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與社會
第一章 醫療與社會：重新認識健康
什麼是健康？
健康：從古代巫術到中世紀教會
傳染病：人類的隱形殺手
生命倫理醫者良心

第二章 流行病：人人皆可致
流行病偏愛窮人
心髒病：典型現代病
疾病和現代化
艾滋病：人類的頭號殺手

第三章 地位影響你的健康
階級覺得你能活多久
窮人更易患病
社會經濟地位：疾病和死亡率的基本原因

健康與疾病
第四章 壓力：健康的隱形殺手
庫利、托馬斯和戈夫曼：符號互動
塗爾干：功能主義
壓力
社會因素和壓力
生活改變

第五章 生活方式影響你的健康
健康生活方式

第六章 患病：人生的獨特體驗
自我保健：給自己當醫生
老年人和女人更容易看醫生
生病後怎麼辦？

醫生與病人
第七章 病人角色
作為越軌行為的疾病
功能主義對越軌的主張
病人角色
醫學化
對病人角色理論的批評
標簽理論
患病是越軌嗎
作為病人和殘疾人
污名
小結

第八章 醫患互動
醫生與病人如何互動？
溝通中的誤會
溝通和階級背景
男醫生和女病人
女醫生
溝通中的文化差異
病人的遵從行為
醫患關繫的未來
醫患關繫與新技術
新遺傳學


第九章 以何種方式接受治療？
正骨術
補充和替代醫學
脊柱推拿師
信念療法
民間治療

治理與護理

第十章 醫生：作為一種職業
醫生的職業化
醫生的社會化
美國醫學界的權力結構
醫生的去專業化
行醫組織的演化

第十一章 醫生：變化的身份
對行醫的社會控制
反制力量
政府的規範措施
管理式服務
公司時代的到來
變化中的醫患關繫
醫生的去專業化
行醫組織的演化

第十二章 護士、醫師助理、藥劑師和助產士：醫生的好幫手
護理：過去與現在
護理：未來趨勢
醫師助理
藥劑師
助產士


第十三章 醫院的多重角色
作為社會機構的醫院發展史
醫院—病人角色
住院成本的上漲

譯後記

在社會因素與各種群體和社會的健康特性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關繫。對這一關繫之重要性的認識導致了醫學社會學的發展，而醫學社會學又是一般社會學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作為一門學科，社會學關注的是人類行為的原因和結果。相應地，醫學社會學關注健康和疾病的社會原因和社會後果。醫學社會學把社會學的視角、理論和方法運用於對健康、疾病和醫學實踐的研究。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健康 和疾病的社會層面、衛生服務人員及其服務對像的社會行為、衛生組織和制度的社會功能、衛生服務的社會類型，以及衛生服務體繫和其他體繫———比如經濟體繫和政治體繫———之間的關繫等。 使得醫學社會學如此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因素在決定或者影響個人、群體和社會的健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條件和狀況不僅僅有引發——在某些情況下導致——疾病和殘疾的可能性，也能夠改善疾病預防和保持健康的前景。今天，對個人的健康和生理完善的重大威脅，很大程度上來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高危行為。 這在心髒病、癌癥、糖尿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艾滋病），以及大量其他現代健康問題上都獲得了印證。與此相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避免高危行為則會使一個人更加長壽並提升他的健康潛力。 醫學社會學在下述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會影響社會在處理健康災難時分配資源的方式，也會影響社會向大眾提供健康服務的方式。個人和社會傾向於采取一種與他們的文化、規範和價值觀相匹配的方式應對健康問題。正像唐納德·賴特所解釋的那樣:“醫療衛生服務是一種政治哲學行為。”因此，社會和政治價值觀會影響決策的選擇、制度的形成，以及衛生經費的撥付。美國擁有獨特的衛生服務提供形式，其他國家則擁有它們自己的方式，這絕不是偶然的。健康並不是簡單的生物學問題，它涉及許多因素，這些因素具有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特別是——社會的特性。 什麼是健康? 一個單一的、適用於所有目的和情境的“健康”定義是不存在的，不過有許多相關的概念存在，如把健康定義為“正常”，定義為“沒有疾病”，定義為“發揮功能的能力”等。世界衛生組織把健康定義為“健康是一種軀體、精神與社會方面的完善狀態，而不僅僅是疾病或損傷的缺如狀態”。這個定義提醒人們注意一個事實:
定義健康涉及許多方面，而不僅僅是判定一個人是否患病或者受傷。健康也意味著擁有幸福的感覺，就像一個年輕女性在英國的一項研究中所說的那樣: 健康就是你渾身是勁。你感覺良好，容光煥發，沒有任何事情能真正困擾你，生活是如此美好，你想做更多的事情。
托馬斯·麥克歐文支持WHO的健康定義，他指出，我們從個人經驗中知道，與沒有疾病和功能障礙相比，感覺幸福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很多影響因素，如社會的、宗教的、經濟的、個人的和醫學的因素，使我們擁有了上述感覺。在此情形中，醫學的角色是預防疾病和早逝，以及照料那些患病和殘疾的人。因此，麥克歐文總結說，醫學的任務不是創造幸福，而是把不幸——疾病和殘疾——從人們的生活中祛除。但是，大多數研究顯示，非專業人士傾向於把健康看做進行日常活動的能力。也就是說，很多人把健康看做功能良好狀態，並且把這一定義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顯然，健康是任何個人或者社會充分發揮功能的前提條件。如果我們健康狀況良好，就可以從事種類繁多的活動;可是如果我們病倒了、痛苦憂傷或者身體損傷，就會面臨日常生活的各種限制。而且，健康狀況可能是如此地困擾我們，以至於所有其 他追求都變成次要的，甚至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正像瑞尼·杜波斯所解釋的那樣， 健康可以被定義為發揮功能的能力。這並不是說健康人士遠離所有健康問題，而是 意味著他們可以運用自己的身體到達這樣的狀態:隨心所欲。總而言之，杜波斯認為，從其所有表現來看，生物學方面的成功就是身體強健的測量尺度。

