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駭人聽聞的故事發生在英格蘭的利物浦。2月12日，兩個十歲男孩沒去上學，而是在商場裡偷了糖果和飲料，然後又到音像店裡閑逛，偷走了幾幅名人海報。在這個秋季學期，羅伯特·湯普森逃學49天，喬恩·維納布爾斯逃學40天。對於兩個男孩來說，2月12日這一天如同往常一樣，可是他們想出的一個殘忍計劃改變了一切。他們從一位母親那裡誘騙走了一個兩歲的孩子詹姆斯·巴爾傑，把他拖在地上走了15英裡，用腳踢，用磚砸，最後用22磅重的鐵棍打碎了他的頭蓋骨。兩天後，警方找到了巴爾傑半裸的尸體。羅伯特和喬恩把擊打過的尸體綁在鐵軌上，路過的火車將其碾壓為兩截。經證實，受害者身上共有42處傷痕，面部留有犯罪嫌疑人的一個鞋印。

在英國，十歲的兒童已經可以面臨刑事指控。但是根據英國的法律，在結案之前，不允許媒體報道涉案兒童的家庭背景和姓名。在喬恩和羅伯特11歲的時候，他們的案件開庭了。庭審在普雷斯頓進行，有一個12名成員組成的陪審團。

可以設想一下，一家英國電視臺，遵守英國的法律，用兒童甲和兒童乙來報道案件的進程，而一家美國報紙卻透露了被告的姓名及其詳細的人生經歷。隨著案件的進一步審理，最令人不解的問題是作案的動機。是什麼驅使十歲的男孩犯下如此惡劣的罪行？其他孩子的家長能否在他們自己孩子身上發現類似的苗頭？事實證明，兩個涉案男孩均來自殘缺的家庭，生活貧困，有偷盜和暴躁的傾向。喬恩容易聽從別人引導，他的一位鄰居提供證言說，任何人叫他去朝別人扔石頭，他都會照做。羅伯特六歲的時候，父親和另外一個女人跑了，留下29歲的母親獨自撫養七個兒子。

英國和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有各自的決策依據。英國媒體覺得應接受法律的約束，而美國媒體要滿足讀者的興趣。法律在這裡是唯一的標準嗎？如果是的話，那麼英國國內的法律具備國際約束力嗎？如果新聞主管們按合理的道德規範行事，那麼情形又會如何呢？

2001年6月，兩個男孩已經18歲了，假釋委員會允許他們被保釋，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由於害怕遭到報復，兩個殺人犯都換了新的名字和護照。英國政府禁止媒體公布他們的新名字、住址或照片。但是人們普遍認為隱瞞他們的身份是不可能的，因為境外的媒體並不受英國法律的約束。

這個案件也沒有終結。2010年4月，喬恩·維納布爾斯已經27歲了，他因為違反假釋規定而被警方拘押。對此事的第一反應來自詹姆斯·巴爾傑的母親丹尼絲·弗格斯，她在微博上發布消息說：“想讓大家知道喬恩·維納布爾斯今晚在他應該待的監獄裡，這樣對我的兒子纔是公平的。”英國政府拒絕透露喬恩重新入獄的原因，公共輿論的怒火即刻重新燃起。在CNN的“評論”欄目和BBC的在線評論上，報復的言論隨處可見，對殺人犯過早釋放的不解依然存在，對是否“曾經殺過人則是終身殺人犯”的爭議沒有停息，還有一些評論主張隻有寬恕纔是合理的。案件的審理法官曾經稱這個罪行是“史無前例的邪惡與野蠻”，考慮到兩個男孩的行為，沒有人對此說法有異議，但很多人努力通過這個案件剖析整個英國社會的教育制度、宗教組織、社區及大眾文化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案例可以告訴我們如何進行好的倫理論證。道德思考是一個繫統過程：先作出判斷，再采取行動。英國電視臺決定應該保護未成年被告，不應該公布其姓名。而美國報紙認為，對讀者隱瞞信息是不對的，所以決定公布被告的姓名。作出這個決定的推理步驟是怎樣的？一家報紙如何決定對或錯，從而做或不做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決定都會受到很多價值觀的影響，我們需要找到並區分這些價值觀，因為它們反映了對社會生活和人性的預設。我們在評價某一事物的時候，會考慮它的美學價值（如和諧、愉悅）、職業價值（如創新、守時）、邏輯價值（如連貫、適當）、社會文化價值（如節儉、勤奮）和道德價值（如誠信、非暴力）。我們通常會發現，我們選擇的背後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價值觀，它們滲透到我們行為所及的方方面面，促使我們做出具有傾向性的反應。

