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中國廣東省東莞市下轄的 32 個鎮之一。
長安，千年古鎮，活力之城，文化名鎮。改革開放前，這裡貧窮落後，現在每年生產總值過百億，直至今日超過400億，工業總產值高達1300多億，是“全國首屆小城鎮綜合發展水平1000強”第3名、全國文明村鎮、***生態鄉鎮、廣東省紅旗基層黨組織，曾獲***榮譽60多項、省級榮譽60多項。
《長安之路：一個南方小鎮的口述歷史》以長安鎮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為背景，通過走訪長安鎮近百名不同領域的人士，反映改革開放以來長安鎮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變化，進而追溯新中國成立以來鄉鎮農村生活的歷史變遷。
此書歷時3年完成，訪談錄音超過200小時，內含52名訪談對像口述內容、近百幅老照片，其中不乏改革開放及其得失進退的宏大敘事，但更多的卻是普通長安人精微瑣細的生活圖景。這些訪談對像中，既有在任或離任的領導干部，也有普通群眾；既有本土企業家，也有外商代表；既有年老長者，也有年輕後輩；既有當地干部群眾，也有外來務工者。正是這些長安人，用勇氣、智慧、胸襟、纔干，書寫著自己和小鎮的歷史，書寫著實現中國夢征程上的奇跡。

黃曉麗，現任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宣傳文體局局長、長安鎮文聯主席、中國女攝影家協會副秘書長。全國“群文之星”、“全國文化繫統先進工作者”、“全國文化志願服務組織工作優秀個人”、“廣東省特支計劃”青年文化英纔，曾應邀到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廣東省宣傳文化繫統相關培訓班授課。


胡百精，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公共傳播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傳播學、公共傳播，近年重點關注領域為公共傳播與社會認同、新媒體與危機傳播等。主要著作有《危機傳播管理》、《公共關繫學》、“危機管理研究年度繫列報告”等。曾獲教育部優秀科研成果獎（人文社科類三等獎）、霍英東青年教師獎、中國人民大學十大教學標兵稱號。

第一部分覺醒與崛起
計劃經濟
亡命香港
思想解放
新啟蒙
招商引資
工業區
1．1九代不扶犁的理想——訪孫耀全、蔡柱球
1．2治保主任的人世滄桑——陳燦亮一家的故事
1．3牆“外”開花牆“內”香——訪李有枝、麥凱全
1．4 “死角”變“旺角”——訪王潤棠、莫妹仔

第二部分改革與創造
發展哲學
以人為本和群眾路線
革新的勇氣
改革英雄
對脫軌的規訓
2．1富裕、和諧、文明——袁德和主政時的長安之路
2．2老——長安酒店原總經理陳建希的故事
2．3人生有涯願無盡——訪麥燦球、麥旭枝、李加洪
2．4水過長秋入澄明——萬秋明、李明森的平凡歲月

第三部分制度理性
價值排序
制度設計
利益協同
和睦社會
3．1長安大廈的奠基者和設計師——訪李毓全
3．2無以規矩不成方圓——訪長安鎮原鎮長高北倫
3．3三十年前掛鐵衣——李滿堂的軍旅情結和創造精神
3．4從輸血到造血——訪長安鎮原副鎮長劉仲春、陳佛培
3．5家鄉巨變的規劃建設者——長安鎮原黨委委員、副鎮長麥改平紀實
3．6尊重規律和制度——李卓安眼中的經濟發展法寶

第四部分西方映照
中西之爭
核心經驗
中國制造
標準共識
理性危機
4．1改變與希望——訪開達玩具廠原廠長戴月旺
4．2踫撞與蛻變——訪美泰玩具廠原廠長麥慶華
4．3在不在長安？——外籍經理錢偉成在長安的日子
4．4一輛獨行的單車——訪文潤明

第五部分身份認同
進城
老鄉
流水線
新莞人
協商民主
5．1一個改變了一個群體稱謂的外來人——房智平和他融入的長安
5．2流水線上的青春——工人宋軍華生活紀實
5．3長安尋夢——占有兵和一個群體的影像記錄

