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新聞傳播學繫列教材:媒介批評通論（第2版）》主要圍繞為什麼要開展媒介批評、媒介經常出現哪些錯誤引發社會批評、媒介錯失的根源是什麼、如何進行媒介批評等問題，建構知識體繫和理論框架，對相關概念和原理做出闡釋。我國的媒介批評同西方大不相同，西方偏重媒介制度與意識形態批判，而國內則盛行對媒介作品的評析。建構我國自己的媒介批評理論，促進批評範圍不斷擴大，把媒介作品、媒介經營、媒介體制及其他相關問題都納入批評對像，將有助於增強媒介軟實力的建設。第二版根據近年媒介批評的變化，圍繞我國媒介批評遇到的新課題進行論述，進一步探索媒介批評的中國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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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策劃出版的“21世紀新聞傳播學繫列教材”，是一套在新聞傳播學領域內，皋牢百代，盧牟六合，貫穴古今，籠罩中外，密切聯繫新聞傳播工作的實際，廣泛吸收新聞傳播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高挹遐攬，取精用宏，供新世紀的高等院校新聞傳播院繫教學使用的繫列教材。
上個世紀初以來的100年，是世界新聞傳播事業飛速發展的100年。這100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繼報紙、期刊、通訊社之後，廣播、電視、網絡和多種新媒體相繼問世，新聞傳播的媒介化，新聞傳播的手段日趨現代化，“地球村”變得越來越小，新聞傳播事業對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則變得越來越大。
這100年，也是中國新聞事業飛速發展的100年。其中最近的30年，即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發展得尤為迅猛。
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勢頭更為迅猛。報紙、期刊、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的數量在宏觀調控下，雖無大變化，但軟硬件的實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據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鋻》的最新統計數字，2010年全國共出版報紙1 939種，平均期印數214億份。共出版期刊9 884種，平均期印數163億份。全國共有廣播電臺227座，電視臺247座，廣播電視臺2 130座，教育電視臺44座。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為9678%，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為9762%。
另據2012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已達到513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83%。其中，手機網民數量為356億，博客和個人空間用戶數量為319億，微博用戶數量為25億，社交網站用戶數量為244億，網絡視頻用戶數量為325億。中國居民中具備上網條件和技能的人已經基本轉化為網民，大專及以上學歷人群中互聯網使用率已達961%。中國網站總數為230萬個，網頁數量為866億個。
這樣大的發展規模，這樣快的發展速度，在世界和中國新聞事業史上都是空前的。回顧既往，盱衡未來，新聞傳播事業在21世紀還將會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新聞傳播，作為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面準確地宣傳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以及各項決策，反映人民群眾的偉大業績和精神風貌，以及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方面，必將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
與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相配合，這100年來，為中國的新聞戰線培養和輸送人纔的中國新聞教育，也有了相應的發展。中國的新聞教育起始於上個世紀初，迄今有近90年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前的30年，雖然先後在個別院校中設立了新聞繫或新聞專科，但規模都不大，設備也不夠完善，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時候不超過400人，30年間累計培養出來的畢業生還不到3 000人。新中國成立後，為了給新中國的新聞事業培養人纔，新聞教育有了新的發展，但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為止，全國的新聞教育機構也還隻有14家。