關於專業報道，新聞界就有很多價值標準，比如，迅速、質疑、獨立。在利物浦謀殺案中，對於未成年人的權利，公眾、涉案家庭成員和新聞記者的價值標準是不一樣的。這些價值標準和倫理準則一起為（英國的）電視新聞部門提供行為準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青少年的隱私。在這個例子中，目的是確保審判的公平，為達到這個目的，英國電視新聞部門選擇隱瞞被告的信息。

同樣，美國報紙的結論建立在牢固的價值觀基礎上，也就是公眾有權知道公共新聞的全貌，因此報紙的結論是：我們要把兇手的姓名和詳細的背景公之於眾。這個結論的價值觀基礎是什麼？這份報紙強烈認同這樣的職業價值：應該毫不猶豫地傳播重要的信息，每個人都應該被告知真相。但是職業價值的表述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事實上，在對價值觀的辯論中，為了決定哪些價值觀更可取，必須找到一個倫理準則。在上述例子裡，這樣一個倫理準則可以是：“任何情況下都要講真話。”

我們如果在做這樣的分析的話，那麼意味著已經開始考慮道德推理是如何進行的了。在這個案例中，對於應不應該公布兇手詳細的個人信息存在爭議，爭議的原因我們很容易理解，可是我們還是會問自己：講明真相重要還是保護隱私重要呢？有沒有一些我們都會尊重的普世價值呢？比如講明真相，我們應不應該為了保護一些人而不講明真相呢？我們可以通過找到準則來進行倫理分析，這樣很快就能創建一個相互關聯的模型：我們首先評估總體情況，然後探尋促成決定的價值觀，然後訴諸倫理準則，最後選擇忠誠於哪個社會集團。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把精力放在辨別道德推理過程中的核心爭議上，而不是放在某一決定實際有何優點的個人分歧上。

在這個案例中，爭議似乎源於講明真相和保護未成年人隱私兩個準則之間的衝突，但是從中也能辨別出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忠誠歸屬。

波特推理圖式

創造性倫理分析包括幾個清晰的步驟。哈佛大學神學院的拉爾夫·B·波特教授創建了一個道德推理模型，我們把它引入對利物浦謀殺案的分析中。利用一個改編自波特教授的圖式即波特圖式（見圖1—1），我們可以進一步詳細地分析這個案例。波特圖式提出的四個道德分析維度，可以幫助我們弄清楚大部分爭議是在哪裡產生的。通過這四個步驟，我們可以建立相應的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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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接下來我們看一看在分析中如何使用波特圖式。（1）首先，我們通過分析法律限制條款、綁架和謀殺的細節以及審判的情況，定義目前案例所處的情境。一家新聞機構（電視臺）等到審判結束纔播出被告的姓名和個人經歷；與之相反的是，另外一家報紙在開庭後就決定盡其所能地為讀者提供有關該案件的詳細信息。這兩家新聞機構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2）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問為什麼。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價值觀的不同。英國媒體注重法律秩序，而美國報紙的職業標準是不要隱瞞新聞。這家美國報紙駐倫敦的通訊員在詹姆斯·巴爾傑遇害後不久就從匿名來源掌握了兇手的個人信息。

可想而知，受害者的家人及其支持者想讓公眾知道，羅伯特和喬恩縱容自己犯罪，品質惡劣，殘忍至極，但他們精神正常。在審判開始之前，這家報紙就已經完成調查，並且遵循了馬上出版、絕不拖延的新聞編輯標準。然而，職業標準占據首要地位時，並不意味著能夠排除其他價值標準存在的可能性。例如，在新聞傳播中，對於公眾人物——本案中未成年被告——的報道必須前後一致，否則讀者和觀眾就不會再相信媒體的誠信。美國報紙的讀者可能並不把公平審判當作至高的價值標準，或者把兇手僅僅十歲看作無關緊要的事實。而有關新聞傳播的職業價值標準可能被認為是不人道的。每種價值標準都會影響到道德問題的話語和推理。（3）我們至少提到了兩個倫理準則，本來還可以列出更多。電視臺認為，利他原則意味著要保護受害人的隱私權；而報紙則認為，講明真相纔是第一位的倫理準則。我們還會想起其他的倫理準則來，比如大多數受益原則，即便無辜的人（例如兇手的家人）遭受傷害，電視臺仍不公布姓名。那麼，渴望了解新聞的人們可能會覺得電視臺太無能，所以得不到這些詳細信息。（4）忠誠於誰的衝突顯然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電視臺聲稱要同情未成年罪犯，而報紙則聲稱不必同情罪犯，隻需對廣大讀者負責。

