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田野與社會
——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追求與實踐
行龍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和概念總是不斷出新五花八門的。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歷程，我們引進接受了很多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概念。現代化理論、“中國中心觀”、年鋻派史學、國家—社會理論、“過密化”“權力的文化網絡”“地方性知識”、知識考古學、後現代史學，如此等等，林林總總。引進接受的過程既是一個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跟進而讓人疲憊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在不斷地反思，也在不斷地前行。中國社會史研究深受西方有關理論概念的影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又不時地聽到或看到對西方理論概念盲目追求一味模仿的批評，建立中國本土化的社會史概念理論的呼聲在我們的耳畔不時響起。
這裡的走向田野與社會，卻不是什麼新的概念，更不是什麼理論之類。至多可以說，它是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三代學人從事社會史研究過程中的一種學術追求和實踐。
“走向田野與社會”付諸文字，最早是在2002年。那一年，為慶祝山西大學建校100周年，校方組織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其中一本是由我主編的《近代山西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此書有一個副標題就叫“走向田野與社會”，其實是我和自己培養的最初幾屆碩士研究生撰寫的有關區域社會史的學術論文集。2007年筆者的另一本書將此副題移作正題，名曰《走向田野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記得2004年9月的一個晚上，我在山西大學以“走向田野與社會”為題的講座中談到，這裡的“田野”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相對於校園和圖書館的田地與原野，也就是基層社會和農村；二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參與觀察實地觀察的方法。這裡的“社會”也有兩層含義：一是現實的社會，我們必須關注現實社會，懂得從現在推延到過去或者由過去推延到現在；二是社會史意義上的社會，這是一個整體的社會，也是一個“自下而上”視角下的社會。
其實，走向田野與社會是中國歷史學的一個悠久傳統，也是一份值得深切體會和實踐的學術資源。我們的老祖宗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此他遊歷名山大川，了解風土民情，采訪野夫鄉老，搜集民間傳說。一個《河渠書》，太史公“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可謂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及至晚近，“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幾成為中國傳統知識文人治學的準則。我的老師喬志強（1928—1998）先生輩，雖然不能把他們看作為傳統文人一代，但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體認卻比吾輩要深切許多。即使是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環境下，他們也會在自己有限的學問範圍內走出校園，走向田野。喬先生最早出的一本書，是195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順起義史料彙編》，該書區區6萬字，除抄錄第一歷史檔案館有關上諭、奏折、審訊記錄稿本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采訪當事人後人及“訪問其他當地老群眾”，召開座談會收集而來的民間傳說。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在教學之餘，又開始留心搜集山西地區義和團史料。現在學界利用甚廣的劉大鵬之《退想齋日記》《潛園瑣記》《晉祠志》等重要資料，就是他在晉祠聖母殿側廊看到劉大鵬的碑銘後，順籐摸瓜，實地走訪得來的。1980年，當人們還沉浸在“科學的春天”到來之際，喬志強先生就推出了《義和團在山西地區史料》這部來自鄉間田野的重要資料書，這批資料也成就了他早年的山西義和團研究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史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喬志強先生以其敏銳的史家眼光，開始了社會史領域的鑽研和探索。我們清楚地記得，他與研究生一起研讀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一起討論提綱著書立說，一起參觀考察晉祠、喬家大院、丁村民俗博物館，一起走向田野訪問鄉老。一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被學界譽為中國社會史“由理論探討走向實際操作的第一步”，成為中國社會史學科體繫初步形成的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在《中國近代社會史》的長篇導論中，喬先生在最後一個部分專門談“怎樣研究社會史”，認為“歷史調查可以說是社會史的主要研究方法”，舉凡文獻資料，包括正史、野史、私家著述、地方志、筆記、專書、日記、書信、年譜、家譜、回憶錄、文學作品；文物，包括金石、文書、契約、圖像、器物；調查訪問，包括訪談、問卷、觀察等，不厭其煩，逐一道來，其中列舉的山西地區鐵鑄古鐘鼎文和石刻碑文等都是他多年的切身體驗和辛苦所得。