第六部分公共之善
教育現代化
公共服務
計劃生育
和諧之道
6．1關於長安的城市理想——訪長安鎮原副鎮長蔡孔華
6．2安居、樂業、和諧——三個長安社會安全的保護者陳熾權、李日成、麥建林
6．3攝像機下的文化開拓——陳建強的作為和理想
6．4一個村鎮中學的示範樣本——退休校長陳世泰的鄉村教育史
6．5學校教育在長安社會發展中的地位——退休教師李炳輝、莫群香眼中長安教育的昨天和今天
6．6引鳳還需築巢——長安建設者群像：李春開、麥潤光、李植森、孫厚和、陳敬林
6．7長安巾幗——訪林女、陳玉嬋

第七部分價值重建
價值
統續
審美
宗教
道德
意義
7．1．讓文化理想融入現實生活——長安鎮前鎮長陳福坤的回憶和展望
7．2．真善美最有力量——訪張衝
7．3．鄉土作家李澤光
7．4．主調與旁白——劇作家袁潤澄的長安生活
7．5．長安給了她一個文學夢——湘女張利華圓夢長安

第八部分集體記憶
方言與魚
盆菜與獅
復活與復興
創造性轉化
8．1．堅守與等待——訪“龍獅痴”陳炳鋒
8．2．變遷中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兩位“文化人”李平康和陳合明眼中的新舊長安
8．3．社會變遷與傳統傳承——長安李偉成和他的“偉成盆菜”