從（波特圖式）一個像限到另一個像限，我們最終建立行動準則。但是我們還可以更深入地對問題進行分析：把圖1—1中的方框看作一個圓圈，再往前走一步。這一次集中分析倫理原則，下一次則著重分析圓圈中忠誠的定義。比如說，如果爭論主要源自職業價值標準的不同，則在下一輪分析中，重點討論價值標準那個像限的問題。我們常常不假思索地認為某些東西是有價值的；當與不易說服的人討論我們未曾思考的問題時，可以讓我們從更積極的方面批判自身。那家美國報紙真正把信息公開視為價值標準，可這是不是一個優先的、絕對的標準呢？我們經常真誠地恪守職業標準，但時常讓這些標準接受質疑有利於其自身的成熟。在這樣一個澄清與重新定義的過程中素都可得到更詳細的思考，由此更深刻的見解得以與其他像限相關聯。

選擇忠誠於誰的問題通常需要最仔細、最徹底的審視。波特圖式是一個社會倫理的模型，因此在我們作出最終判斷或采取某一政策時，必須清楚準確地宣示我們忠誠的對像是誰。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動輒就把自己給欺騙了。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電視臺的決定——保護法庭上的未成年人，不公開姓名或背景信息。做決定的人考慮的是誰？也許他們隻是考慮自己。他們聲稱不希望增加被告的痛苦，也不希望增加被告家人的悲傷。他們說不願造成傷痛，他們還說不願引導人們去給被告貼上標簽，或者過於糾纏被告的行為動機。他們似乎在表達這樣的信息，即如果播出了含有被告信息的新聞，他們將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然而，我們再多反思一下，就會發現他們事實上可能並非忠於良心。新聞從業者究竟是在保護未成年人還是在保護他們自己？不報道姓名肯定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可是這個目的可能僅僅是新聞從業者讓自己心安。他們貌似對整個社會的利益感興趣，貌似努力保護司法程序，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告隱私，減少流言蜚語。然而，我們必須重新面對那個關鍵的問題：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誰？假如我們沒有回到波特圖式中的右上像限，沒有更深入地質問他們對誰效忠，為誰服務，那麼我們並沒有充分地利用波特圖式。

用同樣的方式來考慮報紙的決定——講明真相，公布姓名。如果報紙在報道本國案件時不隱瞞未成年人姓名，那麼它有什麼理由對國外案件例外呢？難道要因為一次次的例外讓報紙信譽掃地嗎？報紙的讀者對報紙有某些期望，編輯和記者似乎要問一問讀者的期望是否應該得到滿足。但是為了滿足短期的期望，報紙的決定會不會毀掉長期的信譽？報紙貢獻社會的長遠能力會不會遭到損害？讀者的利益與涉案人的利益哪個更重要？

按照我們一開始的分析，報紙似乎並不關心未成年罪犯，它的首要任務是講明真相，否則將失去廣告商、讀者和報社員工的信任。但是，報紙對讀者的忠誠實際上可能同時惠及受害者和罪犯的家人。如果報紙準確地報道細節，這個悲劇的直接關聯者就不再隻是公眾好奇的對像。這一悲劇事件的真相，也許最終讓人們停止對羅伯特和喬恩的無聊猜測，終止對不細心的母親和商場保安的閑言碎語。如果對波特圖式中的忠誠像限進行充分考慮，或者對決策的過程以及決策後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我們就會遭遇並澄清類似的重要問題。

