權威）。況且，借助行政保留理論對立法與行政的權限進行科學劃分，不僅不會使之成為行政濫權的工具，反而能夠發揮其限制行政權的特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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