健康:從古代巫術到中世紀教會

試圖理解社會行為和健康之間的關繫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杜波斯指出，原始人和動物更為接近，這是因為他們同樣依賴本能來保持健康。可是原始人已經認識到，在他們所做的某些特定事情與疾病癥狀的緩解或者傷情的改善之間，有某種因果關繫。這裡有太多的有關身體功能的事情，然而原始人並不理解，因此，在有關健康問題的原因和治療的信仰中，巫術就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實際上，對巫術不加批判的全盤接受和超自然觀念主導了原始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早期人類認為疾病是由惡鬼引起的，這一觀點並不讓人感到驚奇。用植物或者動物制作而成的原始藥物，毫無例外地和一些儀式同時應用，而這些儀式旨在驅逐病人體內害人的鬼魂。 在4 000～5 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生活在今天的東地中海和北非的人們，甚至進行一種叫做“環切術”或者“環鑽術”的外科手術，這種手術是在顱骨上鑽一個孔，意在釋放那些被認為寄居於其中的惡鬼。人類學家曾經發現過有多個孔洞的顱骨，而且並沒有發現骨髓炎（骨組織侵蝕）的跡像，這表明該手術並不總是致命的。有些人估計，環切術所導致的死亡率很低，考慮到手術的困難程度和手術實施的簡陋條件，這樣的成就是令人驚奇的。在西方世界，最早企圖建立健康服務原則的嘗試之一—這些嘗試建立在理性 思維和否認超自然現像的基礎之上——是在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發現的。 對於大約生前400年的希波克拉底，我們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 寫了那些冠有其名的著作。不管怎麼說，歸於其名下的那些作品為現代醫學實踐提供了一些原則。他的著名貢獻之一—希波克拉底誓言——是當今醫學倫理的基礎。它要求醫生必須宣誓幫助病患、遠離有意的舛誤和傷害，並且宣誓對有關醫患關繫的所有事務保密。希波克拉底還認為，醫學知識應該來自對自然科學的理解和因果關繫的邏輯。在他的經典作品《論空氣、水和地域》中，希波克拉底指出，影響人類健康的是環境因素的總和: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氣候、地形、空氣質量、水和食物。對和疾病相關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空氣質量、水和地域的關注，至今仍伴隨著我們。就其針對疾病的智識取向來說，希波克拉底和其他古希臘人所持有的觀點，和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觀點相比，與當代思想的一致程度更高。大多數的古代知識在 黑暗的中世紀散佚了——這一時代在羅馬帝國陷落後降臨歐洲。留存的知識大多是 被天主教會保存下來的。教會承擔了應對精神痛苦和有害社會環境——如貧困——的責任，而醫生則僅僅關注生理疾病的治療。人體被認為是一個類似機器的實體，它依據物理和化學原理而運行。結果是，西方的宗教和醫學科學都支持這樣的觀點:“人體是一個機器，疾病是機器的故障，醫生的職責就是修理機器。”少數醫生，如帕拉賽爾蘇斯，一位生活在16世紀的瑞士著名醫生，確實顯示了對理解人體生理功能之外的事情的興趣。帕拉賽爾蘇斯告訴世人，礦工特有的一些疾病和他們的工作條件有關。不過帕拉賽爾蘇斯是一個例外，在18世紀後葉和19世紀前葉之前，旨在調查或者應對有害健康的社會狀況的措施，從來沒有被采用過。 疾病是可以被控制的現代醫學起源於18世紀後半葉的西歐。在分析當時的法國醫學時，社會理論家米歇爾·福柯指出，在醫療實踐中有兩種不同的趨勢，他稱之為“物種醫學”和“社會空間醫學”。物種醫學指的是西方醫學對疾病分類、診斷、治療病人和發現治愈方法的強調。人體成為研究和觀察的對像，其旨在祛除生理過程的神秘性，並且將其置於醫學的控制之下。醫生們使他們所謂的“臨床診視”變得更加完善，從而使他們能夠在一個標準化的參考框架中觀察身體功能和功能障礙。診所的建立既是為了治療病人，也是為了訓練醫生。診所為醫生們提供了一個最佳的情境，此情境能使他們對病人行使職能、實施控制。 社會空間醫學並不關注治愈疾病，而是關注預防疾病。疾病的預防要求政府更 多地介入對日常生活的管理——特別是公共衛生。作為顧問，醫生們為法律和規則的實施獻計獻策，這些法律和規則對食物、供水和排水的標準做出了規定。當健康行為的社會標準被廣泛地建立起來的時候，人體的健康也被這些醫生和民政官員變成了規訓的對像。在這種情形下，福柯發現，關於疾病的科學概念，取代了疾病具有形而上學（宗教的、巫術的、迷信的）根源的觀念。疾病不再被認為是現有知識邊界之外的一個實體，而是一個被研究的對像、一個可以科學地加以對抗的對像、一個可以控制的對像。 