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消遣小說研究
一、研究對像及選題意義
本書研究的對像是五四文學革命後出現一直到1949年，繼承了清末民初小說的某些特征，迎合了大眾的消遣娛樂，商業性市場化較強，因受新文學精神的影響，並在內容和形式上逐漸改良的一類小說。這類小說雖然數量眾多，跨度時間較長，但類型化、模仿性很強，雖缺乏偉大的作家和作品，但共同特征較多，且始終有一個突出的共同特征：消遣娛樂。具備作為一類小說進行研究的條件，所以我們直接把這類小說作為一個研究課題，對此進行宏觀上發散式研究。
把這類小說作為選題的意義在於：
第一，給與其相對科學的命名，有助於更準確地把握其本質特征。對這類小說的命名一直是一個頗具爭議並值得商榷的問題（這類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前有“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和“民國舊派”三種稱謂，80年代後有“鴛鴦蝴蝶—《禮拜六》派”和“中國現代通俗小說”二種稱謂）。這類小說是在清末民初市場文化的影響下興起，“五四”以後直到1949年受新文學的影響，改良變化較大，逐漸成為流變中的小說類別，但唯一沒有變化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消遣娛樂，錢振綱在《清末民國小說史論》一書中把這類小說稱為“中國現代消遣小說”，我們借用了這個命名，論證了這個命名相對於其他命名的合理性。其實，概念是一切邏輯的起點，給與其科學的命名，就是再認識這類小說的過程，有助於更準確地把握其本質特征。
第二，探討其現代的起點，有助於科學確定其入史的時間界限。學界對這類小說的現代起點有幾種觀點：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傳》；清末的四大譴責小說；民初以《玉梨魂》為代表的駢體文言小說。對於這幾種觀點學界也是眾說紛纭。現代小說的起點在“五四”以後，同樣，這類小說在“五四”後也體現出了不同於以前的特征，因此我們認為這類小說的起點也應在“五四”以後。對其現代起點的研究，有助於科學確定其現代範圍的時間界限。
第三，正確看待其價值，有助於幫助合理解決其入史問題。在清末民初市場文化影響下興起、“五四”以後逐漸改良，並具有消遣娛樂功能的這類小說從實際創作的數量來看，似有半壁江山之嫌。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學界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口號後，開始鄭重審視這類小說。隨之，學界出現了寫“大文學史”的想法和“兩個翅膀論”。特別是“兩個翅膀論”確有要把這類小說提到與新文學“比翼雙飛”地位之嫌疑，李歐梵在給範伯群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作序時甚至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從面貌和傳統看就是通俗的，張愛玲是重振了文學的主流傳統，並把“五四”作為另類 。2009年範伯群在《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將改變文學史的整體格局》一文中鄭重提出：通俗文學要入史，還須解決兩大問題：一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是否要“向前位移”；二是如何就中國現代文學史“雙翼齊飛”的整體格局達成基本的共識 。諸如此類，這類小說應該怎樣進入文學史及地位如何是學界爭議的焦點所在。就本書而言，從給這類小說一個科學命名的探討開始，進而對它的產生、變遷、思想傾向、藝術特色以及價值定位進行了發散性宏觀上的探討和把握。抓住了這類小說始終未曾改變的一個重要特征消遣娛樂，並注意到這類小說繼承了傳統小說的某些特征，與市場文化緊密相聯，又受到新文學精神的影響，始終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等特點。總之，通過對這類小說的宏觀把握，以便於客觀地看待這類小說的價值，科學地判斷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有助於合理地解決其入史的問題。
二、研究現狀述評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了重寫文學史和關於經典的大討論，之後通俗文學在文藝研究的領域纔真正開始成為熱點。自然這類被稱為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小說類別在80年代之前受到學界的關注較少，即使關注，給與的批評總是多些。80年代後受到了較大的關注，但關注集中於對這類小說微觀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對其宏觀研究仍舊不是很規範，也不是很深入，沒有對這類小說的深層把握和理解。
