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變奏/詹姆遜作品繫列》是弗雷德裡克·詹姆遜2010年的新作。他以哲學家和文化理論家的目光，對構成現代思想基石的黑格爾的《精神現像學》進行了創造性的解讀：他一反通常認為《黑格爾的變奏/詹姆遜作品繫列》是一個封閉體繫的看法，指出它是一本流動的、開放的著作，強調黑格爾的思想並不是那麼繫統，也不是純粹的抽像。他把《精神現像學》置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之下，聯繫政治和社會，從中擷取今天可以借鋻的教訓。

弗雷德裡克·詹姆遜（F.R.Jameson），當代美國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批評家，美國杜克大學比較文學和批評理論講座教授，因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和學術影響而被譽為“引導了美國人文學科的方向”。近年來致力於討論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全球化問題，其著述成為相關研究領域的必讀書。詹姆遜對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有著重大影響，他20世紀80年代在北京大學的繫列演講“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理論”，至今依然是中國學者理解“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理論依據；他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學的“民族寓言”問題，直接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闡釋構架；他的著作在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擁有廣大讀者。

第1章 結束
第2章 組織問題
第3章 唯心主義
第4章 語言
第5章 對立
第6章 行動的倫理（自身的問題）
第7章 內在性
第8章 集體精神（《安提戈涅》，或一分為二）
第9章 革命和“歷史的終結”
第10章 宗教作為文化的上層建築
第11章 對絕對性的自我陶醉
索引
附錄1 黑格爾與物化
附錄2 當代黑格爾批評家

《黑格爾的變奏/詹姆遜作品繫列》：
實際上，假如仍然需要對《精神現像學》提出另一種閱讀，一種要求不同於看似無數的對這部作品的研究——因為非常廣泛的著作隻是部分地表達了這部作品的意義——那麼這不僅僅與比較晚近的重新發現和對這部作品的興趣重新燃起相關。[11對於出現這種現像，黑格爾本人後來對自己的事業有一種混雜的感情，他詳細闡述了那種“黑格爾主義”，而作為一個哲學體繫，“黑格爾主義”一直到1930年代都是他名字的同義詞。他自己的意思是，正如他任教時的出版物所表明的，這是一種教學工作；當他在紐倫堡體育館的努力被證明是一次令人沮喪的失敗時（如我已經談到的那樣），他不僅放棄了在中學教哲學的承諾，而且還開始計劃新的更繫統的工作——最著名的是三卷本的《哲學全書》-結果使《現像學》的地位長期受到懷疑，對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都是如此：它是對哲學的介紹或入門？但它的導言否認了這種可能；那麼，它實際是那種哲學的一個構成部分？但那種哲學的各個方面——邏輯、美學、政治哲學、科學——似乎沒有為它留有任何地位。
這種不確定性頗受歡迎，因為它們打開了文本多種解釋的可能，而這些可能的解釋無法在哲學上得到解決。但比這更明顯地召喚再解讀和再解釋的東西，卻是這《黑格爾的變奏/詹姆遜作品繫列》裡出現的多種主題，它們在過去一個世紀裡似乎總是相關的主題，盡管歷史境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或者也許是因為這些變化，但在變化了的歷史境遇裡它們總是作為問題不斷地重現，其中最著名的是主人／奴隸的辯證和臭名遠揚的“歷史的終結”（但不幸的意識和“美好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還與我們同在，同時還有許多其他的重要的概念，這些我想在下面說明）。
然而，今天使這些文本的要素重新喚起我們興趣的東西，不僅是它們的內容，更是它們的形式，因為這《黑格爾的變奏/詹姆遜作品繫列》的異質性，使它們當中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完全等同於哲學思想和哲學話語的某個同質性的方面。它們一直未能轉變成純粹的或連貫一致的哲學觀點，未能轉變成可以統一的觀念或概念，也未能轉變成物化的表征，使我們可以說它們代表著黑格爾的真正思想或對這事那事的“觀點”。這種情況與他頗受欣賞的著作的晦澀也無關（所謂晦澀是指那些為我們記載下來的相對清晰的演講而言），黑格爾的句子習慣顯然會使我們滯留在這裡；但正是根據他的辯證習慣這些不確定性纔經常被加以重演；而我們必須非常警惕我們召喚這種神秘統一的方式，特別要警惕把它轉換為那些純粹的哲學概念之一（例如“對立統一”），因為辯證本身會形成存在，阻礙或中斷、取代或解構那些概念，但也會使它們運作。幸運的是，《現像學》本身在這方面遠比後來的著作更加警惕，它非常困難的根源決不僅僅是它不想申明“辯證”一詞，也不僅僅是不想賦予它一個名稱或一種方法的深度或實質，而是它想既不表明立場同時又要闡述它們那種復雜的基礎工作。
……

眾所周知，弗雷德裡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1934-）是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批評家，也是公認的、仍然活躍在西方學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十多種文字，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因此，在“詹姆遜作品繫列”出版之際，對詹姆遜及其作品做一簡要介紹，不僅必要，而且也不乏現實意義。
一、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其人
20多年前，我寫過弗雷德裡克·詹姆遜，當時心裡主要是敬佩；今天再寫，這種心情仍在，且增添了深厚的友情。自從1983年2月與他相識，至今已經35年多，這中間交往不僅沒有中斷，而且日益密切，彼此在各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我稱他為老友。他也把我作為老朋友，對我非常隨便。例如，2000年5月，他和我同時參加卡爾加裡大學的一個小型專題研討會，會後帕米拉·麥考勒姆（Pamela Maccllum）教授和謝少波帶我們去班夫國家公園遊覽，途中他的香煙沒有了（當時他還抽煙），不問我一聲，便從我的口袋裡掏出我的煙抽起來。此事被帕米拉·麥考勒姆和謝少波看在眼裡，他們有些驚訝地說：“看來你們的關繫真不一般，這種事在北美是難以想像的。”
其實，我和他說來也是緣分。1982年秋季我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作訪問學者，正好1983年2月詹姆遜應邀到那裡講學，大概因為他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想了解中國，便主動與我聯繫，通過該校的羅伯特·馬尼吉斯教授約我一起喫飯，並送給我他的兩本書：《馬克思主義與形式》（Marrism and Form，1970）和《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1981），還邀請我春天到他當時任教的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訪問。
說實在的，他送的那兩本書我當時讀不懂，隻好硬著頭皮讀。我想，讀了，總會知道一點，交流起來也有話說，讀不懂的地方還可以問。4月，我應邀去了聖克魯茲。我對他說，有些東西讀不懂。他表示理解，並耐心地向我解釋。我們在一起待了一個星期，我住在他家裡，並通過他的安排，會見了著名學者海登·懷特和諾曼·布朗等人，還做了兩次演講——當時我在《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主要是介紹中國翻譯外國文學的情況。
1983年夏天，我們一起參加了在伊利諾伊大學阨本那一香檳分校召開的“對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的重新闡釋”的國際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認識了一些著名學者，如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英）、G.佩特洛維奇（G.Petrovic，南斯拉夫）、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法）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意）等人（我在會議上的發言與他們的發言後來一起被收入了《馬克思主義和文化闡釋》[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一書）。此後，1985年，我通過當時在北京大學國政繫工作的校友龔文庠（後任北京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的幫助和安排，由北京大學邀請詹姆遜做了頗有影響的關於後現代文化的繫列演講。詹姆遜在北京四個月期間，常到我家做客。後來我到杜克大學訪問，也住在他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