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不健康的社會環境和生活方式可以導致疾病的意識，通過常識和實踐經驗得到傳播。當人們意識到干淨的食物、水、空氣，以及衛生的生活條件可以降低傳染病 的發病和傳播時，一個重要的進步就出現了。在現代醫學被發明之前，在歐洲和北美，通過改善衛生條件和設施，傳染病的高死亡率得到了顯著的降低——這些傳染病包括斑疹傷寒、結核病、猩紅熱、麻疹和霍亂。因此，在實施公共衛生措施方面，18世紀後半葉和19世紀前半葉（這段時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由於注意到社會環境和生活方式與健康之間的聯繫，19世紀的一些醫生宣稱，必須改善窮人的生活條件。他們努力使政府承認，為改善健康而采取的措施不僅僅具有醫學的性質，也具有社會性。例如，魯道夫·魏爾嘯——位以研究細胞病理 學而著稱的臨床醫生——堅稱，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魏爾嘯呼吁，窮人不僅僅應該獲得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他們還應該有選擇醫生的自由。經過改善的醫療服務和社會環境相結合會使生活變得更好。但是，這些建議在魏爾嘯的同事小圈子之外沒有產生多少影響。在當時的歐洲統治者和政治家看來，魏爾嘯的觀點顯得過於自由主義了，他們害怕社會改革可能會侵蝕他們的權威，並導致革命。而且，在歐洲受 過教育的階級中，還有一個偏見，即他們更加傾向於這樣的醫學科學:不承認社會性的衛生措施可能帶來好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世紀的一些學者發現，傳染病死亡率在19世紀後半葉的下降，主要是因為飲食、居住、公共衛生和個人衛生的改善，而不是因為醫學創新。例如，麥克歐文注意到，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歸功於母親營養狀況的改善，以及嬰兒喂養和照料的改善，而不是產科服務的提高。斑疹傷寒的死亡率也在沒有特定醫學原因的情況下，大幅度地下降了。傷寒和痢疾的死亡率也有了相似的降低。這使得麥克歐文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在19世紀晚期，水傳播疾病和食物傳播疾病 的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不能歸功於醫學干預。” 細菌理論與醫學發展 19世紀的醫生們主要對治療病人和改進醫療技術感興趣。他們並不是必然地關注社會改革。當然，那個時期的醫生在治愈人類疾病的時候，僅僅獲得了功過參半的成功。不過，正像英國社會史學家羅伊·波特所報告的那樣，“19世紀後半葉迎來了真正的醫學革命:細菌學”。路易·巴斯德、羅伯特·科赫，以及細菌學研究領 域的其他學者，決定性地確立了疾病的微生物理論，並且發現了許多疾病，如傷寒、破傷風和白喉的病因，以及提供了免疫的疫苗。追隨這些進展，亞歷山大·弗萊明 於1928年發現了第一個抗生素——青霉素。藥物的生產逐漸工業化，這使得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在內科學、麻醉學、病理學、免疫學和外科技術上取得的驚人進步說服了醫生們，使他們隻關注建立在嚴格科學實驗程序基礎上的臨床醫學，心無旁騖。因此，20世紀的醫學實踐牢固地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之上:任何疾病都有一個特定的病原，而最好的治療就是在生物醫學的領域內移除或者控制那個病原。正像杜波斯指出的那樣，醫學思維被這樣的想法主導了:找尋作為“神奇子彈”的藥物，把它注入人體，清除或者控制病變。由於微生物學、生物化學和相關領域的研究導致了種類繁多的藥物的發明和制造，也導致了建立在藥物治療基礎上的各 種技術的發現，這一途徑成為解決問題、治療疾病的主要醫學手段。 回到“整體的人” 到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小兒麻痺和天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消滅，而傳染病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已經被有效地控制。這種情況造成了疾病類型的重大改變，慢性病———被定義為長期的、不可治愈的疾病———取代了傳染病，成為健康的主要威脅。這個“流行病學轉型”最初開始於工業化國家，然後擴散到全世界。這一轉型的特征是，慢性病如癌癥、心髒病和中風成為主要的致死病。