對這類小說的研究狀況，我們可以從被命名為“鴛鴦蝴蝶派”和“現代通俗小說”兩種不同稱呼的小說研究中去考察。
被命名為“鴛鴦蝴蝶派”的這類小說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流變中的流派——鴛鴦蝴蝶派新論》、《我看鴛鴦蝴蝶派》、《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鴛鴦蝴蝶派》、《鴛鴦蝴蝶派新論》。研究這類小說的論文很多，例如《鴛鴦蝴蝶派小說觀新探》、《再評鴛鴦蝴蝶派》、《“鴛鴦蝴蝶派”與現代文學的發生》、《傳統“體貼”與現代“撫慰”——鴛鴦蝴蝶派文學價值觀論》等等。這些研究著作和論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考察和研究：第一、鴛鴦蝴蝶派的歷史定論；第二、鴛鴦蝴蝶派的產生、發展和衰弱的過程；第三、鴛鴦蝴蝶派的特征；第四、鴛鴦蝴蝶派的歷史地位。這些著作和論文的研究範圍更著力於清末民初到20世紀30年代的鴛鴦蝴蝶派作品，更多是從本體論的角度進行研究，這為本書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這些研究對這類小說的消遣娛樂特征、改良變遷性、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等特征注意不夠，這為本書留有了較大的研究空間。
以“現代通俗小說”為命名進行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20世紀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流變史》、《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思辨錄》、《超越雅俗——抗戰時期的通俗小說》、《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藝術論》、《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流變》、《民國通俗小說論稿》、《通俗文學概論》、《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新論》、以及博士論文《上海市民文化與現代通俗小說論》。這些著作除了《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思辨錄》、《超越雅俗——抗戰時期的通俗小說》、《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藝術論》、《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新論》、《上海市民文化與現代通俗小說論》外，都是以史的形式對通俗小說進行微觀整理和研究，提供了相對翔實的研究資料和一些基本觀點，但並沒有深入地對這類小說進行宏觀把握和探究。這類研究隻是做了大量基礎性的研究工作，缺少對這類小說的產生、變遷、思想傾向、藝術特色、價值定位等方面的歸納總結和研究，這給本書的研究奠定了一定材料基礎，並留有了相對寬闊的研究空間。
湯哲聲的《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思辨錄》隻是對一些熱點問題進行了逐一探討，其實是單篇論文的連綴，沒有從整體上對現代通俗小說進行理論探討。孔慶東的《超越雅俗——抗戰時期的通俗小說》隻是對抗戰單個時期的通俗小說進行了探討和研究。朱志榮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藝術論》按照“緒論”、“現代通俗文學變遷論”、“現代通俗文學作家論”、“現代通俗文學主題論”、“現代通俗文學技巧論”、“現代通俗文學讀者論”、“現代雅俗文學關繫論”以及“現代通俗文學評價論”的結構方式，對現代通俗文學的藝術成就進行了綜合評估，這無疑填補通俗文學理論探討的空白，對本書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鋻意義。作者在本書最後的結論段中這樣寫：“魏紹昌先生曾把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關繫比作河水與井水的關繫，認為通俗文學自成繫統，有自己的傳統、園地與讀者，因此可以和平共處：‘……’這就道出了新文學與通俗能夠共存發展的原因。新文學和通俗文學有各自領地，並不存在誰喫掉誰的問題。” 可見作者對新文學對通俗小說的影響作用的認識還有所欠缺。此著作對這類小說的消遣娛樂特征、世俗性和受新文學影響所具有的啟蒙性都沒有作更多的論述。