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美國，始於一場“扒糞運動”
深度揭秘美國20世紀初的腐敗和反腐運動
看死磕總統的新聞記者如何“揭開地獄蓋子”
著名記者林肯·斯蒂芬斯於1900年前後撰寫了大量揭露美國猖獗肆虐的腐敗現實的調查報道，引發了震動全美的“扒糞運動”。《城市的恥辱》即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文章合集。本書及斯蒂芬斯本人針對的不單是官場、商界存在的種種腐敗現像，還直指滋生這些現像的土壤——麻木不仁的廣大民眾。史蒂芬斯認為，當公權力領域也被純粹逐利的“生意經”侵蝕之時，民眾對政府的監督纔是正本清源的希望所在。
在本書的開篇，史蒂芬斯寫下了如下擲地有聲的話語，這也成為美國一代“扒糞”記者的宣言：
“美國人也許是唯利是圖、財迷心竅、自私自利的。我們也許不可能有什麼民主，而腐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些文章，假如證明不了別的什麼事情，也毫無疑問地證明我們經得住真理的考驗，證明美國市民的性格中存在著一種自豪感，而這種自豪感也許就是國家的力量。所以我的這本書，記錄恥辱，也記錄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是榮譽的宣言，真誠地獻給那些被指控的人，獻給所有市民，我完全是出於善意的。”

20世紀初的美國曾經歷過一段黑暗時期，官員、商人乃至民眾都深陷腐敗泥潭，城市腐敗波及面之廣、手段之惡劣令人瞠目。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新聞界掀起了旨在揭露社會黑暗、打擊腐敗、促進改革、推動美國走向正確軌道的浪潮，史稱“扒糞運動”。
《城市的恥辱》一書是“扒糞運動”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於1900年前後發表的一繫列揭黑文章的合集，真實記錄了包括紐約、芝加哥在內的六大城市的腐敗問題，如警察受賄、公民精神的墮落等。也因本書所錄文章為代表的“扒糞運動”的興起，西奧多？羅斯福加大了整肅腐敗的步伐、推進改革，從而開啟了美國的“進步時代”。
通過閱讀本書，您可以了解到美國在上個世紀之交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而社會黑暗、官員腐敗、公民精神墮落等一繫列問題的產生，與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滯後息息相關。本書也為在社會轉型期如何推進創建純淨、文明、公平的社會，培養健全的公民意識，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鋻。

林肯·斯蒂芬斯，美國記者，“扒糞運動”的代表人物。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並獲得了四個德國大學的學位。他在紐約《晚郵報》任警務新聞記者期間與同時期擔任紐約警長的西奧多·羅斯福相識，後來二人曾因“扒糞”一度反目。1901年起，林肯·斯蒂芬斯任《麥克盧爾》雜志編輯主任，撰寫了大批專門揭露社會黑幕的文章，並以此掀起了席卷全美的“扒糞運動”。他還為美國新聞界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記者，李普曼和約翰·裡德都曾得到他的提攜，並深受其新聞理念的影響。斯蒂芬斯晚年赴歐洲鑽研俄國革命及歐洲政治，1936年逝世。

0.導言
1.賄賂團伙在聖路易斯的歲月
2.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恥辱
3.聖路易斯的無恥行為
4.匹茲堡：一座羞恥的城市
5.費城：腐敗與心安
6.芝加哥：半自由和正在進行鬥爭的城市
7.紐約：有待於檢驗的好政府

當有人提名約瑟夫·W·福克任地方檢察官時，領導者們爽快地接受了他。他們對福克這個人了解的其實並不多。福克年紀不大，是田納西州人；曾擔任傑斐遜俱樂部主席，並在1898年仲裁鐵路罷工事件。但是福克不願意接受提名。他是民事律師，從未參與過刑事案件的審理，對此也不關心，為公司擔任法律顧問能有相當豐厚的收入，這更能讓他感興趣。他拒絕了邀請。委員會一次又一次給他打電話，強烈要求福克多多考慮自己對黨和對這個城市的責任等等。
“好吧，”福克最終說道，“我願意接受提名，但是一旦我當選，我就要履行自己的職責。如果法律要求我懲罰違法者，那就不要試圖對我施加影響，妨礙我執法。”
委員會依照慣例為候選人說了一大堆好話。在他們的大力推薦下，民主黨候選人當選，福克成為密蘇裡州第八地區檢察官。