喬志強先生對歷史調查和田野工作的理解是非常樸實的，其描述的文字也是平淡無華的，關於“調查訪問”中的“觀察”，他這樣寫道：
現實的社會生活，往往留有以往社會的痕跡，有時甚至很多傳統，特別如民俗、人際關繫、生活習慣，這些就可以借助於觀察。另外還可以借助於到交通不便或是人際關繫較為簡單的地區去觀察調查，因為它們還可能保留有較多的過去的風俗習慣、人際往來等方面的痕跡，對於理解歷史是有用處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第30—31頁）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至今，重溫先生樸實無華的教誨，回想當年跟隨先生走村過鎮的往事，我們為學有所本親炙教誨感到欣慰。
走向田野與社會，又是社會史的學科特性決定的。20世紀之後興起的西方新史學，尤其是法國年鋻學派史學在批判實證史學的基礎上異軍突起，年鋻派史學“所要求的歷史不僅是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而且還是經濟史、人口史、技術史和習俗史；不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歷史，而且還是所有人的歷史；這是結構的歷史，而不僅僅是事件的歷史；這是有演進的、變革的、運動著的歷史，不是停滯的、描述性的歷史；是有分析的、有說明的歷史，而不再是純敘述性的歷史；總之是一種總體的歷史”（勒高夫等主編：《新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頁）。100年前，梁啟超在中國倡導的“新史學”與西方有異曲同工之妙，20世紀80年代恢復後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更以其“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的雄心登壇亮相。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歷史研究使歷史變得干癟枯燥，以大人物和大事件組成的歷史難以反映歷史的真實，全面準確地認識國情把握國情，需要我們全面地繫統地認識歷史認識社會，需要我們還歷史以有血有肉豐富多彩的全貌。可以說，中國社會史在順應中國社會變革和時代潮流中得以恢復，又在關注社會現實的過程中得以演進。
因此，社會史意義上的“社會”，又不僅是歷史的社會，同時也是現實的社會。通過過去而理解現在，通過現在而理解過去，此為年鋻派史學方法論的核心，第三代年鋻學派的重要人物勒高夫曾宣稱，年鋻派史學是一種“史學家帶著問題去研究的史學”，“它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視從現時出發來探討歷史問題”。
很有意思的是，半個世紀以前，錢穆先生在香港某學術機構做演講，有一講主題即為“如何研究社會史”，他尤其強調：
要研究社會史，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歷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歷史的張本。歷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會，社會上所有則是先前的歷史，此兩者本應聯繫合一來看。
要研究社會史，決不可關著門埋頭在圖書館中專尋文字資料所能勝任，主要乃在能從活的現實社會中獲取生動的實像。
我們若能由社會追溯到歷史，從歷史認識到社會，把眼前社會來作以往歷史的一個生動見證，這樣研究，纔始活潑真確，不要專在文字記載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國歷史研究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52—56頁）
喬志強先生撰寫的《中國近代社會史》導論部分，計有社會史研究的對像、知識結構、意義及怎樣研究社會史四個小節，談到社會史研究的意義，沒有談其學術意義，“重點強調研究社會史具有的重要的現實意義”。社會史的研究要有現實感，這是社會史研究者的社會責任，也是催促我們走向田野與社會的學術動力。
社會史意義上的“社會”，又是一種“自下而上”視角下的社會。與傳統史學重視上層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自上而下”視角不同，社會史的研究更重視芸芸眾生的歷史與日常。舉凡人口、婚姻、家庭、宗族、農村、集鎮、城市、士農工商、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節日禮俗、人際關繫、教育贍養、慈善救災、社會問題等，均從“社會生活的深處”躍出而成為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顯然，社會史的研究極大地拓展了傳統史學的研究內容，如此豐富的研究內容決定了社會史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特性，如此特性需要我們具有與此研究內容相匹配的相關學科基礎知識與訓練，需要我們走出學校和圖書館，走向田野與社會。由此，人類學、社會學等成為社會史最親密的伙伴，社會史研究者背起行囊走向田野，“優先與人類學對話”成為一道風景。