吳秀亮的《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新論》主要從文化雅俗的視角對中國現代小說進行研究，論述了五四文化轉型與現代雅俗小說並存格局的生成、現代雅俗小說之間的關繫結構、現代高雅小說對通俗小說的藝術影響以及現代通俗小說對高雅小說藝術的潛在影響。此著作對新文學和現代消遣小說之間關繫的論述對本論題的研究具有較大的借鋻意義。張登林的博士論文《上海市民文化與現代通俗小說論》主要探討上海市民文化視野中通俗小說的特質，揭示通俗小說和上海市民文化的復雜關繫，這對本論題的研究也提供了一定借鋻意義。但是上述兩部著作對這類小說最重要的消遣娛樂特征沒有作更多的探討。有一點需要說明，以上論著（除《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新論》外）都把清末民初的小說作為現代通俗小說研究的一部分，這不在本論題所研究的範圍內，本論題的研究範圍是從“五四”後到1949年，因為我們認為不管是現代嚴肅小說還是現代通俗小說都是從“五四”後開始的，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說不能算作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通俗小說。
以“現代通俗小說”為命名進行研究的論文也不少，例如《中國通俗文學的性質和批評標準的論定》、《通俗小說的特質：入俗、合俗、勸俗》、《論小說通俗與通俗小說》、《通俗小說的價值形態三題》、《通俗小說的流變與界定》、《論通俗小說及其主要特征》、《20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的現代化選擇》、《通俗文學的現代化與現代文化市場的創建》、《改良主題?浪漫情懷?人性關切——中國現代通俗小說主潮演進論》、《通俗小說的文本形態及本質屬性》、《〈海上花列傳〉：現代通俗小說開山之作》、《開拓啟蒙?改良生存?中興融會——中國現代通俗文學歷史發展三段論》、《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現代性”和怎樣入史》等等。這些論文都把這類小說稱為“通俗小說”，大多也都把清末民初時期的這類小說歸為現代通俗小說。可見雖然學界已經開始給於這類小說足夠的重視，但實際研究中還存在很多被忽略或有爭議的問題，這就為本論題留有了相對較大的研究空間，本書對這些問題都提出質疑並進行探討研究。以上這些論文研究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於“通俗小說”的界定。“通俗小說作為一個文類概念,其所指具有相當的復雜性和流變性。” “事實上,通俗小說這一概念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含義”,“人們對它的認識和研究是依憑其實際存在而不是‘定義’”。 因此,在通俗小說的研究的過程中,學者們對通俗小說的定義及分類采取了約定俗成的寬泛理解。對於“通俗小說”的界定大致有四個角度：1、從被大眾所接受的角度界定“通俗小說”。代表性的論文有1918年劉半農的演講《通俗小說之積極教訓與消極教訓》、1942年丁諦在《萬像》期刊上發表的《通俗文學的定義》以及陳濤的論文《通俗小說的特質：入俗、合俗、勸俗》等。在這些論文中，作者對“通俗小說”定義的角度都是從大眾接受的方面來理解。2、從與傳統的關繫方面界定“通俗小說”。代表人是宋梧剛，他從題材的通俗性、藝術手法的傳統性以及不被看重的地位等方面來定義通俗小說。在“通俗小說”的定義問題上，和宋梧剛持一樣觀點的還有劉錫誠，他認為通俗小說和傳統有很大關繫。3、從語言的角度界定“通俗小說”。倫海在《論小說通俗與通俗小說》一文中指出確實有“通俗小說”和非“通俗小說”的區別，倫海認為主要是言文不一的原因造成的。4、從閱讀目的的角度界定“通俗小說”。魏家駿在《通俗小說的價值形態三題》一文中認為通俗文學概念的界定應該立足於接受對像的劃分。5、從內容、形式、功能、特征及作者目的等相對全面的角度界定“通俗小說”，這是比較全面的一種界定。代表論文有周啟志的《關於通俗小說的界定》、張華的《論通俗小說及其主要特征》、張從容的《通俗小說的文本形態及本質屬性》、張贛生的《民國通俗小說論稿》、孔慶東的《通俗小說的流變與界定》等，範伯群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一書中也對此概念作了相對全面的界定。其中孔慶東對“通俗小說”概念的界定更能概括出這類小說的一些本質特征，他認為具備消遣娛樂的功能是前提，“與世俗溝通”和“淺顯易懂”兩個特征，在狹義的層面上理解，二者需都具備；從廣義的層面上理解，二者隻需具備其一。對“通俗小說”這一概念作了相對更豐富、更具體解釋的是範伯群，他從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發生的背景、內容、形式、功能、讀者等方面對其進行了定義，是一個相對完備、客觀的定義 。總之，前四種定義“通俗小說”這一概念的角度都不夠全面，不能客觀全面地涵蓋這類小說的特征。最後一種定義的角度相對全面，但具體到作品時，也產生了一定的矛盾和衝突。就此來看，“通俗小說”這個命名是否科學、合理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學界雖然也認識到“通俗小說”隻是一個姑且說之的稱謂，但沒有作出更多的努力去探討。本書在這方面則作了一定的思考和研究。