宣誓就職後的第三周，福克的競選承諾開始經受考驗。針對當時選舉活動中出現的舞弊行為，他開展了一繫列抓捕行動，指控一些人非法登記選民，其中有共和黨人，也有民主黨人。福克先生當做常規的普通刑事案件將他們一一逮捕。政治老板們急忙出面相救。他們提醒福克要為黨的聲譽負責，並告訴福克，黨的領導人期待他能站在黨的立場上去理解法律，重復投票者和其他一些在選舉中有違法行為的人曾經為民主黨扯旗吶喊，而且還幫助過福克當上地區檢察官，對這些人福克應設法免於起訴或者盡可能以最低程度作出懲罰。福克這位年輕的律師是怎麼回答的呢？那就最好聽聽埃德·巴特勒上校的話吧。這位經驗豐富的政治領導人出面去找福克談，出來的時候怒不可遏地喊道，“這個該死的家伙！他不就是個檢察官嘛，還以為自己能掌控一切呢？”
選舉舞弊案很快就交由法院審理；沒有寬容民主黨人，也沒有寬容共和黨人。在鼕季來臨之前，政治頭目的一些走卒、在競選區遊說的一些小政客、一些老資格的黨務工作者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接著，福克把注意力集中在受賄者和假擔保人身上，他們很快成了法庭的常客，其中一些吸血鬼現在還被關押在監獄裡。福克的行動攪了這些人的生意。但是福克並沒有就此罷手。
1903年1月的一天午後，人稱“紅頭發的加爾文”的報社記者撰寫的專欄文章，引起了福克的注意。這篇報道不長，大意是為了確保軌道交通法案獲得通過，有人將一大筆錢存入銀行，作為向某些議員行賄的資金。文章沒有提到存錢人的姓名，但是加爾文猜測這筆錢有可能是城郊軌道交通公司存放的。一個小時後，福克先生列出了近100人的名單，派人送給警長，指示他立即傳喚名單上的人到庭接受大陪審團訊問。這些人有的是市政委員、州參議院議員、城郊軌道交通公司高管、銀行行長和司庫。在三天的時間裡，調查行動熱火朝天地開展，可是聖路易斯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是一個“大笑話”，因為類似的調查以前就有人嘗試過。那些被傳喚到庭接受大陪審團訊問的人坐在法院前廳的休息室裡，不斷地說著笑話，而報紙對此的報道也是輕描淡寫，根本沒當回事。
在最初的日子裡，由於檢察官福克對此案所知甚少，能夠了解到情況也很有限，所以調查沒有取得什麼進展。但是，福克說既然已經看到了這裡或那裡冒出來的煙，他就決心找到火。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開這樣一個犯罪體繫的突破口總是很困難的。除了勇氣和個人信念，福克先生並不掌握任何確鑿的證據。他下令發出強制性傳票，傳喚城郊軌道交通公司董事長查爾斯·H·特納和菲利普·斯托克立即趕到大陪審團會議室。福克認定斯托克是陰謀家利益集團的代表和這場交易的立法代理人。
“先生們，”福克說，“我有足夠的證據拘捕你們，並向法院送交起訴書，控告你們犯有行賄罪，而且我以最嚴重的程度起訴你們，把你們送進監獄，除非你們能向大陪審團徹底交代你們是如何利用行賄的方式來使第44號法案獲得通過。我給你們三天時間考慮。假如到時候你們沒有回到這裡，向我們講清楚整個事情的經過，我就下令逮捕你們。”
兩個人看了看年輕無畏的檢察官，一句話也沒有說就離開了法院大樓。福克等待著。兩天後，前州長查爾斯·P·約翰遜，一位經驗豐富的刑事律師，找上門來，說他的委托人斯托克先生病了，無法出庭面對大陪審團。
“斯托克先生病了，我真的很難過。可是他必須來，這是強制性的。如果天黑之前他不露面，他就會被逮捕。”
那天晚上，約翰遜辦公室裡舉行了一次會議，第二天城郊軌道交通公司老板、百萬富翁查爾斯·H·特納就在大陪審團會議室講述了整個事件，而菲利普·斯托克這個善於交際的中間人對此作了證實和確認。原來交通公司擔心會被以較大的利益賣給自己唯一的競爭對手聖路易斯運輸公司，便提議起草一份法案，這就是第44號議會法案。福特謀劃並炮制了這份文件。此法案可獲得的政府補貼金數額相當可觀，特納在公司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告訴高管們，如果能借助法律手段取得成功，公司的資產價值就會從30提高到60。提案交上去後，特納去拜訪了巴特勒上校，因為這個人一直被認為是立法機構的代理人。特納請求巴特勒幫忙讓法案獲得通過，並請他開價。巴特勒答道，“147，0，這是我的價格。”特納沒有同意，認為這個價格太高，說要再考慮一下。後來他找到了一個要價便宜的中間人斯托克先生。斯托克與州參議院聯席會的一個代表協商後，向特納報告說打點這裡的賄賂資金怎麼也得75，0。特納先生提交了一份票據，並讓公司裡他所信任的兩個董事做了背書，以此為抵押從德意志美國儲蓄銀行拿到了一筆貸款。