當時全國隻有343家報社、78座廣播電臺和13家電視臺，革命老區來的新聞工作骨干正當盛年，足以支撐大局，新聞繫和新聞專業的學生統招統分，基本上能夠滿足中央和省市以上新聞單位梯隊建設方面的需要。“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新聞事業進入低谷，新聞人纔的培養也被迫中輟。撥亂反正之後，新聞事業有了飛速的發展，但新聞工作的人纔卻出現了斷層，明顯供不應求，因而極大地推動了新聞教育的發展。中國的新聞教育得以重振旗鼓並得到空前迅猛的發展，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這30多年的事情。30多年來，中國新聞教育和中國新聞事業同步發展。截至2011年，全國設有新聞傳播學類院、繫、專業的高校已由改革開放之初的兩三所增加到800所以上，各種類型和層次的專業教學點已不下1 000個。新聞專業的教學已從單一的大學本科教育，發展到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大專生、成人教育、函授教育等多層次的格局，不少院繫還設置了新聞傳播學方向的博士後流動站。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在校新聞繫科學生總共隻有500來人，現在僅在校本科生就有16萬人左右，碩士和博士研究生3萬人左右，辦學層次、辦學規模、辦學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進入新世紀以後，隨著新聞傳播事業的加速發展和新聞戰線人纔需求的不斷增加，中國的新聞教育還將會有更大幅度的發展。
一般說來，新聞教育質量的高低，起決定作用的主要是兩個因素：一個是師資，一個是教材。兩者之間，教材的作用更大。這是因為，師資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辦學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而教材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於學子，風行四海，無遠弗屆。進一步說，一部好的教材，不僅可以滿足教學的需要，培養出一大批人纔，而且還可以同時擁有一定的學術含量，推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發展。1919年出版的徐寶璜的《新聞學》，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就是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這兩本書都是作者在高等學校從事新聞學理論和新聞史教學時作為教材編寫出來的，出版之後，立即引起世人的關注和推崇，一再重版，歷久不衰，至今仍然是公認的新聞學理論和新聞史方面的傳世之作和經典之作。正因為這樣，新聞教育的前輩們，歷來十分重視教材的建設。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十來年，坊間出版的新聞學方面的書籍，絕大部分都是教材。改革開放以後，新聞傳播學研究空前繁榮，新聞學方面的書籍大量問世，但教材仍然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這些教材，覆蓋了新聞傳播學的方方面面，經過出版家和眾多作者們的長期努力，門類和品種基本配套齊全，曾經為同時期的新聞教學做出過重要的貢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新聞工作實際的飛速發展，這些教材的體例日顯陳舊，觀點和內容也亟待調整和更新。一些屬於學科前沿和科技含量較高的新開課程的教材尚付闕如，使現有的教材出現了不少缺口。在新世紀已經到來之際，集聚力量，重新編寫出一套體繫完整，門類齊全，能夠為新世紀的新聞教育和新聞人纔培養服務的新聞傳播學的繫列教材，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和新聞業界與新聞教育界的迫切需求。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應這樣的需求產生的一套繫列教材，它將涵蓋新聞學、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的方方面面內容，滿足新聞、廣播、電視、廣告、媒體經濟、新媒體等多個專業的教學需要。負責這些教材編寫工作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多所著名院校長期從事新聞傳播學方面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專家學者，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編寫者都是相關學科的國家級的學術帶頭人，堪稱一時之選。收入本繫列的教材中，既有國家級重點教材，也有部級重點教材，其他的也都是經過嚴格篩選的精品，所以，本套繫列教材的質量是有保證的，其權威性也將會得到社會的認同。