（二）關於中國現代通俗小說起點的研究。範伯群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指出1892年開始連載，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傳》是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並列舉了六個率先作為理由。同時在緒論中指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實際上是中國社會通俗小說現代化的開端。這一觀點引起了質疑，馮國晨在《對<海上花列傳>的現代性的質疑》一文中從社會形態、主題、人物和語言結構四個方面對《海上花列傳》的現代性提出了質疑，認為其仍屬於舊式小說，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山之作依據是不夠充分的。孔慶東《通俗小說的流變與界定》認為：“古代通俗小說向現代通俗小說的進化，開始於清末。”範伯群和孔慶東主編的《通俗文學十五講》也談到通俗小說現代化的萌蘗這一問題，認為通俗小說現代化的源頭與狹邪小說與譴責小說有關。黃書泉在《論現代性文學語境中的通俗小說》一文中認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是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起點。總之，這些觀點都是認為這類小說現代的起點在清末。本書則認為這類小說現代的起點在“五四”以後。
（三）關於中國通俗小說現代化的研究。範伯群、湯哲聲、蔣益、韓雲波等人對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發展過程都作了一個大致的劃分。代表論文有範伯群的《開拓啟蒙?改良生存?中興融會——中國現代通俗文學歷史發展三段論》、湯哲聲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現代性”和怎樣入史》、蔣益的《張恨水與“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改革》以及韓雲波的《改良主題?浪漫情懷?人性關切——中國現代通俗小說主潮演進論》等。他們所持的觀點基本一致，都認為清末民初時期是現代通俗文學的起步時期，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是其全面市場化、改良的時期，40年代是其現代化進程基本完成時期。並且湯哲聲指出了媒體性和市場性是其兩個明顯的特征。蔣益認為北派武俠小說推動了通俗小說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有積極意義，他還認為徐訏、無名氏的作品已經把通俗小說提高到一個成熟的現代化層次。對於通俗小說的現代化特征，溫奉橋在《張恨水與中國文化現代化》一文中說明了張恨水在文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過程中是一個典型。金立群的博士論文《媚俗化: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的現代性碎片呈現——文化、媒介的綜合研究》從文化、傳播媒介的角度來論述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的非宏觀上的現代性。其實這類小說沒有明顯的現代性轉換特征，但因其市場化商業性很突出，而且在逐漸改良中接受了新文學的影響，從而體現出緩慢的現代性。本書對此也有所注意。