口袋裡有了錢，立法機構的代理人便給參議院聯席會代表約翰·默雷爾打電話，約他在林肯信托公司的辦公室見面。在那裡，兩個人租用了一個保險箱。斯托克先生將75，0放了進去，並與默雷爾在一份協議上分別簽字，說好隻有他們兩個人都在場纔可以打開保險箱。當然了，銀行的交易日記賬沒有說明這筆資金的用途。斯托克與默雷爾達成的共識是，一旦提案變成法令，默雷爾就可以馬上提取75，0，並由他分發給聯席會的代表們。斯托克轉身又去找了眾議院。根據他的報告，如果想確保議案獲得通過，需要的錢是60，0。這些錢被存放在密西西比谷信托公司的保險箱，鑰匙則交給眾議院聯席會代表查爾斯·H·克拉茨保管。
一切似乎進展順利，可是將這些錢交由第三方保管的幾個星期之後，斯托克先生向雇主報告說，由於埃米爾·梅森博格的插手，事情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礙。梅森伯格是議會裡的鐵道委員，他阻止了提案的提交。斯托克先生說，梅森伯格持有一家破產公司的股票，已經不值錢了，希望斯托克能按票面價格以9，0買下。特納先生給了斯托克9，0，讓他把這些股票買了下來。
這樣，為了能使44號法案獲得通過，城郊軌道交通公司承諾拿出的錢已經達到了144，0，隻比起初政治老板巴特勒向特納索要的錢少了1，0。不管怎樣，法案在參眾兩院的會議上均獲得通過。宣誓忠於職守的城市公僕們完成了他們的工作，伸手去拿賄賂金。
接著，法院授權阻止城郊軌道交通公司通過收買投票人而獲益。法院的舉動讓特納感到惱怒，下令任何人都不準動保險箱。行賄者和受賄者之間的戰鬥打響了。受賄者采用各種策略和手段，希望以此鎮住軌道交通公司的人，迫使他們屈服——例如將行賄的事公開曝光，為即將到來的起訴制造謠言。這是福克先生看到並使他行動起來的第一個調查項目。
當特納和斯托克兩位先生在大陪審團會議室坦白了他們行賄的詳細情況，檢察官福克感覺自己已經掌握了重大犯罪的證言證據，現在他需要的是物證，證明有兩筆巨款分別存放在西部兩家較大銀行機構地下室的保險箱裡。這些錢是否被收回了？如果錢還在，他能否拿到？銀行保險箱總是被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隻有通過法律手段纔能打開。“我一直相信這樣一個事實，”福克先生說，“從來沒有做過的事並不意味著不能做。”既然這樣，事關重大，他決定采取非常規行動，所以他挑選了一位大陪審團成員與他一起來到銀行。他告訴銀行老板，也是他的一個私人朋友，他掌握著證據，請銀行老板允許搜查賄賂資金。
“這不可能，”那位老板說。“我們的規定不允許任何人擁有這樣的權利。”
“先生……”福克說，“已經有人犯罪，而你藏匿著罪犯的重要物證。我以密蘇裡州的名義命令你帶我們去地下室，打開保險箱。如果你拒絕，我會向你發出拘捕令，控告你犯有同謀罪。”
幾分鐘過去了，屋子裡的人誰也不說話；這時，銀行老板以幾乎讓人聽不到的聲音說道：
“給我一點時間，先生們。打開保險箱之前，我必須先與我們的法律顧問商議一下。”
“那我們就等十分鐘，”福克檢察官說。“十分鐘後我們必須進入地下室，否則的話，你就等著拘捕令吧。”
時間到了，大家一臉嚴肅地從銀行老板的辦公室出來，走向地下室的金庫——銀行老板走在最前面，後面依次跟著司庫、法律顧問、大陪審團成員、檢查官。當鑰匙插入鎖孔，在場的人都急切地彎下腰。鐵盒子裡，一卷用棕色紙包裹的東西露了出來。檢察官扯下橡皮筋，大面額的聯邦特許銀行鈔票展現在他們面前。經過清點，數目是75，0！
賄賂資金被放回保險箱。他們警告銀行工作人員，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前，銀行必須負責保管這筆錢。接著，檢察官又帶人來到了另一家銀行，在這裡他們遇上了更大的阻撓。發出拘捕令的威脅在這裡並沒有馬上起到作用，但是看到福克轉身離去，前往法院大樓，銀行老板這時纔慌了神，趕緊派人把檢察官叫了回來，於是第二個保險箱也被打開，從裡面找到了60，0。證據全部拿到手了。
從那一時刻起，調查有了快速的進展。依據法院拘票，參議院和眾議院聯席委員會的所謂代表查爾斯·克拉茨和約翰·K·默雷爾被捕，並處以重刑。克拉茨被捕時正在召開一個會，制定著自己競選國會議員的計劃；默雷爾則是從他經營的公司裡被帶走的。百萬富翁，埃米爾·梅森伯格這個經紀人被抓的時候正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一名副警長帶人闖了進去，向他宣讀了拘捕令，以行賄罪將他銬了起來。亨利·尼古拉斯接到傳票時正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這位富有的啤酒制造商不得不找人擔保，避免了在監獄裡度過一夜。埃利斯·溫賴特這個百萬富翁，聖路易斯陰謀集團的經營者，同樣被揭發出來，而這一消息很快通過電波傳到埃及首都開羅。州參議院議員朱利葉斯·萊曼，就是那位在大陪審團會議室候見廳裡肆意開著玩笑的家伙，現在可笑不出來了。副警長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說道，“你被指控犯有偽證罪。”萊曼與另外一個開玩笑的家伙哈裡·福克納一起站到了被告席上。