偶然相遇人間世，合在增城阿姥家。山西大學的社會史研究與人類學是有學脈緣分的，一位祖籍山西至今活躍在人類學界的喬健先生1990年自香港向我們走來。我不時地想過，也許就是一種緣分，“二喬”成為我們社會史研究的領路人，算是我們這些生長在較為閉塞的山西後輩學人的福分。現在，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鋻知樓裡，恭敬地置放著“二喬”的雕像，每每景仰，實多感慨。
1998年，喬志強先生仙逝後，喬健先生曾特意撰文回憶他與志強先生最初的交往：
我第一次見到喬志強先生是在1990年初夏，當時我來山西大學接受榮譽教授的頒授。志強先生與我除了同鄉、同姓的關繫外，還是同志。我自己是研究文化、社會人類學的，但早期都偏重所謂“異文化”的研究，其中包括了中國臺灣的高山族、美國的印第安人（特別是那瓦俟族）以及華南的瑤族。但從九十年代起，逐漸轉向漢族，特別是華北漢族社會的研究。志強先生是中國社會史權威，與我新的研究興趣相同。由於這種“三同”的因緣，我們一見如故，相談極歡。他特別邀請我去他家喫飯，喫的是我最愛喫的豆角燜面。我對先生的純誠質樸，也深為贊佩。（《紀念喬志強先生》，第32頁）
其實，喬健先生也是一位“純誠質樸”的藹藹長者，又是一位立身田野從來不知疲倦的著名人類學家。他為擴展山西大學的對外學術交流，尤其是對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學術發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初次與喬健先生相識正是在1990年山西大學華北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儀式上。1996年，“二喬”聯名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華北賤民階層研究獲準，我和一名研究生承擔的“晉東南剃頭匠”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開始直接受到喬健先生人類學研究方法的指導和訓練；2001年，喬健先生又申請到一個歐洲聯盟委員會關於中國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項目，我們多年來關注的一個田野工作點赤橋村（即晉祠附近劉大鵬祖籍）被確定為全國7個點之一；2006年下半年，我專門請喬先生為研究生開設了文化人類學專題課，他編寫講義，印制參考資料，每天到圖書館的十層授課論道往來不輟。這些年，他幾乎每年都要來中心一兩次，做講座，下田野，樂在其中，老而彌堅。這不，前不久他來又和我談起下一步研究綿山腳下著名的張壁古堡計劃。如今，喬健先生將一生收藏的人類學社會學書籍和期刊捐贈給予中心命其為“喬健圖書館”，又特設兩個獎學金鼓勵優秀學子立志成纔，其情其人，令人感佩。正是在這位著名人類學家的躬身提攜下，我結識了費孝通、李亦園、金耀基等著名人類學社會學前輩及大批同行，我和多名研究生曾到香港和臺灣參加各種人類學、社會學會議。正是在喬健先生的親自指導之下，我們這些歷史學學科背景的後輩，纔開始學得一點人類學的知識和田野工作的方法，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學術工作有了人類學社會學的氣味，走向田野與社會成為本中心愈來愈濃的學術風氣。
奉獻在讀者面前的這套叢書，命其為“田野·社會叢書”，編者和作者不約而同。叢書主要刊出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年輕一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為博士論文基礎上的修改稿，有些則為另起爐灶的新作。博士論文也好，新作也好，均為積年累月辛苦鑽研所得，希望借此表達本中心走向田野與社會的研究取向和學術追求。
叢書所收均為區域社會史研究之作，而這個“區域”正是以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情繫於斯的山西地區為中心。在長期從事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過程中，編者和作者形成了這樣一個基本認知：社會史的研究並不是簡單的“社會生活史”研究，隻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的結合，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結合，纔能實現“整體的”社會史研究這一目標，纔能避免“碎片化”的陷阱。