（四）關於中國現代通俗小說與其它種類文學關繫的研究。這種研究相對來說不是很多。朱志榮的著作《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藝術論》以及吳秀亮的著作《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新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宏觀研究。範伯群在《論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互補關繫》一文中按照“從各自獨特的藝術規律看互補的可能性、特有的敘事傳奇功能為新文學提供背景式的參照、對小說類別與題材的不同理解派生出百花齊放態勢、與新文學中的鄉土小說與社會剖析派小說互補的‘都市鄉土小說’” 等方面闡釋了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互補關繫。吳福輝在《海派的文化位置與中國現代通俗文學之關繫》一文中認為“鴛鴦蝴蝶派文學同海派文學，不是源和流的關繫” ，他通過分析兩派的區別，最後得出兩派的思想意識不在一個層面上，認為人為地規定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相結合是沒有意義的。這與範伯群的觀點是不一致的，這也是一種聲音。這方面的研究更側重於現代通俗小說對新文學的影響和補充，而對這類小說在新文學影響下具體的改良變化研究尚未充足，這給本論題留有了一定的研究空間。
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研究狀況大抵如此,在西方通俗文學的研究現狀如何？通俗文學進入西方的研究視野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在美國，50年代末60年代初，紐約知識分子文人集團在對“對通俗文藝的看法” 上有很大的分歧，以萊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為代表的左派強調群體社會中通俗文學的重要性,嚴厲批判藝術的等級制,並提出消除高雅文藝與通俗文藝之間的隔閡。菲德勒甚至明確指出:後現代主義小說,從納博科夫、梅勒、阨普代克等當代作家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廣泛采納了通俗文學的敘事策略。 從1969年俄亥俄州成立全國通俗文化協會(PCA)至今,“美國通俗文化研究運動發展史經歷了朦矓草創、艱辛發展和碩果鼎盛三個階段。” 在此基礎上，通俗文學研究也向縱深處發展。在德國，沃特岡?凱塞爾(WolfgangKaysor)1958年發表了《當代文學生活》的講演,這一演講“打破了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為文學社會學的興起開闢了道路,為通俗文學的研究起了‘解鈴’的作用。” 60年代起,關於通俗文學的大辯論在德國文藝界展開。同時60年代末興起的以姚斯、伊瑟爾為代表的接受美學中“強調作品的社會效果,要求對作品的接受情況進行研究” 的觀點通俗文學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最終通俗文學的研究在德國“被確立為一門新獨立於傳統文學研究之外的新學科”。 在英國，50年代後期,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 il-lioms)和查理德?霍格特(RichardHoggart)提出了新的文化定義。1964年伯明翰大學成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此後“跨越學科界限和區域界限的總體化的文化研究” 開始興起,80年代後期成為國際“顯學”。其中突出了對當代通俗文化的關注,並把它作為研究的重要範疇。通過對以上國家的通俗文學研究狀況的考察，可以看到有很多相似之處。總之，“後現代文化語境下,通俗文學與後現代主義文學的融合,使得通俗文學在創作與理論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勃興。而女權主義、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新歷史主義等當代理論思潮對傳統文學史的質疑,關於文學經典的爭論等,都極大地推動了通俗文學的研究。同時隨著文化研究興起,通俗文化作為一個重點課題被推到了學術討論的前沿,尤其是90年代與美國通俗文化研究的彙合,把通俗文學逐步納入了體制化研究軌道。” 隨著當代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西方對當代通俗小說的研究思路集中在與與影視等其他通俗文化形式進行平行比較，考察它們與當下的文化語境之間的互動關繫,並注重對受眾特征的把握和小說文本的文化分析。這種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有著明顯的缺陷：一是過分強調文化的無所不在性及其在內容解析層面的效用,往往使得通俗小說的文本研究大而無當或缺乏深度,未能對一些具體作品細致把握。二是過分關注當下、追蹤新潮,忽略了對歷史上的通俗文學經典作品如《飄》這樣的文本研究,往往模糊了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分野,把對通俗小說這種傳統的通俗文化形式的具體研究淹沒在眾聲喧嘩的時髦話語中。