賄賂團伙裡的人個個是驚慌失措。一些人連夜坐火車跑到其他州或國外，不過多數人沒有走，湊在一起商議對策。第一批起訴狀返回後的二十四小時內，行賄者和受賄者在聖路易斯南部開會。與會者的財富總額達到了30，000，0，而他們聯手形成的政治勢力在通常情況下，足以操縱聖路易斯市的任何選舉活動。
這一巨大力量結成同盟來對抗福克先生一個人，而這個人現在還是孤軍奮戰。還沒等更多的起訴狀返回，提供資金的市民委員會已經成立，即使是在這個時候，多數人還是隱匿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財務主管詹姆斯·L·布萊爾在法庭上證實，這些人是擔心被別人知道，那樣就“毀了他們的生意”。
在腐敗分子召開的會議上，三項行動計劃得到了確定：一、政治領導人負責對付檢查官，要麼允諾將來在個人前途上給予好處，要麼采用恐嚇手段；二、偵探們負責搜集檢察官過去是否有什麼劣跡，從中找到打壓檢察官的材料；三、把證人們送到城外，給他們一些錢，讓他們獃在外邊躲起來，等到大陪審團休會時再回來。
福克先生立即感覺到了壓力，壓力之大足以讓他心驚。政客、律師、商人、俱樂部會員、教會人員——這麼說吧，各行各業的精英——紛紛來到他的辦公室或去他家拜訪，敦促他停止與市民對立的行動。如果他能順從，就答應給他政治優先權；如果他抵制，就把他埋進政治墳墓。接踵而來的是一些恐嚇信，揚言他們準備進行謀殺活動，或者組織流氓惡棍上街鬧事，損毀他的形像。田納西州那邊也傳過話來，說偵探正在那裡調查福克過去的生活往事。福克先生告訴政客們，他個人並不尋求得到政治施舍，也不盼望日後能有機會升職；他公開抵制另外一些人的誘惑或恐嚇。與此同時，他更加深入地揭開這個城市的一個個瘡疤。一炮打響給他帶來了聲望，加上受賄者他們內部亂作一團，福克很快趁機使這伙人相互猜疑，相互背叛，讓他們稍微感覺到危險的跡像就會來他這裡“告密”，或者向他提供揭發材料。有一位參議員接受嚴格盤問時驚慌失措，緊張得渾身顫抖，假牙掉到了地上都沒有顧得上拾起來。詢問一結束，他就飛快地走出會議室，直接去火車站上車跑了。
沒過多久，福克先生開始徹底梳理腐敗集團內部十年來所形成的親密關繫，尤其是北部和南部，以及公交運輸總公司特許經營權授權的交易情況。與城郊軌道交通公司相比，公交運輸總公司的作法甚至更加惡劣，更加不公平。
1898年，一位“發起人”在紳士酒店租用了新婚夫婦套房，裡面裝滿了各種名牌紅酒、白酒和雪茄，後來在大會期間這裡成了類似於候選人總部的地方。這位“發起人”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結交立法機構成員和議員，以及對市政府主要成員有影響力的政治頭目。這個人來到這裡兩個星期之後，公交運輸總公司議案“應其請求”被提交議會審議。這項議案含有一攬子特許經營權，授予其線路開通，並允許受益人在市內平行鋪設任何一條軌道，而許多成立已久的公司從未獲得過這樣的優惠。盡管市裡各大報紙紛紛抗議，這項議案在參眾兩院還是都獲得了通過，隻是有一個人——市長行使了否決權。此時“發起人”已花費了145，0。
為了推翻執行者的否決而使議案獲得通過，他們做了許多準備。新婚夫婦套房重新裝進了名貴禮物，大筆的資金被存入銀行，為他們服務的三名立法機構代理人也物色好了。聖路易斯法庭現在掌握的詳細證據列出了250，0賄賂資金的使用情況。證人的誓言證明，75，0被用在了州參議院。餘下的錢被分發給議會的一些成員，這些人盡管人數不多，但由於在商界和社交界有著很高的地位，而且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譽，所以索要的價格也高。最後，為了達到在參議院獲得所規定的三分之二票數，他們還需要一張票。為了確保通過，考慮到在法案被提交進行最後表決時他會投贊成票，他們給了一位以誠實廉潔而聞名的市政務會委員50，0。但是“發起人”不想把寶押在一個人的票上，所以他向另一個誠實的成員開出了條件，而這個人接受了：
“你在唱名投票時跟在某某先生後面，我將把45，0交到你的兒子手上。如果某某先生沒有遵守自己的承諾，而你不得不投贊成票，這筆錢就是你的。但是如果那位先生堅決要求通過，你可以投反對票，不過那錢你得歸還給我。”