其實，整體和區域隻是反映事物多樣性和統一性及其互相關繫的範疇，整體隻能在區域中存在，隻有通過區域而存在。相對於特定國家的不同區域而言，全國性範圍的研究可以說是宏觀的、整體的，但相對於跨國界的世界範圍的研究而言，全國性的研究又隻能是一種微觀的、區域的研究，整體和區域並不等同於宏觀和微觀。史學研究的價值並不在於選題的整體與區域之區別，區域研究得出的結論未必都是個別的、隻適於局部地區的定論，“更重要的是在每個具體的研究中使用各種方法、手段和途徑，使其融為一體，從而事實上推進史學研究”。我們相信，沉湎於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研讀品味先輩們賜贈的豐碩成果，面對不斷翻新流行時髦的各式理論概念，史學研究的不變宗旨仍然是求真求實，而求真求實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通過區域的、個案的、具體的研究去實踐。這裡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這樣一種區域的、個案的、具體的研究又往往被誤認為社會史研究“碎化”的表現，其實，所謂的“碎化”並不可怕，把研究對像咬爛嚼碎，爛熟於胸，化然於心並沒有什麼不好，可怕的是碎而不化，碎而不通。區域社會史的研究絕不是畫地為牢的就區域而區域，而是要就區域看整體，就地方看國家。從唯物主義整體的普遍聯繫的觀點出發，在區域的、個案的、具體的研究中保持整體的眼光，正是克服過分追求宏大敘事，實現社會史研究整體性的重要途徑。讀者可以發現，叢書所收的各種選題中，既有對山西區域社會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也有一些更小的區域（如黃河小北干流、霍泉流域）甚至某個具體村莊的研究，選題各異，追求整體社會史研究的目標則一。
作為一種學術追求與實踐，走向田野與社會也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必然邏輯。我們知道，傳統歷史研究歷來重視時間維度，那種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大多隻是一個虛幻的概念，一個虛擬的和抽像的整體，而沒有較為真切的空間維度。社會史的研究要“自下而上”，要更多地關注底層的歷史民眾的歷史，而區域社會正是民眾生活的日常空間，隻有空間維度的區域纔是具體的真實的區域，揭示空間特征的“田野”便自然地進入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視野，走向田野從事田野工作便成為一種學術自覺與必然。
社會史研究要“優先與人類學對話”，也要重視田野工作。我們知道，人類學的田野工作首先是對“異文化”的參與觀察，他要求研究者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圈子裡至少進行為期一年的實地觀察與研究，與被研究者“同喫同住同勞動”，進而撰寫人類學意義上的民族志文本。人類學強調參與觀察的田野工作，對區域社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鋻意義。走向田野，直接到那個具體的區域體驗空間的歷史，觀察研究對像的日常，感受歷史現場的氛圍，纔能使時間的歷史與空間的歷史連接起來，纔能對“地方性知識”獲取真正的認同，纔能體會到“同情之理解”之可能，纔能對區域社會的歷史脈絡有更為深刻的把握。然而，社會史的田野工作又不完全等同於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搜集資料、盡可能地全面詳盡地占有資料，是史學研究，尤其是區域社會史研究最基礎的工作。如果說宏大敘事式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傳統的正史資料所獲取，那麼，區域社會史的研究僅此是遠遠不夠的，這是因為，傳統的正史甚至包括地方志並沒有存留下豐厚的地方資料，“地方性資料”諸如碑刻、家譜、契約、賬簿、水渠渠冊、筆記、日記、自傳、秧歌、戲曲、小調等隻有通過田野調查纔能有所發現，甚至大量獲取。所以說，社會史的田野工作，首先要進行一場“資料革命”，在獲取歷史現場感的同時獲取地方資料，在獲取現場感和地方資料的同時確定研究內容認識研究內容。在《走向田野與社會》一書開篇自序中，筆者曾有所感觸地寫道：
走向田野，深入鄉村，身臨其境，在特定的環境中，文獻知識中有關歷史場景的信息被激活，作為研究者，我們也仿佛回到過去，感受到具體研究的歷史氛圍，在敘述歷史、解釋歷史時纔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走向田野與社會，可以說是史料、研究內容、理論方法三位一體，相互依賴，相互包含，緊密關聯。在我的具體研究中，有時先確定研究內容，然後在田野中有意識地收集資料；有時是無預設地搜集資料，在田野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啟發了思路，然後確定研究內容；有時僅僅是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就激發了新的靈感與問題意識，有時甚至就是三者的結合。（《走向田野與社會》，第7—8頁）
值得欣慰的是，在長期從事社會史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各位都很好地實踐了走向田野與社會這一學術取向。讀者也不難發現，叢書所收的每個選題，都利用了大量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地方文獻、民間文書及口述資料；就單個選題而言，不能說此前沒有此類的研究，就資料的搜集整理利用之全面和繫統而言，至少此前沒有如此豐厚和扎實。我們相信，走向田野與社會，利用田野工作搜集整理地方文獻和資料，在眼下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是一種神聖的文化搶救工作，也是一項重要的學術積累活動。我們也相信，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提到的學術之“預流”——“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
走向田野與社會，既驅動我們走向田野將文獻解讀與田野調查結合起來，又激發我們關注現實將歷史與現實粘連起來，這樣的工作可以使我們發現新材料和新問題，以此新材料用以研究新問題，催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