後記

現代性的譜繫與長安之路

大多數長安人不會關心“現代性”這個學術概念，而這完全不妨礙他們成為現代性奇觀和神話的創造者。他們的勇氣、智慧和德性乃是現代性觀念在一個中國小鎮上活生生的書寫和激蕩。從有關改革開放及其得失進退的宏大敘事，到每一個長安人精微瑣細的生活圖景，思想界喧嚷數十年的現代性觀念和實踐在長安可以找到令人震驚的典範，或者說具有原型敘事意義的標準注解。在這個意義上，長安配得上東西方思想界加諸現代性的幾乎所有贊譽，當然也無可避免地承受現代性的“通病”之痛。現代性本身就是不斷克服病痛、走向超越的一種觀念、價值、計劃、制度、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它許諾了重生、革新和進步。
現代性最為人熟知的觀念是理性和進步。在西方孕育現代性觀念的啟蒙時代（17—18世紀），人的理性得到重視和強調——擺脫神權及其主導的意識形態禁錮，擺脫君權及其施加的專制統治，發現、運用人自身的理智和主體性。康德說，啟蒙就是“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一旦“天命”與“人事”相分離，原本聽天由命的人得以開啟心智和獲取主體地位，自然強烈渴望免除饑餓、免除恐懼，亦即在進步中爭取權利和自由。這種思想史式的表述，換作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長安平頭百姓的話來講，就是既要衣食足又要得開心。長安人至今在日常生活敘事中喜歡使用“開心”一詞，而開心就是把心打開。“如果沒有人的覺醒和個體人格的確立，現代性注定是虛幻的允諾。”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現代性具有後發性和外源性特征。後發性是指中國晚於西方開啟現代性進程，外源性是指這一進程最初是由西方強加的，中國大抵處於被動狀態。總體而觀，中國的現代性進程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20世紀的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及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文化大革命”浩劫阻遏了趕超的步伐，並在一定程度上錯過了二戰後幾乎普泛全球的繁榮和增長。及至1978年，中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場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主題的大討論，說到底就是要衝破意識形態的禁錮和恐怖，讓全社會從瘋狂回歸理性，承認、尊重和釋放人的欲望、權力和創造性。在理性和進步的召喚下，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重啟現代性進程，主動擁抱西方合理的智慧、經驗和制度，主動加入全球產業分工和產業鏈再造。
當整個國家伸開雙臂擁抱世界的時候，特區深圳和近在咫尺的東莞市長安鎮就處在掌心，它們最快、最靈活、最有力地抓取了創造財富的機會。心智大開，睜眼看世界，對財富的渴望和進步的意志驅動了長安人的雙腿。他們奮力向上，一往直前，譜寫了後來描述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諸多影視劇、紀錄片、小說、專題報道和政論文章的原型故事。當年主旋律的歌曲唱著“明天會更好”，三十年後長安鎮的宣傳片補述說，那是夢想開始的地方。
他們首先脫掉泥腿褲，把世代耕種的田地建成工廠，再穿上皮鞋，到深圳的閘口向港商、臺商、美商以及所有可能投資的人招手。這雙腳這雙手，世代艱辛勞作，竟賺不足溫飽和尊嚴。在這之前二三十年間，長安的男丁們還憑著雙腳雙手偷渡逃往對岸——燈紅酒綠的香港。長安的五點梅水庫擠滿了練習遊泳的男孩子，他們時刻準備著遊向一水之隔的“萬惡的資本主義”前哨。偷渡之旅九死一生，卻是家家戶戶最大的指望。夜半時分，哪家響起鞭炮，便是昭告鄰人自家兒兄偷渡成功。至今，長安本地人三萬，在港長安籍人亦三萬。偷渡客的日子並不好過，但是勞動必有所得，而且動輒在身體上、心靈上被打倒的大恐懼不復存在。從個體層面看，現代性所倡揚的主體性價值，其實就是讓人做自己命運的主人。長安所提供的歷史敘事表明，個體也許不隻是社會這臺大機器上的螺絲釘，主體覺醒且崛起，社會引擎纔能發動，並且持續運轉。