那天傍晚，當議案就要宣讀完畢時，市政廳裡擠滿了政客的走卒和隨從。這些人是“發起人”按每雇來的，讓他們為那個受賄的議員吶喊鼓氣。議案迅速地在眾議院獲得通過，所有人都湧進了參議院。唱名投票開始後，會議室裡是一片深沉的寂靜，因為大家都知道，參議院有些議員的名聲還沒有被玷污過，但是今天晚上卻要信守承諾，舍棄自己的名譽。當票數還未達到三分之二時，那些一直在計算著票數的人知道，就差一張票了。又一個人的名字被喊了出來。被叫到名字的人臉一陣子紅，一陣子白，遲疑了一會兒纔小聲說道“贊成！”會議室裡死一般寂靜，所以在場的人都聽到了他的聲音，而那些離得近的人還聽到了另外一個人如釋重負的嘆氣聲，因為他這個時候可以投“否決”票了，從而保住自己的名聲。
越過市長的否決，總公司特許經營權議案成為法律。為了確保獲得此項立法，“發起人”花費了差不多300，0。但是不到一個星期，他把自己的線路權轉手賣給了“東部資本家”，獲得了1，250，0。聯合鐵道公司隨之成立。沒有一寸鐵軌，沒有一塊車廂木板，他們卻能迫使聖路易斯市除城郊公司之外每一個擁有軌道交通線路權的公司賣出股份，交出經營權，同意合並。現在的聖路易斯交通公司就是這麼發展起來的。
此次立法會議之後又發生了幾件事情。在議會休會期間，“發起人”拿出50，0在一家豪華飯店款待市政委員。宴席上，主人對他的客人說，“希望你能借我50，0，明天還你。外邊有許多伙計我還沒有付錢給他們。”錢就這樣轉手了。第二天，一直沒有等到“發起人”，借出錢的市政委員先生帶上一支左輪手槍，開始在一些賓館尋找。找遍了整個聖路易斯城也沒有找到，可是這位憤怒的先生並沒有就此罷手，而是繼續尋找，終於在紐約市一家豪華賓館的走廊裡堵住了“發起人”。這個紐約人見勢不妙，趕緊上前抓住市政委員的胳膊，撫慰地說道，“得啦，得啦，不要這個樣子嘛。我是有事纔突然離開的。來吧，我們一起喫晚飯；我會把錢還給你。”
市政委員先生接受了邀請，兩個人的酒杯倒上了香檳酒。當來自西部的這個人變得非常傷感時，“發起人”遞給他一封信，這是他趁離開酒桌的幾分鐘裡由他口述，打字員打印出來的。信中的聲明否認了所有的賄賂行為。
“發起人”說，“你在這上面簽個字，我會給你5，0。拒絕的話，你一分錢也拿不到。那個聖路易斯人帶著5，0回家，這件事就此了結。
不過在此期間，“發起人”與其他分肥者的關繫處理得就沒有這麼好了。根據前面提到過的協議條款，如果那位市政委員不必非得投下贊成票，他的兒子就應當按照約定退回45，0。議案通過第二天，“發起人”找到了那個年輕人，讓他把錢退回來。
那個兒子冷冷地反駁道，“我不想把錢退給你。我媽媽說了，這是行賄的錢，無論是退給你還是交給我父親都是錯的，所以還是由我拿著好了。”他說到做到。當他被傳喚到大陪審團面前時，年輕人請求，如果回答質詢，是否可以解除他的罪責。他說，“我擔心自己可能犯有偽證罪。”有陪審員勸告道，“說出實情，你不會有什麼風險的。”
那個兒子說，“假如福克先生告訴我其他家伙都已做了證實，我會說出真相。請福克先生先說。”
交通總公司議案的調查結果導致又發出了兩份起訴書，法院拘票落到了羅伯特·M·斯奈德和喬治·J·科布希頭上。州檢察院指控斯奈德為議案發起人之一，斷定他犯有行賄罪；而身為有軌電車制造公司董事長的科布希則被指控犯有偽證罪。
審理的第一個案子是埃米爾·梅森伯格案。這位百萬富翁強迫郊區的人購買他的沒有什麼價值的股票。為他辯護的是三位在刑法體繫享有盛譽的律師，但是年輕的檢察官同樣有能力對付緊急局面，終於以確鑿的證據判定埃米爾·梅森伯格有罪，入獄服刑三年。查爾斯·克拉茨，議會候補議員，因外逃喪失了40，0，而約翰·默雷爾也不見了。福克先生追查到默雷爾躲在墨西哥，並在瓜達拉哈拉將他逮捕；盡管與當地有關部門的談判引渡事宜開始時沒有獲得成功，他一再努力地堅持進行協商，終於將默雷爾帶回國內受審。9月8日，默雷爾的供詞直接導致市議會18名成員被控有罪。第二個審理的是朱利葉斯·萊曼案，他被判服苦役兩年。這位當初帶領一伙人在大陪審團侯見室起哄的家伙，如果聽到這個宣判，而且沒有一個朋友站在他這一邊，準保會昏倒在地。
除了給這些人和其他一些在社會上地位較高的人定了罪，還有一些人外逃，合作伙伴關繫土崩瓦解，一些公司不得不進行重組，許多商行紛紛關門，因為老板已經不來了，但是福克先生並沒有因為獲得了成功還是受到了挫折而就此罷手，而是繼續深入地開展自己的調查；他沒有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沒有感到悲傷。這個檢察官仍然迅速地、堅定地、面帶微笑地堅持自己的工作，無所畏懼，無所顧忌。恐慌的氣氛蔓延開來，犯罪團伙全面潰敗。