在作出道德決定的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是選擇忠誠的對像。正如上面幾段的分析所表明的，認真考慮這一像限本身並不能消除分歧。真正的分歧可能在於誰會從決定中受益。真心服務社會的媒體人必須在不同的社會集團中作出選擇：訂戶與觀眾，信息來源，政客，少數族裔，兒童，執法人員，法官與律師，等等。在他們的考量中，要考慮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人，不是為了委婉和抽像而把他們稱作公眾、客戶、觀眾或市場。在任何情況下，波特圖式都是一種社會倫理的訓練，而不是不帶感情的智力遊戲。任何結論必須經過社會現實的驗證。當然，在作出合理結論的整個過程中，倫理準則是很重要的。然而，對於承擔社會責任的媒體而言，明確根本的忠誠對像纔是最為關鍵的。

除了仔細考慮波特圖式中的每一步驟，我們還必須把方框看作圓圈，看作有機整體（見圖1—2）。它不是一些隨機的相互獨立的問題，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體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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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現在，我們已經從第一印像轉到解釋案例中的各個方面。每個新聞單位都會在忠誠於誰的問題上表態。波特圖式為我們進一步評測案例中的價值觀和準則提供了一套程序。而且，它還可以用來選擇方針政策，從而處理未來的類似事件。在此基礎上，電視臺或報紙可能會決定改變有關報道姓名和背景信息的政策。至少也能讓編輯意識到，有一個體繫可以為處理類似事件提供一種方針路線。通過波特圖式的四個步驟，媒體機構在面對諸如匿名消息、自殺報道、保密、庭審報道、廣告欺詐之類的問題時，就能夠確定或加強它們的指導原則。

可是我們仍然要面對最初的問題：哪家新聞機構的決定是正確的？由此引出應用這套方法時提出的中心問題：在作倫理決定時，有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道理或理論，以便我們可以從勢均力敵的選項中作出選擇？還是說倫理決策要與某個特定群體的道德與義務相一致？波特的循環模型因具有不斷拓展的潛力，因此可以對這兩個問題進行認真的分析（見圖1—3）。我們在詳細討論人們的價值標準和決策前需要確定忠誠的對像時，應考慮群體的道德標準。但是這些社會學的問題在波特圖式中變得不是那麼尖銳，因為波特圖式將此訴諸明晰的倫理準則，認為不考慮倫理準則而作出的結論不具備道德合理性。令人遺憾的是，迫於現實的壓力，媒體往往從第二像限（價值標準）直接行動，而忽略了第三像限和第四像限（倫理準則和忠誠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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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在這個案例中，從新聞編輯的標準看，無論電視臺還是報紙，其決定都是正當合理的。兩種價值標準都能站得住腳，都不過分。兩家媒體所追求的社會價值在西方社會都是被廣泛接受的。通常，一家媒體公司采取一項道德開明的政策，而另一家卻不守承諾、誤導欺騙。不道德的行為在波特圖式中不能證明其合理性。不過，在實際情況中，不同的價值標準本身都具備可信性。在這種情況下，利用波特圖式，某個職業標準就可以合理地與另一個職業標準相較高下。

當第二像限中不同的價值標準都貌似合理時，通常在論證倫理學說的第三步就可以解決問題。最常見的是，某家媒體的新聞業務遵循明確的倫理準則，而另一家則根據第二步中的職業價值標準作出決策。但是這個案例涉及兩個相關的倫理學說。利他的博愛原則主張在陪審團宣布未成年人有罪之前，不要公布個人信息以保護未成年人。而對於哲學家康德而言，講明真相是絕對律令，根據這一原則，報紙應在合理的範圍內盡其所能地調查事實的真相。在這種情況下，兩種不同的倫理學說似乎都與本案例相關，那麼，解決該矛盾的方法可以是比較倫理學說本身哪個更恰當，或者借助形而上學與神學。

在剖析這個案例時，隻有到第四步時纔會出現適當的倫理選擇。想要作出在倫理上完美決定的新聞機構，不能僅僅訴諸職業價值標準，也不能僅僅為相關的倫理學說進行辯解。盡管大多數案例最要緊的問題出現在第三像限的倫理準則上，但忠誠問題纔是關鍵因素。在這個案例中，最重要的是要忠誠於悲劇的無辜受害者。那麼，新聞機構怎樣體現對巴爾傑家人的忠誠？報紙似乎是在利用巴爾傑家人的不幸，獲取自己的利益——它忙於報道血腥的細節。是不是應該忠於自己？換句話說，報紙是不是可以忠於報紙的信譽，或能力，或好奇的讀者而以少數人的痛苦為代價？在實行無罪推定原則的民主社會，遭受痛苦的家庭難道不能通過公眾確立的法定程序控制與自己有關的信息嗎?難道應該把這一特權交給由自身議程控制的他者嗎？