對於這樣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裡還是有必要多談幾句。其實，何為“集體化時代”，仍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陋見所知，或曰“合作化時代”，或曰“公社化時代”，對其上限的界定更有互助組、高級社甚至人民公社等諸多說法。我們認為，集體化時代即指從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互助組，到20世紀80年代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結束的時代，此間約40年時間（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農業學大寨前後相繼，一路走來。這是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億萬農民走向集體化、實踐集體化的時代，也是中國農村經歷的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代。然而，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以往的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宏大敘事框架下的革命史和黨史隻能看到上層的歷史與重大事件，基層農村和農民的生活與實態往往淹沒無彰。在走向田野與社會的實踐中，我們強烈地感受到，隨著現代化過程中“三農”問題的日益突出，隨著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基層檔案的迅速流失，從搜集基層農村檔案資料做起，開展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社會研究，是我們社會史工作者一份神聖的社會責任。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21世紀初開始，我們有計劃、有組織地下大力氣對以山西為中心的集體化時代的基層農村檔案資料進行搶救式的搜集整理，師生積年累月，櫛風沐雨，不避寒暑，不畏艱難，走向田野與社會，深入基層與農村，迄今已搜集整理近200個村莊的基層檔案，數量當在數千萬件以上。以此為基礎，我們還創辦了一個“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社會”學術展覽館。集體化時代的農村基層檔案可謂是“無所不包，無奇不有”，其重要價值在於它的數量龐大而不可復制，其可惜之處在於它的迅速散失而難以搜集。我們並不是對這段歷史有什麼特殊的情感，更不是將這批檔案視為“紅色文物”期望它增值，實在是為其迅速散失而感到痛惜，痛惜之餘奮力搶救，搶救之中又進入研究視野。回味法國年鋻學派倡導的“集體調查”，我們對此充滿敬意而信心十足，勒高夫在談到費弗爾《為史學而戰》時寫道：
費弗爾在書中提倡“指導性的史學”，今天也許已很少再聽到這一說法。但它是指以集體調查為基礎來研究歷史，這一方向被費弗爾認為是“史學的前途”。對此《年鋻》雜志一開始就做出榜樣：它進行了對土地冊、小塊田地表格、農業技術及其對人類歷史的影響、貴族等的集體調查。這是一條可以帶來豐富成果的研究途徑。自1948年創立起，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六部的歷史研究中心正是沿著這一途徑從事研究工作的。（勒高夫等主編：《新史學》，第14—15頁）
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社會研究，還使我們將社會史的研究引入到了現當代史的研究中。中國社會史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復興以來，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所謂古代史、近代史範疇，將社會史研究引入現當代史，進一步豐富革命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研究，以致開展“新革命史”研究的呼聲，近年來愈益高漲。我們認為，如果社會史的研究僅限於古代、近代的探討而不顧及現當代，那將是一個巨大的缺失和遺憾，將社會史的視角延伸至中國現當代史之中，不僅是社會史研究“長時段”特性的體現，而且必將促進“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有機結合，進而促進整體社會史的研究。
三十而立，三十而思。從喬志強先生創立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初步體繫，到由整體社會史而區域社會史的具體實踐，從中國近代社會史到明清以來直至中國的當代史，在走向田野與社會的學術追求和實踐中，山西大學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在反思中不斷前行，任重而又道遠。
1992年成立的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到今年已經整整20年了。這套叢書的出版，算是獻給這個年輕的但又是全國最早出現的社會史研究機構的小小禮物，也是我們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喬志強先生的一個紀念。聊以為序，借以求教。
2012年歲首於山西大學
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