當外商停下腳步，決定在這個98平方公裡的小鎮安營扎寨的時候，長安人立即把往昔的農田、魚塘變成了世界工廠。以世界的眼光看，在迅猛發展的中國猶跑在最前面的長安，經濟建設的速度和畫面有如電影大片裡的快鏡頭。當鏡頭轉入新世紀，全世界可以看到這個地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小鎮，每年生產總值過百億，直至今日超過400億，工業總產值高達1 300多億，經濟總量可敵中國北方數縣乃至地級市。走在長安，到處是高樓廣廈，多家五星級酒店點綴其間，顯現著這塊富庶之地的實力和吸引力。一個人可能並不了解長安，而如果他為人父母，卻不太可能不知道芭比娃娃。美泰玩具廠是最早落戶長安的外資企業之一，它和很多後來者一樣，把長安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一直托舉到世界制造業的最前沿。尤其是因為有五金模具和電子信息兩大產業，長安堪為全國乃至全球的晴雨表。
這種“當驚世界殊”的變化，在現代性話語體繫中被稱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盡管世界大國文化、國情分殊甚巨，但大國崛起及其現代性進程卻呈現出一些普遍趨勢，譬如觀念上的理性化、經濟上的工業化、社會上的城市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組織上的科層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等。長安以一個鎮的體量在這六個方面皆有所嘗試和跨越，尤其在前三個領域最為卓越。在1980年代的新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中，主流意識形態審慎地采納了“現代化”一詞來表征現代性的實現過程，而實現手段則操作化為改革開放語境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這一方面確立了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試圖為現代性的其他關鍵範疇——民主政治、公民社會、法制文明、道德理想、精神信念的革新和發展爭取更多時間，或者說等待更成熟的時機。顯然，這是一項實用主義的戰略設計：經濟優先，發展是硬道理，而後水到渠成或主動出擊，實現物質和精神的均衡進步、對等繁榮。
作為中國的參照，美國正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奠定了實用主義哲學的基礎。所謂“有用即真理”，實用主義所主張的重事功、近實際的倫理觀，往往在利益關繫凸顯、社會經濟生活活躍時期成為最富現實關切意義的價值規範。中國文化亦蘊含著深厚的實用性傳統，“真理不過是對付環境的一種工具；環境變了，真理也隨時改變”。長安人大抵不會把自己的務實、進取抽像地表達為哪門子實用主義哲學，而若是把哲學理解為對人生和社會切要問題的思考、改善和解決，那麼他們的確在恰如其分地踐行著與歷史機遇相稱的偉大哲學。
“偉大”一詞自然不可濫用，而用在改革開放之初的長安人身上則是合宜的。國門乍開，百廢待興，機遇的洪流一瀉而入，而條條框框依舊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和手腳，改革者稍有不慎便會跌入激流，勇士在一念間就可能倒下成為“烈士”。在長安，改革者以巨大的勇氣開路搭橋，在招商引資、土地開發、城鎮建設、勞動政策、社會管理諸領域先行先試，允許試錯，錯了就改，改不了就繞道而行。這種實用主義的行動指南，在今日看來帶有強烈的創業期的豪放和草莽氣質，有些行動飄忽於合情、合理與合法之間，有些甚至是明顯出格脫軌的。譬如，當年的鎮領導班子抗拒不得違建樓堂館所的指令，悄悄建起了長安酒店——外商來談判，不可能住在坑窪遍布、蚊蟲和鳴的民房或窩棚裡。這種抗拒，或可頌之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或可斥之為膽大妄為、違法亂紀，端的要看政治氣候和歷史大勢。事實上，長安承受的政治和輿論風險遠不止於此。在霓虹閃爍、工廠林立之初，有考察團驚呼長安復闢了資本主義，此事在今日已成笑談，無人深味當年改革者面對批判時的內心憂懼。
如是而言，長安創業史的一個重要啟示是：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有時勇氣比智慧更重要。“現代性貴在創新，無創新也就沒有了現代性。現代性與創新性總是聯繫在一起的，政治的現代性也是如此。”這種試錯、創新的勇氣，在中央層面被肯定為“摸著石頭過河”，“要堅決地試，大膽地闖”，“殺出一條血路來”。歷史地看，包括長安在內的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當年其實代表了整個國家在試錯、創新、擁抱世界和走向現代，這一代人也因之偉大。我們固然可以回過頭來挑剔創業一代的知識儲備、法治觀念和規則意識，但是他們的勇氣、雄心和行動力永遠值得稱揚，他們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
