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朱熹來說，先聖是儒家神聖價值在世的典範，並為後世儒者提供了效法的“原型”，需要不斷地回溯和體認。朱熹對先聖的特定信仰，以及對祭祀、鬼神和祈禱等觀念的特別認知，在祭祀禮儀的特定氛圍下交織建構起一個獨特的意義空間，使之成為“遭遇先聖”的神聖時空，在其中，朱熹獲得的價值體驗，是通過精神反省和超出的真實過程而實現的自我轉變，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同時，基於“道-聖-經”三位一體的價值信念，這種與先聖相遇的真實經驗，對朱熹回到生活面對道學事業，有著極具根本性意義的影響。
經由思想和生活的這種交互呈現，《信仰、禮儀與生活：以朱熹祭孔為中心/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希望說明，在朱熹這裡，先聖作為“道”的像征，成為“神聖”介入其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不僅是用以界別自身與異端的價值根基，更是其實踐成聖工夫的意義基礎，從中清楚可見朱熹對於神聖價值的信仰和守護方式。正因如此，信仰、禮儀與生活的復雜關聯，在朱熹祭祀孔子的實踐中獲得了很好呈現，由此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儒者生命實踐的深層意涵及其展開方式。

張清江，男，1986年2月生，山東棗莊人，哲學博士。現為中山大學哲學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倫理學與宗教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儒家宗教問題、中國哲學、中國宗教與社會。近期主要關注問題：儒家傳統中與宗教相關的觀念要素，在具體歷史時空下與其他觀念體繫的互動方式，及其如何落實成為塑造社會信仰形態的知識因素。已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一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青年項目及其他省部級課題多項。已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國哲學史》、《哲學與文化月刊》等海內外重要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譯著《立法者的神學》、《立法與德性》等多部。多次參加臺灣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等機構組織的學術交流和會議等。曾獲得教育部2012年度首屆“研究生國家獎學金”，論文《先賢崇祀與地方信仰：以朱熹<乞加封陶威公狀>為中心》獲“首屆中國宗教學青年學者論壇”（2018年9月）優秀論文二等獎。

目錄


緒論：問題、視角與方法1

一禮儀、信仰與生活1

二朱熹與祭孔禮儀5

三雙重視域下的“禮儀經驗”8

四方法論說明：儀式、經驗與詮釋13

五文獻綜述18

六結構和框架29


第一章釋奠先聖：儀規與實踐32

第一節釋奠禮的制度設計32

一“釋奠先聖”的禮儀演進33

二《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的成立35

三禮儀制度的沿革與差異40

第二節“滄州精舍”的祭祀實踐46

一儀式經過46

二像征意義下的禮儀細節50

三在制度與實踐之間55

小結57


第二章祝告先聖：以“祝文”為中心58

第一節“祝”與“先聖祝文”58

一祭禮中的“祝”及其意義58

二南宋“先聖祝文”的興起63

第二節朱熹“先聖祝文”及其特質69

一朱熹“先聖祝文”概況70

二朱熹“先聖祝文”的特質73

三祈雨、祭告先祖與先賢77

小結85


第三章信念世界：祭祀、祈禱與先聖87

第一節祭祀“如在”與“感通”87

一“如在”的意涵88

二鬼神的實在性92

三鬼神之臨在97

第二節“禱”的意義與限度105

一請禱之非105

二事理之間：朱熹的解釋109

三“禱”的意義與限度113

第三節“先聖”的意味116

一聖人與過惡117

二先聖的地位120

三“先聖”與“成聖”123

四“尊敬”與“敬畏”之間127

小結129


第四章遭遇“先聖”：“感通”與意義體驗131

第一節儀式空間與意義世界132

一“心”、“敬”與“感通”132

二神聖空間的構造134

三與“先聖”之感通139

第二節作為祈禱的“祝告”141

一書寫的意義141

二聆聽與感通144

三祈願的心靈146

四“感通”的經驗結構154

小結156


第五章回到生活：禮儀經驗的意義與影響158

第一節道統159

一“道統意識”的覺醒160

二道學譜繫與共同體167

第二節經典173

一“經典”與“聖人之心”173

二“六經”與“先聖”180

第三節工夫185

一“讀書”與“靜坐”之外186

二“燕居”拜先聖192

小結196


結語：神聖與生活198



參考文獻204

後記219

禮儀是儒家觀念落實到現實社會的基本途徑，通過將個人行為納入“禮”的規範之下，儒家希望確立起一種符合其道德信念的理想社會秩序。隨著在漢代的制度化，儒學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禮制也成為社會的基本行為規範，並逐漸內化為個人的行為準則。對極為重視“臉面”的中國人來說，“失禮”是讓人感到恥辱的事情，這顯示出“禮”的內在約束力。由此，“禮儀行為”作為儒家思想的現實表達，交織成為民眾基本的生活形式，構成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

構成儒家禮制根基的是作為儒家經典的“三禮”（《周禮》《儀禮》《禮記》）。這套制度理所當然的解釋者和維護者是儒家思想的信仰者——儒者。對於歷代大儒來說，推廣“三禮”為社會提供規範的禮儀行為準則，成為他們重要的學術和政治使命。當然，作為信仰者，儒者自己需要在生活中率先垂範，遵守和踐行禮制的規定。不過，面對時代環境的變遷，細化的具體禮儀則未必能夠完全落實。在這種情況下，儒者當然不是頑固的守舊者，因為孔子在《論語》中即已承認禮的“損益”變動。因而，儒者既是禮制的繼承者和解釋者，也是禮制的實踐者和改造者，而這種改造通常又源於他們在具體時空下的生活經驗。因此，在這個制度、觀念與生活的互動中，禮儀又充當了一個中介的角色：儒家思想通過禮儀塑造和影響個人的生活實踐，而生活實踐與社會變遷又扮演了改變、修訂禮儀思想和制度之經驗來源的角色。這提醒我們，理解儒者的禮學思想，不能僅著眼於他們對禮儀的制度規定和思想闡釋，更要留意他們的禮儀實踐，因為這兩者之間可能並不相同，前者著眼於維護傳統和整個社會的凝聚，後者則與自家生命信念的表達密切相關。面對古典的生活世界，需要對後者進行深入的反思和探究。

中國人重視實踐和行為，用西方學者的話說，中國儒、釋、道三家的大師們均“重體驗輕信條，重行動輕語言”
克裡斯蒂安·喬基姆.中國的宗教精神.王平，張廣保，瀋培，等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33.。對儒者來說，合乎禮儀的行為是展現人性特質的過程，“在禮儀之中，精神得以生動表現並獲得了它的最大靈性”
赫伯特·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聖.彭國翔，張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13.。換言之，禮儀行為是儒者的基本生活經驗，正是通過熟練、恰當地實踐禮儀，人性纔能透射出超出自身的神聖光輝，反過來，這也構成了儒者追求成聖的基本方式，是修身實踐的基本外在表現。對於始終以成聖為目標的宋明理學家來說尤其如此，故而對宋明理學的研究“從來就不是枯燥的思辨概念，而是奠基於生命體驗所展開的對話”
林月惠.詮釋與工夫——宋明理學的超越蘄向與內在辯證.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序言1.。這種對話的基礎在於相信人類經驗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在這個意義上，儒者在具體禮儀行為中所獲得的經驗理應值得特別關注，因為它構成了儒者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基本要素，是今天理解儒家傳統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