對於我們的目的而言，作出選擇的過程是最重要的。社會對媒體行業的要求常常是苛刻的，滿是模糊不清社會的處境和相互衝突的忠誠。從業者必須迅速作出決定，沒有太多時間反思。明白道德分析中的這些要素，能夠提高我們的表達能力，從而提高我們對媒介倫理的思辨能力。通過了解社會倫理的邏輯，我們能夠提高概念化的水平，從而增強在媒體實踐中所作選擇的長期合理性。波特圖式提出的四個維度，可以指導媒體從業者和媒體專業學生形成規範的倫理，讓他們避免陷入理念危機或混亂。

使用中的倫理準則

波特圖式能夠為我們分析這本書中的不同案例提供幫助。在利物浦謀殺案中，相關的實證問題很復雜，但是並非無法解決。關於商場的環境以及兩個十歲的孩子中哪個更可惡，大家可能會有些爭論，但是關於一些基本的細節，大家的觀點是一致的：尸體在兩天後被發現，以及嫌疑人在之後的24小時內被逮捕。因此，波特圖式強調，我們必須永遠認真地對待細節。

從不同角度理解現實事件往往會產生分歧。比如一家報紙秘密購買一棟建築，開設一家酒吧，但真實目的是監視市政府官員的一舉一動。對此，我們必須弄清很多細節問題，纔能判定這家報紙是否涉嫌誘捕、侵犯隱私或欺詐。再比如，當討論電視臺對兒童的責任時，很多分歧涉及電視臺的盈利問題，涉及在不破產的前提下，電視臺能夠提供多少高質量的免費電視節目。關於控制廣告的討論，往往在廣告影響受眾行為這個問題上產生分歧。為此我們常常爭論，是否應該拋棄現有的傳媒體制——以上這些爭論通常都不是單純的道德分歧。比如某個例子中，爭論的雙方可能都訴諸同一個功利原則——媒體機構應該盡可能提供最大的福利，而分歧可能僅僅是關於事實和細節，關於哪個方案更有效，等等。

另外，我們的價值觀念需要區分開來並加以解釋。通常情況下，多個價值觀念會介入並影響決策過程，而我們不可能詳盡地列出所有參與者所持有的不同價值觀念。不過，對價值觀念的關注可以使我們的決策免受個人偏見和一些未知偏見的影響。

價值觀念構成了我們的參考框架，在框架內我們得以理解理論、決策和狀況。有時候，我們的道德觀相當於詳細闡述過的倫理理論。比如，我們可能非常重視溫和與憐憫，以達致態度和語言保持一致並有著嚴謹繫統性的和平主義倫理原則。然而，當我們進入第三像限來檢驗這些原則的時候，那些可能影響我們判斷的價值觀念很可能會受到批判。比如，記者有時會為“公之於世”這個過程辯護——一旦公眾完全了解整個事件，嫌疑人有罪無罪就昭然若揭。基於這一假設，記者將把對一個政治家的指控公之於眾。這個職業價值觀通常與真實、保護隱私等倫理原則相矛盾。

在將道德觀念與媒體職業相結合方面，帕特裡克·普萊桑斯做出了很大貢獻。他認為，美國公共關繫協會所采用的道德準則最實用。這個準則涵蓋了對職業價值觀的陳述。美國公共關繫協會將道德觀念定義為：“指導我們的行為和決策過程的基本信仰。”“宣傳、誠信、專業、獨立、忠誠、公平”是美國公共關繫協會所確認的在公共關繫實踐中非常重要的職業價值觀。