更進一步，他們之中幾乎沒人精通外語，卻架設了通往世界的橋梁；幾乎沒人拿到專業技術學位，卻引來了全球先進的五金模具、電子信息等產業；幾乎沒人受過繫統的城市規劃訓練，卻建設了至今無須傷筋動骨施加改造的現代城鎮。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成為族群的像征和集體記憶，譬如老書記李毓全，每一個憶及當年崢嶸歲月的長安人都會提到他的勇氣、纔干、奉獻精神和英雄主義。以人文地理視角看，他和那一代人的胸襟、氣量也許與長安背山面海的靈毓環境相關，東風吹來之際，春暖花開。那一代人通宵達旦、不知疲倦地工作，一切都是公家的，唯有踏破了的鐵鞋是自己的。理想的火花一如蓮花山古寺的香火。
在人的主體性、追求財富的欲望、創業的激情被全面點燃後，現代性的理性主義就會再次發力，它要求通過程序設計、制度安排和契約精神來約束欲望的烈火。《大趨勢》的作者奈斯比特認為，“中國和中國人的競爭優勢在於，他們願意為任何需求和結果而調整自己”。這既呼應了前述之實用主義哲學，也暗示了中國社會程序、制度理性的匱乏。毫無疑問，如果制度建設追不上發展的速度，那麼一切發展成果都是危脆的；如果市場經濟不是法制經濟，那麼市場必將成為權貴的狩獵場；如果企業、NGO和公民缺少表達利益訴求、參與公共事務的合理程序和暢通渠道，那麼社會生活要麼變成極度壓抑、殘酷的叢林，要麼淪為尖銳對抗、紛亂失序的喧嘩場域。一言以蔽之，如果社會進步未能築基於制度理性，那麼它所描繪的所有藍圖都不過是沙灘上的容顏。
縱然“新篇章”、“新輝煌”、“新高潮”、“新局面”和“新臺階”的喜報紛沓而至，發展的成就卻可能越來越難以支付和衝抵制度理性缺席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長安跑在改革開放的最前列，自然對此有最早的警醒。在1990年代中後期，當李滿堂、高北倫等新一代領導班子從李毓全那一代接過改革的火炬，他們不得不因應時勢之變，把揮向投資者的雙手抽回一隻，來抓好程序、制度和契約建設。如是，他們纔能構建外商越來越看重的制度環境，纔能鞏固發展的成果，纔能維護珠三角明珠的美譽，纔能約束那些朝著管理的漏洞和制度的縫隙伸手的人。實際上，制度理性乃是實用主義發展哲學的保健醫。倘若棄之不顧，所謂務實、進取和追求實用就會淪為極端的利己和投機主義：每一個體都拼命伸張私利，卻無視對他人和整體的破壞，造成發展中嚴重的負外部性；政策和規制的出臺往往難以預料，人們無法做出長遠預判，隻能抓取眼前利益，必然加劇投機的盛行。
一點也不意外，制度建設者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們一聲令下，可以改善全鎮的防洪、供電和交通繫統，可以把一條河流變成暗河，並在上面鋪就一條美麗的長青街。然而，他們很難把創業初期縱橫馳騁的野馬拴在長青街櫛比鱗次的水杉和木棉樹上。值得贊嘆的是，這一代人大抵秉承了上一代人的理想情懷和攻堅克難精神，他們從宏大到精微地設計了各種管理規章、程序和制度，努力讓當下利益與長遠利益、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各得其所、皆大歡喜。他們贏得了很多理解和支持，但是還需要更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革和發展中補足制度理性，遠非一個鎮、一個市所能獨立擔當。一如當初背靠國家而在改革開放中率先起跑，長安、東莞、廣東的制度創新最後要依靠國家意義上的頂層設計。
歷史也許並不會簡單重復，卻總是押韻或者驚人地相似。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瘋狂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中，亦經歷了艱難的制度建設和制度理性普泛化階段。在這個階段，從中央到各州政府再到社區組織，從行業聯盟到大財團再到中小企業，從教會到大學再到公民自治機構，皆致力於提升管理水平、加強制度建設、促進程序正義和培育契約精神。這般努力，就是為了構建權利和義務並彰的社會繫統，造就有良知的精英和積極的公民，以收斂鍍金時代、西進運動和壟斷浪潮下的貪婪、投機和原罪，把財富積累期的野馬拴在國會山下的林蔭大道上。“人們總體上同意，改革的最大敵人不是壟斷者，進步的最大障礙也不是落後，現實的立場應該是以更高的智慧和更好的制度促成更大的進步。”
現代性抱持著強烈的秩序情結，以此來應對自身發展中的復雜性。當袁德和、梁榮業等改革開放後的第三代領導班子於新世紀初登場的時候，他們繼承了前人的發展成果，也遭遇了更加復雜的發展格局：持續做大做強經濟——市場理性，持續加強和優化制度環境——制度理性，開啟社會管理的新局面——秩序理性。
