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入的生活節奏，漢武帝時代的民族精神，“造反”的詞彙史研究，東漢的“學習型社會”，“處士”與“議士”，《漢書》下酒。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在歷史演進的長河中，有曲折的狹路，也有江波平闊之處。作為中國史上的英雄時代，秦漢史的整體風貌“閎放”而“雄大”，作者對這一時代的文化節奏與社會風俗體察入微，從中可以領略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樸，更多的剛強，以期摒棄頹唐的文化姿態，繼承歷史上英雄時代積極進取、奮疾勇決的風格。

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繫兼職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主要研究秦漢史。著有《秦漢區域文化研究》、《秦漢交通史稿》、《中國盜墓史》、《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走向大一統的秦漢政治》、《郵傳萬裡：驛站與郵遞》等。

漢武帝執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尚武之風益起，影響到社會生活節奏轉而更為驟急。當時人們熱心一種飛車競驅的“馳逐”運動，《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東方朔傳》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說林》稱作“追速致遠”的這種追求高速度的競技形式，為社會上下普遍喜好。
——《漢武帝時代的民族精神》

“《漢書》下酒”已成遙遠古事，讀現今之史書，似不復有《史記》、《漢書》等“如此下物”。所謂“一鬥便醉”《南唐書》一類，或許也並不多見。史界朋友有誰能著書既“生龍活虎，繪聲繪色”，又“震撼一世，叱咤千古”者，我們自然應當真摯感佩，誠心祝賀，為之“滿飲一大白”，“復舉一大白”！
——《（漢書）下酒》

漢朝留給我們什麼（代前言）
兩漢人的生活節奏
漢武帝時代的民族精神
秦漢人的富貴追求
“富貴”的負面：漢代社會意識的明智閃光
文化史視野中的秦漢“盜墓”現像
《漢官》與“官數”
秦漢少年官吏
馳道和路權問題
“領袖”的同義詞：以“魁”為中心的討論
漢世“習戰陣之儀”與古代閱兵故事
“造反”的詞彙史研究
漢初梁國的文化風景
長安：偉大的東方都市
泰山：秦漢時期的文化制高點
“沛譙”英雄的兩次崛起和漢王朝的興與亡
節奏與風土
方春蕃萌：秦漢文化的綠色背景
秦漢抑商氣候
秦漢時期的女企業家
關於“範蠡之學”
漢代的“小學”
石渠千秋：漢代圖書收藏
漢代民問的書籍流通
漢代社會識字率推想
東漢的“學習型社會”
“處士”與“議上”：漢代民間知識人的參政機會
“儒教”的發生
秦漢“酒徒”散論
居延“酒”事
邊塞軍人酒後“鬥傷”案例
《漢書》下酒
唐人歷史意識中的“文景之治”印像
流沙墜簡
“肥瘠榮悴”感嘆
後記

“賤避貴”的交通規則，其實有十分久遠的淵源。人們熟知的“將相和”的故事中，有藺相如行路避讓廉頗的情節。《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這樣的表現，與藺相如“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的地位不相符合，所以身邊舍人自羞請辭。按照常規，原本應當廉頗避讓藺相如。這樣的制度甚至表現在水路交通活動中。《三國志·吳書·虞翻傳》寫道：“（虞）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日：‘避將軍船！’翻厲聲日：‘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閻戶不應而遽避之。”看來，“避將軍船”是當時禮俗制度，虞翻堅意不自避，而迫使麋芳“遽避之”，是因為傲然蔑視對方人格，而麇芳亦內心羞愧的緣故。
帝王權貴出行時為了提高“止人清道”的效率，往往采用以聲響威懾的方式。《古今注》卷上寫道：“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這種“傳呼”，唐代又通常稱作“喝道”。
《舊唐書·溫造傳》說，御史中丞溫造“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其隨從予以籉辱。他在路遇中書舍人李虞仲時，又曾經強行牽走李虞仲乘車的“引馬”。與知制誥崔咸相逢，竟然“捉其從人”。之所以在道路行走時就避與不避“暴犯益甚”，就是因為溫造自以為位高權重，“恣行胸臆，曾無畏忌”。於是有大臣上奏：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以為如果不予糾正，則損害了古來制度。唐文宗於是宣布敕令：“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隻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闢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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