價值觀念激勵人們的行動。價值觀念是人類所特有的標志。然而，我們的價值觀念並不純粹。我們傾向於自我保護，當違背道德原則的時候，我們常常為自己的行為找借口。職業價值觀寓於權力之中。新聞、法律、工程之類的職業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一般情況下，這些職業服務於自身的利益，而職業價值觀通常都是高尚的。比如，電影制片人堅定地致力於呈現美學價值，而廣告商致力於努力吸引觀眾。這裡沒有一種價值觀念是純粹的。在制度中，價值觀是一些觀念的混合體。這些觀念經常需要被檢驗、質疑或糾正。波特圖式中的第三和第四階段（即“倫理準則”和“忠誠歸屬”）幫助我們批判性地思考從第二階段所得到的衝突和不當的信號。

本書所采用的方法為先描述案例，後給予評價。這種方法試圖闡明波特圖式中的前兩個像限。本書設計的案例分析將提供相關的細節信息，以及每種情境中可以考慮的其他建議。案例本身，特別是評價，闡明了在決策過程中主要人物所持有的價值觀。

有時，評論會進一步延伸，並提供能夠捍衛所作決定的倫理準則。然而，總的說來，這些準則或規範必須由讀者自己提出來。為了協助讀者完成這一過程，下一節將總結五種主要方案（參見“五種倫理原則”）。如波特圖式所示，求助於能解決問題的倫理原則是道德推理過程中的重要階段。人們常常看到報紙和廣播在波特圖式中走捷徑，認為它們總是依據職業道德行事，實際上，它們在第二像限就決定了它們將要采取的行動。例如在五角大樓文件案中，《紐約時報》之所以決定刊登這一報道，是因為《紐約時報》視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高於一切。在這個經典案例中，1971年年初，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竊取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包含五角大樓對越南政策的評估報告，並向《紐約時報》披露了這些文件。雖然這些文件受國家安全保護，但由於看到美國政府對憲法的陽奉陰違與濫用，《紐約時報》認定美國人民擁有對這些文件的知情權。根據波特圖式，我們認為，如果沒有清楚地顯示倫理準則影響了最終決定，那麼任何結論在道德上都說不通。左邊的兩個像限（包括價值標準/觀念）說明了實際發生了什麼，右邊的兩個像限（包括倫理準則）說明了本應發生什麼。左半部分是描述性的，而右半部分是規範性的。

我們所遵循的標準定義將確立價值標準這一行為深置於人類的意願和情感之中。相反，倫理學則包括對道德問題的批判性推理。正如弗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中所說，就我們所知，所有的社會都會提出理想的典範供人模仿，但是它們也會通過建立邊界或禁忌將自己與其他文化分離開。圖騰杆可能暗示這個部落相信獅子的力量或鼬鼠的狡猾是至高無上的。類似的是，詛咒不可接受的行為也作為儀式保留了下來。換句話說，確立價值標準成為我們人類作為道德存在之境況的一個方面，在日常情境中自動地表現出來。價值觀念遍及人類經驗的所有維度，甚至科學實驗都充滿素。與此同時，倫理涉及對神學和哲學的理解，以及思想史上對正義、美德、善等概念的討論。倫理也強調推理能力和充分論證。

完善的道德推理，其目的是得出負責任的結論，從而指導有理可依的行動。下一部分將介紹幾種倫理原則。在分析書中的案例時，如果對所給情境有益，這些原則在適當的地方就可以互相融合。理論來自於特定的歷史情況，用於解決特定問題。沒有一個理論可以為媒介倫理中的所有問題和窘境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要做的是指出哪種理論在哪種情況下最為有力。例如，在處理隱私時，博愛和關懷要比效用更有力。

歷史上，倫理研究者確立了很多倫理原則。倫理研究者路易斯·霍奇斯將所有方案分為五項——以美德、責任、效用、權利和愛為基礎的倫理理論。我們在傳統中找出了其中四項最具影響力且經過時間驗證的代表。例如，在契約傳統中，約翰·洛克強調權利，約翰·羅爾斯是當代公認的主要理論家。猶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博愛原則是一種普遍存在且具有歷史性的倫理理論，這種理論以愛為基礎。內爾·諾丁思的關懷倫理學是這一傳統倫理理論的現代案例。本書也將儒家和伊斯蘭教倫理學囊括在內，以鼓勵其他傳統中的研究。

這些經典理論不能當作標準，也並非不言自明、不含矛盾的真理——後面這種贊揚過於圓滑，忽略了主流理論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本書中，理論家都是使用通俗的語言，而不是充當抽像的權威，這讓我們能夠獨立地思考——依情況不同，采取批判或友好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