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精裝珍藏版）》是西方現代思想叢書的第十六種，也是本叢書第二次選譯米瑟斯的著作。作為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家，並且是所謂“繼門格爾和龐巴維克奧地利學派的第三代領袖，”他和他學派“對20世紀西方經濟學學術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這套展現西方現代思想，特別是經濟思想的叢書選擇米瑟斯及其著作也是很自然的事。不過，《社會主義》令人的印像卻似乎是一部對社會主義進行全面批評的書，單單這一主題，就可能遭到許多國人情感上的拒斥。然而，米瑟斯所講的“社會主義”與我們理解的社會主義差別很大，這裡有必要對此加以說明：
第1，《社會主義》一書有關“社會主義”的含義比我們通常的理解要寬泛的多。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德國和奧地利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時計劃經濟體制、羅斯福新政、阿根廷庇隆總統的國家工業化政策等，總之，一切具有國家干預傾向的思想和政策，統統被米瑟斯歸於“社會主義”名下。（見《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精裝珍藏版）》“譯者的話”），而實際上米瑟斯書中批評的所謂“社會主義”，常常是被我們稱之為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而來的，現在為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所遵奉的“民主社會主義”。因此，當米瑟斯在書中批評他所謂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時，那些被批判的東西恰恰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如《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精裝珍藏版）》第1卷1-4章中涉及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方面若干問題的討論。這充分暴露了米瑟斯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缺乏嚴肅的、深入細致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必為此本能地“對號入座”。並且鋻於全書通篇高頻率的“社會主義”的詞組，在《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精裝珍藏版）》中正文中為整潔版而起見，不再逐一加上雙引號，特此說明。
第二，當他談論我們所熟悉的社會主義時，他這時所指的則又是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可被視為《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精裝珍藏版）》前奏的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價值計算》發表於1920年，《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精裝珍藏版）》出版於1922年，正是蘇維埃俄國結束戰時共產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一年多之後。據此推斷，《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精裝珍藏版）》的寫作應該正值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而當時，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把計劃經濟理解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今天，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使我們在實踐上早已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理論上也進行了與時俱進的創新。