21世紀是一個高度信息化的時代，是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有兩大支柱，一是以高科技為代表的傳播技術產業，二是從事新聞和信息產品生產的媒體產業。新聞傳播學作為將這兩大領域有機聯結的橋梁，在今後的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經過精心策劃，隆重推出這套繫列教材，是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戰略眼光的。在這裡，我謹代表編委會和全體作者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謝。
這部繫列教材開始策劃於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本世紀初起陸續問世，迄今已編寫出版了50餘種。在體例和內容的創新和開拓等方面，遠遠超過同時期出版的同類教材。其中的有些教材，還根據整個新聞傳播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和新聞傳播學教學與研究的發展，陸續作了必要的補充和修訂，重新出版，實現了內容的與時俱進。
這批教材的問世，將會為新聞傳播事業和新聞教育事業的發展和繁榮、為新世紀新聞傳播人纔的培養作出它應有的貢獻。這是出版者和全體作者共同的一點希望。是為序。
方漢奇
2012年3月15日
於中國人民大學宜園








媒介批評理論：拿來主義與中國範式
《媒介批評通論》推出第二版，是為了適應近年媒介批評的變化，試圖回答媒介批評提出的新問題。該版文字完稿於2012年2月，主要針對我國媒介批評遇到的新課題，進一步探索批評的中國範式。
本書主要圍繞為什麼要開展媒介批評、媒介經常出現哪些錯誤引發社會批評、媒介錯失的根源是什麼、如何進行媒介批評等問題，建構知識體繫和理論框架，對相關概念和原理作出闡釋。本書對一千多個媒介現像作出簡要分析，對媒介批評者認識媒介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該版引用了近幾年媒介批評的新例子，原版中少量典型例文由於沒有找到更恰當的新作，仍然保留了下來。
我國的媒介批評同西方大不相同，西方偏重媒介制度與意識形態批判，而國內則盛行對媒介作品的評析。建構我國自己的媒介批評理論，促進批評範圍不斷擴大，把媒介作品、媒介經營、媒介體制及其他相關問題都納入批評對像，將有助於增強媒介的軟實力建設。
西方媒介批評著力於媒體的控制分析，無論是文化批評、意識形態批評、文化社會學批評、傳播政治經濟學批評還是媒介技術批評，大都貫穿對媒介資本或政治權力的批評，同我國現行的媒介實踐大都對不上“牙口”。奉行“拿來主義”，全部照搬西方批判理論，國內傳媒界人士多有南轅北轍之感，少有問津。西方批判理論並沒有為各國創立通用原則，把它們全部搬過來，自然“水土不服”。美國、英國、加拿大與德國的媒介批評就有很大差別，表明它們都是根植於本國媒介制度的理論，並不具有世界性。
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媒介批評理論沒有參考價值，不能吸收它的正確觀點。引介西方媒介批評理論，無疑具有借鋻作用，有些學者出版了多種譯著和綜合研究成果，作出了艱苦的努力。但如果要求我們的每個結論都以西方學說為圭臬，甚至不與“國外以及港臺學界媒介批評”使用的概念一致，就是對媒介批評的“誤解誤用”；不照搬“西方成熟的媒介批評的理論架構”就“不夠學術化”，則把學術研究降低為鸚鵡學舌，有違學術獨立的品格。引進與獨立探索是兩個不同領域，後者可以借鋻前者，但無須全盤照抄，人雲亦雲。
吸取西方批評理論中有生命力的養分，隻是為了使我國的媒介批評研究更具科學性，不是唯西方馬首是瞻。借鋻既有繼承，又有分析、批判和揚棄，目的是要把有用的東西移植過來。依據我國媒介傳播的特性提煉批評理論，是探索中國範式的主要路徑。若我們的研究成果引起國內傳媒人士的興趣，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感到有用，主動閱讀這方面的著作，表明對中國批評範式的探索已有所收獲。
本書第一版在2001年1月出版後的十年間，共銷售兩萬多冊，年均售出兩千餘冊，並逐年略有增加。這樣一本初步理論著作，平均每年維持兩千餘冊的銷量，並有30多所新聞傳播院繫把它作為教材，讓作者深感責任重大。近年媒介生態迅速變化，網絡媒體異軍突起，本書讀者無疑會要求作者推出新的版本，提出新的見解，進一步充實、深化原書的觀點與體繫。
1999年年末作者著手寫作本書第一版時，國內沒有此類現成著作可資借鋻，完全是在陌生領域裡的探索。當時報刊上評述記者、媒體和新聞作品的文章日益增多，各級宣傳管理部門的新聞評閱工作已經鋪開；在新聞界內部，評選優秀稿件，總結報道得失，以及編輯們選用稿件時的商討與決定，都涉及媒介批評的知識與理論（見第一版自序）。正是上述種種需要，使作者萌生了寫作《媒介批評通論》的衝動，加上當時已經出版了電視、電影、廣告批評研究的專著，本書便側重探討新聞傳播中的媒介批評，把反思新聞報道作為重點。所以，第一版中某些概念的闡釋與立論，多立足於新聞媒介批評，在自序中對此特別作了說明。
近年，媒介批評領域不斷擴大，網絡批評大量湧現，綜合性媒介批評文章也日顯生機，《媒介批評通論》第一版的內容已顯褊狹。加之原版某些論述有艱澀、盤曲之處，對其作必要的修訂一直為作者所牽掛。從2011年4月起，作者對原版著手進行修改，充實了新的觀點，對全書結構作了調整，引述了西方批評理論有價值的見解，圍繞中國範式傾注了更多的筆墨。
由於作者水平所限，本書的知識構建與理論演繹難以完美，仍需廣大讀者，特別是同行專家的批評。也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加入這一領域的研究，共同推進中國媒介批評範式的完善。
作者
2012年2月於清華大學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