秩序可以軟、硬二分。從硬的方面看，高峰期近百萬外來工湧入長安，他們為長安做出了輝煌的貢獻，也給當地的生活和社會秩序帶來了實實在在的衝擊。他們樸實、堅定、喫得了大苦，內心澎湃著改變命運的強烈渴望，在同鄉的帶領下來到夢想之地。一些人飛黃騰達，很多人有所成就，大多數人過著平凡的外來工生活，另有一些人則滑入社會邊緣，引發了嚴重的治安問題和惡性事件。新一代外來工的權利意識已然覺醒，他們要求更高的薪資和福利，政府必須對他們的就業、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做出切實的回應和改善。同時，企業主與打工仔、本地人與外地人、不同籍的外地人之間、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利益衝撞開始全面顯現，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群體性事件一度頻發。
實際上，這也正是現代性危機的通病。工業化和城市化必須與共善或曰公共福祉相配套。缺少普惠、公共的善，就必然導致多樣的惡。在工業化早期，“工資換勞力”的簡單交易被視為天經地義，及至勞動者的欲望和權力意識與工業化、城市化一同膨脹，新興的工業重鎮就必須消化勞動者安身立命的全部成本。客觀而論，東莞和長安在這方面也堪稱先行者，“積分入戶”、“積分入學”等制度得到了公正的執行。這其實為外來工、底層勞動者開闢了一條雖然狹窄卻尚可指望的通路，他們借此融入城市，實現社會位階的向上流動。當然，路要越走越寬纔好。否則，本地人很難看懂一個外來工透過五星級酒店的櫥窗眺望紅男綠女的神情和心情。如果有一天，他們走在錦繡路、長青街上而宛若歸鄉，他們就會心神安寧朗闊。
這又需要創業者拿出逢山開路的勇氣，所不同的是當初橫下一條心打開國門，今日則應向自己出手，打開可能板結的利益之門。和諧的社會秩序必以公平正義為根基，不然兩極分化和相對的剝奪感將導致全部社會關繫時時遍在的緊張。在1900年代，美國為了克服現代性進程中的經濟壟斷、階層分化、利益板結、貪污腐敗及其導致的激烈社會對抗，舉國發起了一場進步主義運動，旨在促進公平正義、重新整合社會、實現整體性進步。這場運動的初衷看起來並不那麼高尚，它緣起於羅斯福、卡內基、洛克菲勒等社會精英或曰既得利益者的一種強烈危機感：“要麼一起上升，要麼一起沉淪。”換言之，如果大眾不能平等分享發展的成果，那麼危機就會壓倒發展，所謂既得利益亦將難以為繼甚或化為烏有。正是國家政府推動既得利益者率先成為改革者，以公平正義重塑社會關繫，纔使得美國成功化解了20世紀早期的社會危機，避免了官方的炮火與民間的怒火災難性的相遇。
言及公平正義，就踫觸了軟秩序問題。所謂軟秩序，即人民在內心深處對現行秩序及其未來圖景的認同程度。以現代性的標準術語來講，真正的認同生發於價值理性——道德、審美、信仰層面的接受和信任。馬克斯?韋伯把現代理性區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前者重視市場、程序、制度、契約、秩序、科技、效率和功利，後者倡揚道德、審美和信仰等精神價值和終極追求。進一步而言，工具理性主張利用一切可能的要素和手段，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在物質上實現富民強國和社會進步；價值理性則指向精神建設，強調不但要發展而且要美好，過有德性、有靈韻、有信仰的生活。
現代政權的合法性和社會認同的源泉，一是善用工具理性而增益物質財富，二是善用價值理性而增益精神財富，前者是基礎性的，後者是終極性的。如是而觀，包括GDP在內的工具理性的成果隻是合法性和認同的來源之一，是物化的、外在的和當下的；而價值理性意義上的文化傳承和創造則維繫著靈性、內在和恆常的認同。
從歐美國家的教訓看，啟蒙的一個“意外”後果是，工具理性過度膨脹，價值理性衰落凋敝，在進步中失去信仰成為現代性的一個魔咒：一方面是信息、知識和財富迅猛膨脹，另一方面是道德理想頹敗、精神信仰坍塌、生活和文化趣味庸俗化。有人將此般物質和精神的起伏生滅概括為“形勢大好，人心大壞”，雖然偏頗卻發人深省。仍以美國為參照，在前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美國社會的價值危機蔓延為各個階層、大多數人的切身體驗：找不到自己，也難以認同他人；過去不可追，現實不堪忍，未來幻滅無常；在精神世界，弱者孤獨無助，強者亦有其貧乏；所有人都是權力和金錢的奴隸，傳統的生活路線和生活價值遭到顛覆，本地人和外地人、身體和精神都在背井離鄉。在1900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即後來的世博會）上，美國展出了打字機等當時的高科技產品，德國展出了輝煌的古典哲學著作和藝術品，法國除展示工業成就外，還集中呈現了公益和慈善領域的傑出成就。比照之下，“美國館在其古典的虛假外表下面透露出來的是商業氣息”，美國不過是精神空洞還“竭力要贏得別人尊重的暴發戶”。為此，美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在國家哲學層面、中產階級和公民組織在道德理想層面、基督教在精神信仰層面發起了革新運動，以改變物質埋葬精神、工具理性湮沒價值理性的困境。