三、主要思路及結構安排
中國現代消遣小說是以整體形像凸現在文學大廈之中，而不是以作家作品獨創性見長。陳平原說：“研究中更適合於做綜合考察而不是具體的文本分析，更要求洞察力與整合性而不是細膩的藝術感受。” 本書主要運用發散式的方式從整體上考察研究現代消遣小說，論證過程運用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方法，通過探討研究它的命名、產生和變遷到思想傾向和藝術特色，最後得出這類小說的本質特征和價值定位。具體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通俗抑或消遣？本章主要解決命名的問題。
古代的“通俗小說”主要指宋代平話，今天“通俗小說”的所指已經違背了它最本源的含義。20世紀80年代以後被廣泛使用的“通俗小說”這一稱謂因其內涵和外延界定的分歧和模糊性及具體到作品歸類的爭議性決定了其缺乏科學性和縝密性。關於這類小說的其他四種稱謂也不夠科學合理。這類小說公開宣稱他們寫作的宗旨是遊戲和消遣，是為了茶餘飯後的娛樂和消閑，並且他們這種主張和實踐做到了一一貫之，可見這類小說的本質特征是消遣娛樂。錢振綱在《清末民國小說史論》中把這類小說稱為“中國現代消遣小說”，這一稱謂突出了其本質特征 。我們認為“中國現代消遣小說”這一名稱更科學、更規範，因此借用這一名稱給這類小說一個相對科學的命名。
古代文學雅俗之分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就小說而言，清末民初，新小說產生之後在小說文體內形成對比、從而產生雅俗的轉換品嚴肅與消遣，嚴肅小說和消遣小說歷時性存在於清末民初。現代小說的嚴肅消遣之別，主要體現為新文學與現代消遣小說之間的對立和區分。
第二章：市場文化與現代消遣小說的發生。
“小說界革命”提高了小說地位，掃除了小說創作思想的障礙，為現代消遣小說的創作鋪就了一條道路。但是清末民初消遣小說興起主要原因在於城市的繁榮和文化市場的形成。文化市場形成主要體現在傳播方式的發展、稿費制度的逐漸完善和作家的職業化。文化市場建立後將作者與讀者關繫轉化為消遣小說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繫。在文化市場的平臺之上作者群和市民讀者群的湧現纔使消遣小說商品生產過程得以完成，消遣小說因此發生。辛亥革命失敗後，作為政治小說等嚴肅小說的讀者逐漸失去了閱讀熱情，“消遣”變成了文學的旗幟，消遣小說作為嚴肅小說的替代品應運而生。但是隻有在“五四”之後，現代消遣小說纔真正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嚴肅小說和現代消遣小說纔形成對峙。
第三章：新文學精神與現代消遣小說的變遷。
現代消遣小說作家大多經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的洗禮，程度不同地擁有了五四知識分子的啟蒙精神、現代意識和審美品格，在新文學啟蒙及抗日救亡精神的指引下，現代消遣小說表現出明顯的流動變遷性，其中以章回體小說的改良和國難小說的誕生最有代表性。因新文學和現代消遣小說的相互影響，小說創作出現了三種情況：現代消遣小說雅化；現代嚴肅小說俗化；超越於雅俗的小說新類型：以張愛玲、蘇青、徐訏、無名氏為代表。
第四章：現代消遣小說的思想傾向。
現代消遣小說家直接認同市民讀者的思想感情和審美趣味，主要根據市場文化的要求、為滿足讀者的消遣娛樂而創作。本章主要以社會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為論述對像。現代言情小說塑造的充滿悲劇色彩的世俗之愛從清末民初哀情小說滿載幻想色彩的悲情小說開始，從情愛的空中樓閣到情愛的社會話語再到情愛的畸形世俗化完成了現代言情小說主題的表達。中國武俠小說不僅是一種文學現像，也是一種文化現像，它展示的是“俠”與“義”為核心構築起來的烏托邦式的江湖世界。武俠小說表達的是對江湖世界中俠義的贊美和追求。在對外國偵探小說翻譯和本國公案小說共同影響下發生的偵探小說表達的是對智性的追求。總之，其思想傾向都體現出消遣娛樂的創作觀念。
第五章：現代消遣小說的藝術特色。
現代消遣小說是在文化市場建立後產生的一種商品文學，讀者成為支配作者創作傾向和價值取舍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現代消遣小說創作的藝術特色體現在：審美創作觀念上追求消遣娛樂，選取的小說題材世俗化，作品的存在形式媚俗化。總之，其藝術特色都有利於發揮小說消遣娛樂的作用。
結語：現代消遣小說的價值定位和學術意義。
現代消遣小說的價值體現在：消遣娛樂至上，始終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這同樣決定了現代消遣小說和新文學不可能成為“兩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