當另一個大陪審團宣誓後開始聽取證詞時，有數十人舉起手來喊道，“是我的過失，我應負責！”並懇求允許他們說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以此求得免於起訴。詢問的範圍進一步擴大。有人告發，前任市長的兒子在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期間濫用職權，胡作非為，於是大陪審團提議，前市長應該在民事法庭受到起訴，以便收回他裝進自己口袋裡的公款利息。依據陪審團簽署的一項項正式起訴狀，更多的議員被抓了起來，罪名是與城市簽訂非法合同。最後，斧子砍向了林子裡的最大一棵樹。巴特勒上校，控制聖路易斯選舉多年的首領，一位從鐵匠鋪裡拉風箱的小伙計成長起來的大富翁，也是密蘇裡州州長的制造者和操縱者，也是舉薦並幫助福克當選的主要人物之一——同樣被指控犯有兩項受賄罪。人們很早就知道，這個巴特勒一直控制著聖路易斯的立法機構。通常認為，許多宣誓就職的議員早在進入州眾議院之前就是巴特勒的人，所以巴特勒並不需要為選票付錢。公開受賄現在已經是確鑿無疑的指控。衛生部門的兩位官員在法庭上證實，為了讓他們批準一份垃圾處理合同，巴特勒曾給了他們2，5。
令人可憐？是的，但也很典型。其他城市如今的狀況與福克先生應邀調查腐敗問題之前的聖路易斯完全相同。芝加哥正在進行自我清理，明尼阿波裡斯也是如此，而匹茲堡最近則冒出了一樁賄賂丑聞；波士頓目前處於平靜狀態，辛辛那提和聖保羅感到滿意，而費城則對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感到愉快。至於那些小一些的城鎮，多數都在為掠奪戰利品而忙得團團轉。
其實，盡管出現了這樣令人感到恥辱的事，聖路易斯具有極大的優勢。這種優勢後來得到了展示；在其市民自甘墮落腐敗之前，這座城市並沒有一次次進行革新，染上什麼壞的風氣。但是，最好的是，把聖路易斯翻了個底朝天的這個人，可以說是把整個事情顛倒過來了。在所有的城市，較好的階層——商人們——是腐敗的根源；但是這些商人的行為很少被人追蹤或查獲，所以當麻煩出現時，我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是怎麼回事。因此，大多數市民往往指責政客和那些無知而邪惡的窮人。
……

這不是一本書，而是一部文集，收錄了我在《麥克盧爾雜志》發表的幾篇文章。那個時候這些文章是作為新聞報道寫出來的，現在收集成冊仍然還是新聞報道，雖然新換了“外套”，裡面的內容並沒有進行任何修飾。這一做法也許足以讓人覺得我有點兒狂妄。假如我是為自己的記者職業伸張權利，你可以這麼認為，但這並不重要。作為記者，我記敘了美國一些城市的恥辱，在這些城市裡，許多人披著合法市民的外衣，卻不知羞恥地干著罪惡的勾當。現在我把一繫列發表過的文章從雜志的合訂本裡抽出來重新出版，而且幾乎沒做修訂，我這麼做當然有自己的道理。我原先寫這些文章是有意圖的，一篇又一篇連續拿出去發表也是有意圖的，現在編輯成冊重新出版，更是進一步強調相同的意圖；過去我有決心，現在我仍然有決心，那就是對傲慢家伙們的違法行為進行徹底的揭露。
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定存在著這樣的事。我們自吹自擂說的所有大話不可能都是空洞的虛言，我們虔誠的托辭也不可能都是虛偽的謊言。說到底，美國人在科學、藝術和商業領域取得的成就意味著我們有過硬的能力，而我們的虛偽則意味著基本道德觀念的種族意識。即使在政府裡，我們也已經給出證據，證明其具有巨大的潛能，而我們的政治也並非完全失敗，隻是這些失敗簡直荒謬透頂。這些失敗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這表明我們不僅有傑出的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家，還有失敗和貪污受賄者，二者同樣是真實的。我們為什麼不對此看一看、說一說呢？
因為我聽說，美國人民是不會接受這種做法的。你也許可以責備政治家，或者任何一個階層，真的，但是你不能責備所有的階層，責備全體人民。你可以欺騙不知情的外國移民，或者任何一個民族，但是你欺騙不了所有的民族，欺騙不了美國人民。但是，沒有哪個階層、哪個種族、哪個利益集團或行業群體需要單獨為此承擔責任。美國有些城市沒有得到很好的管理，那是因為美國人民沒有很好地監督政府。
當我動身去一些城市采訪時，一位紐約人誠實地告訴我，說我一定會發現美國各地的愛爾蘭裔移民，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裔移民，他們是惡政的罪魁禍首。我去的第一個城市是聖路易斯，那是一個德國裔移民的城市。我去的第二個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斯堪的納維亞裔移民的城市，英格蘭裔移民是城市的領導者。接著我來到匹茲堡，蘇格蘭長老會教友的城市，我的紐約朋友也是長老會的一個教友。我聽到：“啊，可是他們都是外國裔移民。”下一站是費城，在所有城市當中算得上最純的美國人群落，也是最沒有希望的城市。離開費城後，我來到芝加哥和紐約，兩者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但是前者成功地進行了改革，而後者的政府是我在這些城市當中見到的最好的政府，堪稱典範。“外國因素”這樣的借口是假設出來的謊言，目的是阻止我們看清楚我們自身。