波特觀察到的例子是，早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醫生們就對癌性腫塊非常熟悉，不過，由於今天的人們壽命更長，癌癥的患病率大大地提高了。雖然在癌癥研究上花費了大量金錢，但人們並沒有發現治愈癌癥的“神奇子彈”，即使化學治療有時會成功地使腫塊縮小。至於心髒病，波特注意到，一位著名的英國醫生在1892年的觀察是，心髒性的死亡是“相當少見的”。可是，數十年之後，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冠心病成為西方社會主要的死亡原因。人們發明了新的診斷技術和藥物，還有外科手術包括心髒移植、心髒搭橋術、血管成形術等。還有，波特宣稱:“公眾對吸煙、飲食、肥胖和缺少運 動等風險因素的理解進步了，而生活方式的轉變又為解決問題做出了根本性的貢獻。”在1970年到1990年間，美國心髒病的死亡率下降了50%，而且還在持續下降。向慢性病的轉型意味著，人們越來越多地要求醫生面對“整體的人”的健康問題，這遠遠超越了把細菌作為唯一的病原的範疇。現在，人們要求醫生更加熟練地 治療那些被稱為“生活中的問題”的健康問題，即涉及多種疾病原因的功能障礙——這些原因並非都是生物性的。社會和心理因素不僅僅影響一個人是否患病，還會影響癥狀的表現、持續時間和強度。因此，現代醫學被越來越多地要求發展出理解其治療對像的行為特征的洞見。 而且，一個罹患慢性病的人感覺完全正常，即使是在不可逆轉的器官和組織損傷已經出現的時候也並非罕見。由於慢性病對身體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損傷，患者 可能被要求完全改變其生活方式。正像安瑟姆·斯特勞斯——他是醫學社會學的先驅之一—早就指出的那樣，衛生從業者需要知道，慢性病患者應怎樣控制他們的癥狀、怎樣適應生理狀況的改變，以及怎樣生活。除此之外，醫生們還需要知道，那些最初影響人們患慢性病的行為和生活方式是什麼。波特認為，不僅僅是激進的思想家們在醫療實踐中倡導新的“整體主義”，醫學領域中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也堅持，把人體作為一個“機械模型”來治療並不能實現真正的健康。波特這樣描述這一情形: 1900年以後，疾病被概念化為一個社會現像，這一現像的社會性至少與其生物性同樣重要。這種社會現像必須從統計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甚至 政治學的角度去理解。“醫學診視”必須結合其他更廣泛的問題，如收入、生活 方式、飲食、習慣、就業、教育和家庭結構，簡言之，整個的心理—社會—經濟總體。隻有這樣，醫學纔能應對社會大眾的挑戰，纔會取代實驗室醫學——它執著於對損傷進行精細的研究，卻對損傷從何而來漠不關心。 在今天這個歷史時刻，我們清楚地知道，社會行為和社會條件對疾病的形成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消極的生活方式諸如糟糕的飲食、缺乏鍛煉、吸煙、酒精和藥物 濫用、緊張、暴露於罹患性傳播疾病如艾滋病的危險之下等。上述情況可以導致患病、殘疾和死亡。積極的生活方式—與上述行為相反——可以減輕慢性健康問題 的嚴重程度，使人在這些問題出現時可以更好地控制它們，或者在老年來臨之前避免其出現。當然，有害的社會條件如貧窮，同樣會引發健康問題，並縮短預期壽命。 例如，許多研究報道說，窮人更加傾向於參與引發不良健康狀況的活動，卻不傾向 於出現在那些有預防疾病功效的場合。 窮人在日常生活中會更多地面對暴力，更多地生活在充滿壓力、飲食和居住條 件不良、優質衛生資源缺乏的環境中。他們也可能生活在受到工業污染的環境中，該環境充滿了致癌物質，或者導致皮膚和呼吸異常的其他化學物質。因為居住狀況的擁擠，有寄生蟲、昆蟲或者其他有害生物，他們可能面臨更大的傳染病威脅。所謂貧窮，就意味著生活中缺乏好的東西，有太多壞的東西，在健康問題這一點上，情況正是這樣。在所有的社會經濟群體中，窮人擁有包括心髒病在內最高的患病率 和殘疾率。為了預防疾病和應對現代健康問題，需要理解生活方式和社會環境對健康的影響，這一需要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種情況使醫學和行為科學——如社會學、人類學 和心理學——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不僅在醫學院裡，而且在護理學院、藥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甚至在教學醫院裡，醫學社會學家也越來越為人熟知。目前，醫學社會學家經常擁有雙重職位，即既在社會學繫擁有職位，也在一些與衛生相關的教學機構中擁有職位，或者被與衛生相關的教學機構全職聘請。他們也可能在一些研究機構如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裡全職工作。