第三，即便米瑟斯全面批評社會主義，也應當聽聽他究竟說些什麼。翻譯出版米瑟斯的著作，絕不意味著我們贊同他的觀點，隻是從保證其著作的完整性的角度纔全文翻譯出版了這部《社會主義》，以供研究、批判、參考之用。同時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創造的經濟奇跡，我們應該有更大的自信：社會主義者如果堅信自己理論的科學性，有制度自信，就沒有任何理由害怕批評；從對手的批評中汲取有用的東西，這應該是社會主義者的胸懷。至於米瑟斯的批評中某些情緒化的論述，對此我們隻能報以不屑。我們相信讀者能夠正確區分正當批評和非學術性的攻擊。
第四，就米瑟斯的學術影響而言，人們的評價或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公認的：他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觀點和論證，在20世紀經濟學史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米瑟斯認為，要進行合理的經濟計算，必須有某種方式對不同的商品進行評估。

《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精裝珍藏版）》：
暴力原則的統治當然不限於財產領域。隻相信實力，不是從契約而是從無休止的衝突中追求基本福利，這種精神彌漫於全部生活之中。人類的全部關繫是按照“弱肉強食”法則確立的，這一法則其實是對法律的否定。不存在和平，充其量隻有休戰。
社會是從最小的協作團體發展起來的。人們為維持和平而結成的小圈子最初是十分有限的。這種小團體在數千年的歲月裡逐漸擴大，直到覆蓋除文明水平最底的半野蠻民族之外的人類絕大部分的國際法共同體及和平聯盟。在這一共同體內，契約原則的力量並不是在所有的領域都一樣。大體上說，它在財產領域得到了最完整的承認，在涉及政治統治問題時它最軟弱無力。至於在外交政策領域，迄今為止僅限於制訂限制暴力原則的交戰規則。除了新近發展起來的仲裁程序，國家間的爭端本質上依然是用武器這種最常見的古老手段決出勝負。但是，正如最古老的法律對決鬥的裁決，用交戰決出勝負也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認為在國家聞的交往中是對外國暴力的恐懼纔使得劍不出鞘，同樣是錯誤的。數千年來一直活躍於國家外交政策中的約束力，已經把和平的價值置於軍事勝利的收益之上。在今天，甚至最強大的軍閥也不能對開戰須有正當理由這一法條的影響完全置之不理。發動戰爭的人總是竭力證明自己有正當理由i是在進行自衛或至少是預防性自衛；這是對法律與和平原則的莊嚴承認。任何公然信奉暴力原則的政策，都會招致全世界的一致反對，最終使它就範。
在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中，人類的智慧明白了要用和平原則戰勝暴力原則。在這種哲學中，人類首次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了說明。它拆除了籠罩著強權的浪漫光環。它教導人們說，戰爭不僅有害於被征服者，也有害予征服者；社會產生於和平的努力；社會的本質是締造和平；和平而非戰爭纔是萬物之母，惟有經濟活動為我們創造財富；不是戰爭而是勞動帶來幸福；和平是建設，戰爭是毀壞。各民族本質上是和平的，因為他們承認和平的顯著效用。他們隻接受自衛戰爭，不要侵略戰爭。想打仗的是君主，他們希望以此獲得金錢、財富和權力。各民族的使命就是剝奪他們發動戰爭的手段，阻止他們滿足自己的欲望。
自由主義對和平的熱愛並非像貝莎·蘇特納及其同道那樣，是出於博愛的考慮。它也絕沒有那種試圖以國際會議中的清醒與嗜血的浪漫主義進行搏鬥的灰心情緒。它對和平的偏愛，並不是一種與其他各種可能的信念相一致的消遣。愛和平就是自由主義社會理論本身。凡是主張各民族的經濟利益相互交融，對領土大小和國家邊界不感興趣的人，凡是克服了集體主義觀念，對“國家的榮譽”這類說法難以理解的人，看不出侵略戰爭有任何正當理由。自由主義的和平主義是自由主義社會哲學的產物。自由主義致力於保護財產，反對戰爭，這不過是同一條原則的兩種表述。
……

《社會主義》在1922年初版時，它的衝擊是深刻的。它逐步地、但也是根本性地改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返大學校園的許多青年理想主義者的信念。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是他們中的一員。
我們感到，我們成長於其中的那個文明已經崩潰。我們立志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正是這種再造社會的渴望，鞭策我們投身經濟學研究。社會主義許諾給我們一個更加理性、更加公正的世界。此時，《社會主義》問世了。我們的信念坍塌了。《社會主義》對我們說，我們的方向錯了。