自負讓美國人對政治深感悲嘆，而對商業大唱頌歌，這可以說是美國人自我主義的另一個類似假設。這是典型的美國市民的抱怨。如今，典型的美國市民是商人，而典型的商人則是壞的市民，商人總是在忙。假如他是一個“大商人”，非常忙，他不會忽視政治，而會忙於政治活動。啊，非常忙，非常講究效率。我發現，在聖路易斯商人們在行賄，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人為受賄者辯護，在匹茲堡有人搞腐敗，在費城有人與城市大佬分享利潤，在芝加哥有人強烈反對改革，在紐約有人用賄賂基金打擊良好的政府。商人，大商人，是自以為是、狂妄自大的騙子，是腐敗現像的主要根源。如果商人能忽視政治，那可是一種恩惠。普通的商人不搞政治，是值得尊敬的市民。這樣的商人也很忙，但是他不需要政治，也沒有時間搞政治。如果他對政治的忽視使糟糕的政府走得太遠，他會被激發從而采取行動，會不高興，四下尋找快速治療政府病癥的方法，然後他會很快地回到自己的生意上。這是自然的事，當他談政治時，其實最終目的還是關心他的生意。他信守的特有做法便是交易。
從美國參議院議員到市政委員會委員，在美國的任何地方，幾乎沒有哪個商人會被選入議會或委員會的哪個部門。然而政治仍然腐敗，政府相當糟糕，而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市民不得不時刻準備好衝出去，就像過去那些消防志願者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天氣都衝出去，進行預防火災的巡視。有時商人出去把火撲滅（已經造成損失之後），然後回到生意上，為商人從事政治活動而嘆息。商人在干預政治方面很失敗，為什麼？
因為政治就是生意，癥結就在這裡——藝術、文學、宗教、新聞、法律、醫藥，這些都是生意，所有你能接觸到的行業都是生意。在英國，政治成了一種運動，在德國則成了一種職業。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將得到比現在擁有的更多的東西，這是另一個問題。不要試圖與銀行家、律師和紡織品商人一起搞政治改革，因為這些人都是商人，指望他們獲得改革成就至少會遇到兩大障礙：其一，他們與政客不同，甚至不比政客好多少；其二，政治不是“他們的行業”。不過兩者都有例外的情況。許多政客投身於商業，而且干得不錯（坦慕尼派的幾個前市長以及費城幾乎所有老的政治領袖都是卓越的金融家），而有的商人則從事政治活動，同樣表現不俗（如馬克？漢納）。然而，他們並沒有對自己所從事的行業進行改革，雖然他們有時會尖銳地提出批評，但目的是增強這些行業的實力。政客是具有專門知識的商人。當某些其他行業的商人學會政治交易，他就成為政客，在他身上沒有多少改變。想一想美國參議院吧，相信我。
商業精神的實質是利潤，不是愛國主義；是信譽，不是榮譽；是個人獲取財富，不是國家繁榮；是交換和討價還價，不是原則。“我的生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商人的心裡話。“無論什麼政策，隻要能讓我的生意興隆，那就是好的，必須是好的。無論什麼政策，隻要妨礙我的生意，那就是錯的，一定是錯的。行賄是不好的，也就是說，采取這樣的做法是不好的行為。但是，如果是生意的需要，我必須這麼做，給別人送點錢也就不一定是多麼壞的事。”“生意就是生意”這句話不是政治範疇的用語，但是我們的政客卻已經抓住了這一點。對行賄行為，他們采取的是相同的觀點，隻是他們通過表現出對行賄者不屑一顧的樣子來保持自尊，何況他們還有代表公平公正的巨大優勢。“這麼做，也許是錯的，”政客會說，“可是，假如一個富商為了辦事方便或增加自己已有的巨大財富，主動提出與我做交易，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為了生活與他妥協。我並沒有自稱有什麼美德，即使是在禮拜日。”至於政府是好是壞，從事商品交易的商人怎麼會關心呢？他們隻關心根據顧客需求，他們的商品是好是壞。