傳染病:人類的隱形殺手

醫學社會學面臨的一個新挑戰是，作為人類健康的威脅，傳染病令人奇怪地重新抬頭———這既有自然的原因，也來自生物恐怖。這是一個需要許多學科多加關注的課題，包括醫學社會學。人們使用“新出現的傳染病”或者“再出現的傳染病”這樣的術語來描述這一現像。在20世紀60年代的後期，人們普遍相信，一些傳染病正處在被消滅的邊緣，剩下的傳染病則可以通過免疫和抗菌素治療得到控制。實際上早在1967年，美國衛生局局長曾經宣布，傳染病在美國已經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說，現在已經是“合上把傳染病作為主要健康威脅的教科書的時候了”。我們現在知道，這是錯誤的。一些病原體顯示了對抗抗菌素的強大力量，一些傳播特定疾病的昆蟲成功地對抗了殺蟲劑，而人類制造的生態混亂又導致了新疾病的出現。 例如，由於越來越多的人類進入從前的不毛之地，以前未知的致病病毒，如 HIV、埃博拉病毒、拉沙熱病毒和馬堡病毒，從熱帶雨林或者稀樹草原中被帶了出來。其他的疾病流行的原因則是古老疾病的重新發作，如霍亂、黃熱病、小兒麻痺和白喉。在最近的幾年裡，嚴重影響人類的疾病暴發包括埃博拉病毒在剛果（1995 年、2002年）、加蓬（2001年）和烏干達（2000—2001年）;馬堡病毒在剛果（1998—2000年）和安哥拉（2004—2005年）;瘧疾在肯尼亞（2002年）;裂谷熱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門（2000—2001年）;小兒麻痺從尼日利亞開始（2003年）後穿越 中非和西非進入阿拉伯半島的也門（2005年）和印度尼西亞（2005年），還感染了美國明尼蘇達州一些沒有接種疫苗的阿米什教派的孩子;淋巴腺鼠疫在印度（1994 年）;霍亂（1995年）和黃熱病（1995年）在拉丁美洲;腦膜炎（1995年）和黃熱 病（1995年）在西非;禽流感在中國香港（1997年、2001年）、東南亞（2003— 2005年）和印度尼西亞（2007年），以及白喉在俄羅斯（1992—1994年）。 還有瘋牛病在英國（首次確診於1986年，1993年達到高峰，後來逐漸消退）; 大規模的大腸杆菌食物中毒在美國（1993年、1999年、2007年、2008年）、日本 （1996年）和加拿大（2000年）;軍團病在荷蘭（1999年）、日本（2002年）和加拿大（2005年）;西尼羅病毒在羅馬尼亞（1996年）和美國（1999年到現在）;非典 （SARS）在亞洲和加拿大（2003年）;登革熱病毒在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 以及新加坡（2005年），以及發生在英國和美國多家醫院裡的、對新青霉素產生抗藥性的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俗稱抗生素球菌感染）（1995—2007年）。 傳染病的傳播危險被現代交通繫統明顯地增大了。特別是空中旅行，它使得被感染的人或者動物很容易從一個大陸到達另一個大陸，並把病毒傳播到所到之處。 無癥狀病毒攜帶者的一聲咳嗽或者噴嚏，會把呼吸繫統傳染病傳染給另一個旅客或者其他人，而這個人可能是在到達目的地數天後纔出現癥狀。患病動物的一次叮咬或者搔抓，或者與攜帶空氣傳播病毒的動物共處一室，都可能引發人的感染。例如，馬堡病毒（一種空氣傳播病毒，埃博拉病毒的毒性較低的親緣病毒）的名字來自德 國中部的一個城鎮，1967年，它在那裡第一次被鋻定出來。這種病毒從實驗用的來自烏干達的猴子身上傳播給人類，它導致31人被感染，其中7人死亡。1989年，來自菲律賓的兩批實驗猴來到了弗吉尼亞的萊斯頓市，隨它們而來的還有埃博拉病毒，它殺死了90%的感染者。在一繫列富於戲劇性的事件中，一個由醫學科學家和軍方人員組成的團隊把這種病毒保存在一個試驗設備裡，然後它就擴散到了華盛頓大區的許多人身上。一群穿著太空服的人用毒藥注射的方式殺死了第一批染病的猴子，可是有一段時間，一隻猴子在被殺死之前逃出了這個實驗室。第二批猴子卻被放任死於該疾病。四位飼養員被檢測出埃博拉病毒陽性，但他們並沒有發病，而病毒卻從他們的血液中被清除了。理查德·普萊斯頓說說:“他們是少之又少的埃博拉病毒的幸存者。”在最近的2005年，在新澤西醫學和牙科大學的生物恐怖研究實驗室裡，三隻生活在獨立鼠籠、感染了致命鼠疫的實驗鼠失蹤了。它們蹤跡全無。聯邦調查局被召來調查事情的原委。不過，這些老鼠究竟是逃跑了，還是被盜了，還是因為書面統計而漏掉了，這些問題至今不明。人們認為這些老鼠在幾天之後肯定會死於鼠疫，然而該病沒有在新澤西出現。不過，這個例子表明，傳染病的威脅是無時不在的。 西尼羅病毒:飄忽不定的致命幽靈在美國，一個新的傳染病是西尼羅病毒。1999年的夏天，它沒有任何征兆地出現在紐約市，並感染了東北五個州的居民。這種病毒於1937年在烏干達被認定，而且在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相當常見。