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與輔臣
康熙初年，因康熙帝幼齡，由四位輔臣輔政，清入關後出現第二次皇權與皇位分離。中國封建社會經歷了最後一次改朝換代後，人心思定，百廢待興。王朝最高權力相對分散，對治理一個千瘡百孔的泱泱大國固然不利。另一方面，輔政體制的實施，使清廷在這一特定時期內能夠保證其統治的延續性和穩定性，避免百姓再受動亂之擾。
四輔臣在輔政任上恪盡職守，但卻不是高瞻遠矚的政治家。他們的思想觀念從總體看比較僵化、保守，未能隨著清入關後客觀環境的變化與時俱進。他們對順治帝信任漢臣，疏遠滿蒙王公等做法深惡痛絕，於是在施政中堅持首崇滿洲方針，凡事遵照太祖、太宗之例辦理。這一治國理念遠遠落後於新的客觀形勢。雖然輔臣在推進清初統一戰爭中效績顯著，但於制定文化政策、處理滿漢關繫等重要方面有明顯倒退。康熙帝親政後，改變輔臣的保守政策，確定以崇儒重道為基本國策，為清朝發展重新確立了方向。清朝社會逐步由亂而治，邁入康乾盛世。
輔臣對孝莊、康熙帝為代表的清皇室忠心耿耿。輔政初期，輔臣之間比較團結。輔政後期，輔臣內部發生分裂。鼇拜等人與蘇克薩哈的矛盾根源，是久已存在的兩黃旗與正白旗之間的利益之爭。康熙帝親政後獨掌大權，不能容忍輔臣代行皇權狀況長久存在。他希望輔臣自行辭政，但鼇拜不願主動放權。雙方僵持未久，康熙帝尋找借口，清除鼇拜，結束輔政。
康熙帝並非生而睿智果敢。他的纔具來自施政實踐中的挫折和磨練。這一實踐過程，始於親政之前。在他接觸並參與政事初期，也有無能為力、表現軟弱之時。由於他的遷就忍讓，由於他面對議政王大臣免冠叩請顯露膽怯之色，致使鼇拜等先是枉殺蘇納海等人，繼之枉殺蘇克薩哈等人。康熙帝後來一再為自己辯解，但對此兩事，特別是後一事，他確實負有較大責任。
孝莊太皇太後與輔臣的思想觀念較為接近，對鼇拜執意枉殺蘇克薩哈等人不願過問，不予阻止。這其中有歷史淵源、個人恩怨等多種因素，需要進一步研究。
鼇拜的成罪過程及其供述表明，他的罪款中有不實之辭，可能還有替人受過之處。由此可見清初滿洲統治集團權力鬥爭的殘酷性，以及後宮內部的尖銳矛盾與激烈競爭。
當事之人回顧親身經歷的歷史，往往更具理性而顯大度。當年康熙帝十六歲，為收回輔政權力而構罪於鼇拜，拘禁致死。在他耳順之年（五十二年），又於諸王貝勒前大力表彰鼇拜的功績。他說：“我朝從征效力大臣中，莫過於鼇拜巴圖魯者。伊功勞冊大內現有，朕常念與近御大臣侍衛等聽之。”特追贈鼇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一等男）世職，以鼇拜親弟之孫蘇褐承襲。雍正九年（1731），追封鼇拜為超武公。清廷重新評價鼇拜，亦即對康熙初年輔政體制及四輔臣於清朝發展所做貢獻予以肯定。康熙帝與四輔臣在處理滿漢關繫等方面有重大分歧，然而相關史料顯示，這並非清除鼇拜、結束輔政的直接原因。說到底，康熙帝與鼇拜的衝突是權力鬥爭，雙方在維護、鞏固清朝統治這一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
有關四輔臣輔政及鼇拜罪案的數則滿文檔案，能夠使我們對那一時期若干重要事件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康熙帝的言行及其思想變化有較為細致的了解，彌足珍貴。可是，現存滿文檔案的總體數量，大大少於漢文檔案。四輔臣輔政及鼇拜罪案的滿文檔案隻存留數則，它們所揭示的內容，相當一部分在《清聖祖實錄》等漢文史籍也有記載。經比勘，無重大歧意。審問鼇拜等人的情況，於現存滿文檔案內無載，在漢文檔案中卻有集中反映。這就表明，滿文史料雖然能夠起到漢文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像漢文史料一樣，在清史研究中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以，我們在充分發掘利用滿文史料同時，也要充分發掘利用漢文史料。滿、漢史料並重，以兩者相互補充，纔能將清初宮廷政治史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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