但是，關於政治商業這一點，希望還是有的，不僅僅是絕望。假如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中有相當多的政治商人，他們總是會滿足我們可能產生的任何需求。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穩定的對好政府的需求。在大人物的力量下，全國人民被分成多個黨派。對大佬們而言，政黨隻不過是他們實現腐敗目的的工具而已。大佬們使他的政黨腐化，但是我們不能助長政黨的腐化；行賄者改變他所支持的政黨，從一次選舉到另一次選舉，從一個縣到另一個縣，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但是誠實的投票人絕不可能這樣。為什麼？因為假如誠實的投票人不比政客和受賄者更關注他們的黨派，那麼誠實的投票就會起主導作用，而這會是壞事——對受賄而言。完全地服從於奪走我們主權的這種機制是愚蠢的。如果我們將政黨留給政客們，不投票贊成政黨，也不為某個人投票，而是為市、州和國家投票，我們就會統治政黨，以及市、州和國家。如果我們大部分人為承諾更多的候選人投票，或者，如果兩黨都不太好，我們放棄執政黨，一直等到下一次選舉，再放棄執政黨，那麼，商業政治家就會感到急需一個好的政府，而他們能夠提供。這個過程大概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纔能完成，因為政治家現在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好的政府，但是形成一個不好的政府也需要同樣長的時間，而政治家們知道壞政府是個什麼樣子。如果政府“運轉不良好”，商業政治家們就會提供別樣的政府，如果政府對這個政府的需求穩定，作為很有商業頭腦的政客，他們就會“持續提供這樣的政府”。
但是，人民需要一個好政府嗎？坦慕尼派說人民不需要。人民是誠實的嗎？他們比坦慕尼派要好一些嗎？人民比商人和政客們要好一些嗎？我們腐敗的政府究竟還有沒有代表性？
許多人在各地四處行走，宣講教義，希望以這種方式消除美國的邪惡，培養個人良好的品行、純樸的誠實、勇氣和效率，對此羅斯福總統嗤之以鼻。“陳詞濫調！”老於世故的人說。陳詞濫調？如果我觀察的結果是真實的，原原本本地采用羅斯福的改革方案就有可能造成一場革命，從國會到教會，從銀行到選區組織，現存的體制就會引發激進和恐怖的震蕩，其強度會超過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那將改變我們所有的一切——不僅僅是我們的鄰居，不僅僅是受賄者，而且還有你和我。
不，我們蔑視政治或對政治不屑一顧的做法，恰是我們誇耀經濟發展的主要方法，與公共事務中讓我們震驚的腐敗行為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我們自身處理私人事務所采用的方法並沒有什麼兩樣。吸引你妻子進入社會的吸引力和盼望別人對你的著作做出正面的評論，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也等同於安排手下人擔任要職、把盜賊弄出監獄、讓一個富人的兒子進入公司董事會等做法；工會內部的腐敗、銀行內部的腐敗和政治機器內部的腐敗，它們之間也沒有什麼區別；在信托公司的傀儡董事，和立法機構裡的內線成員之間沒有區別；薩姆？帕克斯這樣的工人領導與約翰·洛克菲勒這樣的銀行老板、J.P.摩根這樣的鐵路大亨、馬修？奎伊這樣的政治大佬，他們之間同樣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大佬不是政治產物，而是美國制度的產物，產生於缺乏追求自由精神的自由人民當中。
缺乏追求自由的精神就是一個道德上的弱點，正是在這一弱點上，我們卻認為自己是最強大的。在禮拜日是好人，而在美國獨立日，我們是“非常愛國的人”。我們向看門人行賄，為的是向房主提出我們自己的利益，這與向市議員行賄，希望獲得某條街道的做法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特準鐵路公司在自己經營的線路上采用專利救生裝置，這是行賄的根源的一個例子。至於貪污受賄、妓院敲詐、股票摻水，所有這些違法行為有著相同的屬性。我們為我們的民主制度、共和形式的政府、大憲法和公正的法律而感到驕傲，這真的讓人覺得悲哀。我們是自由的、獨立自主的民眾，我們自己管理自己，政府是我們的。不過這就是問題的所在。我們要承擔責任，而不是由我們的領導人承擔，因為我們跟隨著他們。他們讓我們將對美國的忠誠轉變成對某個政黨的忠誠；我們委托他們指揮黨派，將我們的民主制度轉變成專制制度，把我們的共和國家轉變成富豪集團統治的國家。我們欺騙我們的政府，我們使我們的領導人掠奪政府，我們讓他們用甜言蜜語去哄騙，用小恩小惠的方式使我們失去了自主。真的，他們為我們頒布了嚴格的法律，但是我們也心甘情願地讓他們通過了惡劣的法律，作為代價，公共財產被放棄；而我們很好的法律卻成為領導人壓迫我們、欺詐我們的依據。我們能說什麼呢？我們破壞了自己的法律，掠奪我們自己的政府，海關的婦女、手裡拿著繩子濫用私刑的人、大企業的高管，這些人拿著賄金和回扣。難道行賄受賄、無法無天也是美國精神的一部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