它們使鳥類發病卻不會導致其死亡。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這種病毒在中東地區發生了某些變異，很可能是基因突變，這使它具有殺死鳥類，然後是殺死人類和馬的能力。當蚊子叮咬了患病的鳥類以後，就會通過叮咬把病毒傳播給人類。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個病就像是一次輕微頭痛，但是對那些年幼、年老和免疫繫統虛弱的人們來說，該病可發展成腦炎，導致肌無力、抽搐、昏迷和呼吸停止。1998年，突變了的西尼羅病毒在以色列被發現，那裡的鳥類 開始死亡。第二年，它出現在了紐約市的皇後區，這是第一次在西半球發現這一疾病。 這一疾病是怎樣來到紐約市的，這一問題至今未明。不過，它很可能被攜帶於旅行者的血液中，而皇後區的蚊子叮咬了他們。這些蚊子開始傳播這一疾病，數十人患病，六位老年人死亡。最初的跡像是在布朗克斯動物園發現了死鳥，然後，兩位老人因為發熱和肌無力住進了皇後區的醫院。實驗標本被送到了紐約州衛生局和 亞特蘭大的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隨著患病人數的不斷增多，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宣稱他們的實驗表明，病毒是聖路易斯腦炎病毒（西尼羅病毒的近親）。當時西尼羅病毒並沒有被考慮在內，因為它從來沒有出現在美國。隨著紐約人越來越多地感到 面臨著這個未知危險病毒的威脅，紐約市發起了一場全市範圍的滅蚊運動。因為一個人隻是外出散步時被蚊蟲叮咬，就可能患病。野生動物病理學家正在檢查一隻死於西尼羅病毒的烏鴉尸體。可是布朗克斯動物園的一個病理學家卻知道，聖路易斯腦炎通常不會導致鳥類的死亡。而且，另一種類型的腦炎——這種腦炎對鴯鹋來說是致命的——顯然不是罪魁禍首，因為動物園的鴯鹋是健康的。後來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又一次被驚動並收到了新的標本，新標本還被送到了馬裡蘭州的一家軍隊實驗室。與此同時，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們開始關注生物恐怖的可能性，因為身份不明的病毒傳播者顯然正在紐約活動。軍隊與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實驗室的結論都是西尼羅病毒。幾天之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實驗室也確認了（這一病毒），他們事先獲得了紐約市衛生局送來的腦組織標本，這些標本來自死於該病的患者。這一病毒突然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它是怎樣在北美的生活環境中生存的，這一問題至今未明。理查德·普萊斯頓評論說:“在發現新大陸的過程中，西尼羅病毒殺死了幾個人，成功地驚動了中央情報局，現在它有了更加重要的任務:無論如何要找到一個復制自己的方法。”如果這個病毒隨著鳥類遷徙到了南方，並且找到一個地方躲過鼕天，普萊斯頓評論說:“我們發現它的唯一途徑是，（發現）它明年再來。”它確實回來了。2002年，西尼羅病毒傳播到了43個州，超過3600個美國人患病，212人死亡，大約9.1萬隻鳥死亡，1.3萬匹馬被感染，其中三分之一死亡。早先的毒並不感染馬。生物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不僅是一種病毒在一個半球發生了突變後來到了另一個半球，而且它還在新環境中找到了一個沒有免疫能力的宿主（馬），並且通過蚊蟲叮咬傳播給其他物種。疾病的流行會隨著天氣變冷而中止，但每年都會重來。2003年，西尼羅病毒傳播到了美國的西海岸，當年全國大約有9862人患病，264人死亡。但是，在2004年，感染該疾病的人數（8219人）和死亡人數（182人）都下降了，數字在2005年繼續下降（3000人感染，119人死亡），2006年上升（4269人患病，177人死亡），2007年又下降（3623人患病，124人死亡）。數字的起伏波動也是一個未解之謎。性病的全球性蔓延世界範圍內的、來自傳染病的最大威脅之一，是性傳播疾病。在20世紀的美國和西歐，由於抗生素的廣泛應用，性傳播疾病如梅毒和淋病的患病率顯著地下降了。可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性傳播疾病的患病率急劇上升。此外，目前尚無法治愈的艾滋病（AIDS）開始感染人類，並且達到了流行病水平的感染數量。在美國，截至2005年，性傳播疾病如衣原體病、淋病、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占到了前十位傳染病全部病例的90%以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是什麼導致了性傳播疾病的患病率在世界範圍內急劇上升呢?