長安並非總是先知先覺，卻對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價值危機有切膚之痛和迫近之需。顯然，倘若找不到一個心靈上的著落，一個可以安放自我的精神家園，富裕起來的本地人極易精神怠惰、意志消沉，乃至耽湎陋習、玩物喪志，“除了錢什麼也沒有”；同樣，倘若沒有道德、審美和信仰的燈火照亮前行之路，百十萬外來工的所謂夢想，一不小心就會變質為赤裸裸的發財的欲望，“除了錢什麼也不要”。先富者不仁不美，外來者無底線無信仰，長安夢斷，不堪設想。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自袁德和、梁榮業始，加上之後陳福坤這一屆領導班子，騰挪出抓錢、抓城建、抓制度、抓秩序的手，開始抓文化。於是，長安建設了全國鎮一級最好的圖書館、美術館、影像中心，興辦了聞名遐邇的文化講堂、藝術節，發起了書法、攝影等多樣的文化社團和創作平臺，恢復了粵劇、舞獅等文化傳統，贏得了文化領域最重要的一些市級、省級和國家級獎項。如是文化建設，外顯為器物和活動，實則點滴入道，凝聚為集體記憶、信念之庫和價值理性。
不難看出，在價值理性的培育中，長安是以文化藝術——審美之維切入的，而道德教化、信仰建設依舊任重道遠。在當今時代，“教化”、“建設”乃是公共協商和公共參與的結果，不再是政府對公民、精英對大眾的單向灌輸和強行施加。長安、東莞和廣東更可再開風氣之先，於十八大著力強調的協商民主、核心價值體繫建設方面有更大作為。這一期待並非虛妄，而是由來有自。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改革開放，廣東在一個多世紀的中華民族鬥爭史、復興史中皆是領風氣之先者。
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一個角落，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久不見消退，產業格局發生微妙而深刻的調整。新任鎮委書記尹景輝有實干家兼理論家的氣質，放眼珠三角未來三十年，構想了信息化、全球化語境下的長安大戰略，未期經年而和鎮長羅軍文分別轉任鄰鎮虎門和東莞市財政局。尹景輝的繼任者楊曉棠教育局長出身，有經濟史研究背景，和鎮長李海文共同面臨著大變革時代的長安。這又是一代接力者，在他們走馬上任的時候，全球金融危機正酣，美國宣告“頁岩氣革命”成功——全球能源格局即將發生巨變，美國掀起再工業化浪潮，制造業重返北美；在國內，“中國夢”浸潤人心，官民對話、民商對話、階層對話、族群對話、人與環境的對話正在重構社會發展模式，廣東產業轉型和升級迫在眉睫。
按照現代性進程的一般趨向，楊曉棠的繼任者何紹田、李海文這一代及其後來者有可能被歷史賦予如下重任：階段性地成為現代性譜繫的完整書寫者。所謂譜繫，大抵可以理解為現代性的一般路線圖，或者說任務清單。如前所述，現代性謀求發展和進步，核心路徑是並行的工具理性之路和價值理性之路，兩條路徑彼此影響、相互建構，並且各有自己的任務清單。新一代要清醒、務實地守住制造業優勢，全面擴充骨干產業，同時攻守結合地面向全球市場——拓展外資經濟而又必須讓本土和民營經濟顯著勝出，此為市場理性；進一步加強管理制度體繫建設、商業和社會契約體繫建設，此為程序、制度和契約理性；通過自我培育和對外交流合作，彌合鎮一級高級人纔儲備和重大科技創新之局限，此為科技理性；加強協商民主和公共參與體繫建設、信息化與官民對話體繫建設，此為秩序理性；促進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推動文化建設道器融合，文化惠及於民，倡揚道德理性和美好生活，與時俱進地涵化精神信仰和核心價值體繫。歷史將見證新一代正在和已經做出的成績。
我們必須重提理想。杜威往昔的一個論斷，大抵可以充作今日勉勵的宣言：“今天，我們在理想之事上是虛弱的，因為智識已然與抱負分道揚鑣……當哲學能夠與變革之力相稱，能夠讓日常生活的意義清晰且一貫地彰顯，科學與情感將彼此滲透，實踐與想像將相互擁抱。”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作為一項口述歷史研究成果，本書涵蓋的時間跨度為1978—2013年。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今日的長安鎮已奔向新的歷史方位了。
胡百精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傳播研究所所長）
2016年2月於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