這一心路是我的許多同輩都經歷過的，他們後來很知名而當時互不相識，德國的羅普克和英國的萊昂內爾·羅賓斯是這當中的佼佼者。我們當初都不是米瑟斯的學生。在奧地利政府一個臨時機構工作時我開始認識他，該機構負責落實《凡爾賽條約》中的某些條款，他是我的上司，是該部門的主任。
當時，米瑟斯以反通貨膨脹的鬥士而著名。他的意見早已引起政府的注意；他以維也納商會金融顧問的身份，奔走呼號，力勸政府采取唯一還有可能避免金融徹底崩潰的措施（在他手下工作的前八個月裡，我的名義工資比最初的數額上漲了200倍）。
在1920年代早期的我們這些大學生眼裡，米瑟斯看上去是個深居簡出的大學講師，此人十多年前出版過一本書，該書以出色地運用奧地利邊際效用貨幣分析理論而著名，被馬克斯·韋伯譽為有關該課題的最令人滿意的著作。或許我們也應該已經知道，在‘1919年他還出版過一本很有思想和遠見的專著，涉及社會哲學的很多方面，如民族、國家和經濟等。但是，這本書從未廣為人知，我也是在維也納的政府部門做他的屬下時纔讀到它。不管怎麼說，《社會主義》的出版使我殊感喫驚。因為就我所知，此前極度繁忙的十年間，他不可能有閑暇埋頭學術研究。然而這卻是關於社會哲學的重要著作，它見解獨到而證據詳盡，他的評述表明，他熟知這個專題的大部分文獻。本世紀最初的12年間，直到服兵役之前，米瑟斯致力於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如同20年後的我輩，他是被當時對“社會政策”（Sozialpolitik）——種與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相近的思想——的時髦關切帶入這些題目的。當他還是維也納大學年輕的法學學生時，就出版了第一本書，該書充滿了致力於“社會政策”問題的德國“歷史學派”主流經濟學家的氣息。他後來甚至還加入過其中的一個組織，該組織曾鼓動一家德國諷刺周刊給經濟學家們下定義，說他們是一幫忙於丈量工人的住所然後說房子太小的人。也是在這一過程中，在作為法學研修內容之一的政治經濟學課堂上，他通過已近退休的卡爾·門格爾教授的《經濟學原理》而接觸到經濟學理論。正如米瑟斯在自傳殘稿中所言，是這本書使他成了經濟學家。這也是我曾經歷過的，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米瑟斯原本的興趣主要在歷史方面，所以，他的一生是理論家中罕見的具有淵博歷史知識的一生。但是，不滿意於史學家、特別是經濟史學家解釋史料的方式，最終使他轉向了經濟理論。有一個人是他的靈感的主要來源，即從奧地利財政部長位置上卸任重回大學執教的埃岡·馮·龐巴維克。大戰前的10年間，龐巴維克的研討班是討論經濟理論問題的重要中心。它的參加者包出色地運用奧地利邊際效用貨幣分析理論而著名，被馬克斯·韋伯譽為有關該課題的最令人滿意的著作。或許我們也應該已經知道，在’1919年他還出版過一本很有思想和遠見的專著，涉及社會哲學的很多方面，如民族、國家和經濟等‘糾。但是，這本書從未廣為人知，我也是在維也納的政府部門做他的屬下時纔讀到它。不管怎麼說，《社會主義》的出版’31使我殊感喫驚。因為就我所知，此前極度繁忙的十年間，他不可能有閑暇埋頭學術研究。然而這卻是關於社會哲學的重要著作，它見解獨到而證據詳盡，他的評述表明，他熟知這個專題的大部分文獻。本世紀最初的12年間，直到服兵役之前，米瑟斯致力於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如同20年後的我輩，他是被當時對“社會政策”（Sozialpolitik）——種與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相近的思想——的時髦關切帶入這些題目的。當他還是維也納大學年輕的法學學生時，就出版了第一本書‘們，該書充滿了致力於“社會政策”問題的德國“歷史學派”主流經濟學家的氣息。他後來甚至還加入過其中的一個組織，該組織曾鼓動一家德國諷刺周刊給經濟學家們下定義，說他們是一幫忙於丈量工人的住所然後說房子太小的人。也是在這一過程中，在作為法學砑修內容之一的政治經濟學課堂上，他通過已近退休的卡爾·門格爾教授的《經濟學原理》D1而接觸到經濟學理論。正如米瑟斯在自傳殘稿’明中所言，是這本書使他成了經濟學家。這也是我曾經歷過的，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米瑟斯原本的興趣主要在歷史方面，所以，他的一生是理論家中罕見的具有淵博歷史知識的一生。但是，不滿意於史學家、特別是經濟史學家解釋史料的方式，最終使他轉向了經濟理論。有一個人是他的靈感的主要來源，即從奧地利財政部長位置上卸任重回大學執教的埃岡·馮·龐巴維克。大戰前的10年闊，龐巴維克的研討班是討論經濟理論問題的重要中心。它的參加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