根據勞裡·加萊特的觀點，有四種因素難辭其咎:（1）避孕藥極大地降低了對意外懷孕的擔心。（2）全世界城市裡的年輕人性解放和性寬容的觀念。（3）發展中國家新的就業形式。這種就業形式是，年輕男性湧入城市尋找工作，在周末的時候回到鄉村與其配偶或者女朋友團聚，這使他們把自己染上的性傳播疾病傳播到鄉村。（4）這也許是最重要的，擁有多個性伴侶的情況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加萊特還發現，歐洲和北美的男同性戀者，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的年輕異性戀者，充分地利用了目前的性觀念。城市居民數量不斷增長;日益方便的空中航線和大規模交通繫統使人們能夠進行世界範圍的旅行，並達到自己選擇的城市;性觀念變得越來越寬容。所有上述因素結合在一起，促進了性傳播疾病的傳播。不過，個體所擁有的性伴侶數量纔是最重要的患病危險因素。就像加萊特總結的那樣，世 界上的頭號傳染病傳播者是多伴侶性行為: 罪魁禍首還是性行為，特別是多伴侶性行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性傳播疾病在世界範圍內以驚人的速度暴發和再暴發，這驗證了性活躍個體和性活動場所在疾病——如HIV-1、HIV-2和青霉素抵抗性淋病——擴散中所發揮的作用。 生物恐怖 一個更新的傳染病威脅是生物恐怖。有些人有意識地準備生物學病原或者氣體，並且以致人患病或死亡為目的在其他人身上使用，這就是生物恐怖活動。西門·威廉斯指出，社會學可以在對生物恐怖的評估上發揮重要作用，包括評估其企圖引發的疾病、恐懼、安全防衛、監視、反擊戰，以及其他事宜。生物恐怖有兩種類型，即公開的恐怖和隱蔽的恐怖。所謂公開的生物恐怖，就是犯罪分子公開承認對事件負責，或者恐怖分子的身份在恐怖襲擊中被洩露。例如，1995年發生在東京地鐵裡的奧姆真理教沙林氣體洩漏事件。隱蔽的恐怖的特點是未宣布的或未認定的病原體的釋放，在這樣的事件中，患者的出現可能是事件的第一征像。這樣的例子有發生於1985年俄勒岡州的胃腸炎爆發事件，事件的原因是，一個邪教組織用沙門氏菌污染了幾個色拉餐廳。另一起胃腸炎事件發生在1996年，當時，在一個龐大的醫學實驗中心裡，一個心懷怨恨的職工把痢疾病菌放到了同事們食用的通心粉中。一次更嚴重和恐怖的公開襲擊是，2001年9—11月，有些人利用美國郵政郵寄炭疽菌。這一襲擊緊接著中東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機並撞擊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事件——該事件導致大約3000人死亡，包括恐怖分子自己。有人把炭疽孢子粉放在信封裡，從新澤西州郵寄到了一些選定的媒體機構和議會的辦公室裡。該行為造成5人死亡，還有18人出現了嚴重的病情。第一個被感染的人是紐約市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一位女助理評論員，後來她痊愈了，但她的病情是在發病數星期後纔得到確診的，雖然她曾經在兩家醫院的急診室裡接受治療。治療第一位受害者的醫生並沒有考慮炭疽的可能性，因為這太不可能了———這是一種醫生們從來沒有見過，也從來沒有想到會遇見的疾病。第一個死亡病例，佛羅裡達一位63歲的小報攝影編輯，被確認吸入了炭疽孢子。當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學家在其任職公司的郵件室裡發現孢子粉的時候，對他死亡的調查變成了一樁刑事案件。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華盛頓特區的兩名郵政職工死亡;康涅狄格州的一位老年婦女因為接觸了污染郵件而死亡;紐約市的一家醫院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員死亡，她的感染途徑不明。保護郵政設施的措施被采用，一項龐大的調查計劃因此啟動，這些行動的目的就是試圖找到責任人。這花費了七年的時間。而且，發明出2001年還不存在的實驗技術也需要時間。不過，聯邦調查局最終在2008年確認了炭疽孢子粉的來源。殺害了第一名受害者的炭疽孢子粉標本被送到了北亞利桑那大學的一位生物學家那裡，他曾經研發出了認定不同菌株的檢測方法。他認定這是劇毒的埃姆斯菌株，但無法認定它是從哪個實驗室裡來的，而全世界許多實驗室的培養基裡都保存有這種菌株。隨後，聯邦調查局爭取到了染色體研究所的幫助，請求他們破解該炭疽杆菌染色體的DNA基因序列。這個染色體研究所破解了埃姆斯炭疽杆菌的染色體序列，也破解了被用於此次襲擊的炭疽杆菌的染色體序列。它們兩個完全一樣，不存在任何可以把襲擊與其他炭疽菌株相聯繫的區別。不過，馬裡蘭州的一個軍方微生物學家把襲擊用的炭疽孢子粉塗抹在營養基上，發現其中的一個形成了一種“生物形態”或“形態”。這種形態是獨特的，染色體研究所的研究者破解了其基因序列，並且發現它同樣來自馬裡蘭州的軍方實驗室的一個曲頸瓶。這個曲頸瓶由這個實驗室的一名科學家保管。該男子在聯邦調查局接近並試圖逮捕他的時候自殺了，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2001年10月，危險物品工作者正準備進入華盛頓特區布倫特伍德的郵政設施檢測炭疽污染物。不過，傳染病的重新抬頭，不論其來源是自然原因還是生物恐怖，都昭示了醫學社會學在研究視角上的一個轉向，這就是從隻關注慢性病到既關注慢性病，也關注傳染病。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在傳染病的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諸如性行為、藥物應用、旅行、飲食習慣、生活條件和生物恐怖等。因此，對於21世紀的醫學社會學家來說，對傳染病的預防和傳播的社會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生命倫理與醫者良心
醫學社會學的另一個較新的研究領域是生命倫理學。這是因為醫學中的道德（或不道德的）決定可能產生重大的社會影響，也可能反映出對某一個特定社會群體的歧視和偏見。雖然作為一個職業的從業者，醫生們受到過倫理學訓練，並且被寄予期望在面對病人時永遠踐行道德，但是仍會出現少量意外事故。一個極端的例子是納粹醫生們在集中營囚徒身上實施的醫學實驗。美國的例子是1932年在亞拉巴馬州進行的臭名昭著的“塔斯卡基梅毒研究”，在這次研究中，一群染病的黑人以治療的名義被征召。他們被告知正在進行梅毒的治療，但實際上隻是服用了阿司匹林、維生素和鐵劑，這樣，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機構的醫生們就可以研究疾病在他們身上的（自然）進程。當然，這種對倫理規範的粗暴的違背已經成為過去，目前，（對倫理規範的）捍衛措施在所有類型的研究中都得以確立，包括完全告知情況下的患者同意、可接受的風險—收益比例、可保障的患者自主權和保密、倫理委員會、制度性的評估委員會對遵從（道德規範）行為的監督等，上述情況都適用於醫學社會學的相關研究。1996年通過的《醫療保險便利性和可及性法案》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規範了患者隱私事項和患者信息的處理方式。不過，有關醫療服務、藥物試驗及類似事宜的道德擔憂依然存在。令人擔憂的一個領域是，相當比例的、由醫療服務機構和制藥公司贊助的臨床研究，從學術機構轉移到了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公司手上。以前大約70%的臨床試驗是由學術研究實驗室完成的，但是現在，這一數字降低到了大約30%。私人公司擁有自己的評估委員會，或者雇用商業性的評估委員會來加快資助性項目的通過。其結果是，臨床試驗變成了市場經濟中的一樁生意，出於對利益的追求，對人類實驗對像的保護很可能被削弱。當然，其他的倫理問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2008年，《美國醫學會雜志》發表的一篇報告揭露，一個制藥公司（默克公司）的雇員撰寫（代人捉刀）了一篇有關該公司制造的某一藥物的研究論文手稿，然後征召學術人士，付錢請他們署名，並以他們的名義發表在科學刊物上。這些所謂的“客座”作者並不總是公開資助他們的制藥企業和自己的報酬。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發現的客觀性和研究過程的誠實性顯然令人懷疑。
在今天的醫療實踐中，還有一些具有社會影響的倫理事務。這包括有關干細胞研究的爭論。干細胞研究是一個發展迅速的研究領域，在這一研究中，人類胚胎干細胞被用來制造人體細胞和組織。干細胞在治療退化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和糖尿病方面的潛力，被該研究的支持者認為是革命性的。爭論源自一個問題:胚胎（實驗室中生長的人類受精卵細胞）是一個人，還是僅僅是具有科學用途的一群細胞?在使用成年人自己的骨髓干細胞來對他的外傷進行整形治療時，爭論並不存在。不過，一旦涉及人類組織的克隆、出生前基因篩查以及針對潛在雇主和他人而保護個人基因信息時，倫理問題就出現了。其他倫理問題還包括流產、安樂死、以體外受精為特征的生殖技術和子宮植入技術、死亡的權利以及類似的生死意義問題等。這些問題觸及了下列問題的核心:作為一個社會和道德的存在，作為正義社會的一個成員，到底意味著什麼?在這些討論中，醫學社會學家將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