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這一思想是在經濟還不發達,即便“老死不相往來”也可能過得很好的農耕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他的思想同時植根於春秋末年戰爭頻繁的社會現實,他要為社會尋求更合理的基礎和塑造更健康的人性,因此有它的時代意義和價值。這一價值從古到今,不斷得到印證和推崇。在今天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商品經濟需要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廣告無所不在,推銷見縫插針,再想讓民眾“無知無欲”已經很難了。但這恰是我們重新挖掘《老子》的現代意義的契機,這一時代的人性更需要教化、提純與復歸。當代飛速發展的經濟帶來了各種精神困境,所謂的“亞健康”現像早已出現,憂郁癥、自殺、離異、青少年犯罪、單親子女教育等等問題都困擾著當代人。人在不斷被刺激的欲望中迷失了本性,喪失了精神家園,這恰恰說明,寧靜之心、樸素之性對於當今時代的重要性。今天,“幸福指數”處於高位的恰恰是不丹這樣不發達的小國家,而不是美國、日本、中國這樣的發達和飛速發展中的國家。所以,當我們放開我們的視野去看老子時,就會感受到,他的思想並非是為了“愚民”,而是基於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而提出的幸福之路,對今人反思生存現狀,尋找心靈家園具有警醒和指引的作用。
老子認為隻有人心安了,纔有理想的、健康有序的、和諧長久的社會政治,纔談得上國安,這就要求君王的治理必須合乎“自然”之道。統治者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隻要洞察人心人性,輔助其自然發展即可。太多的為,胡亂的為,隻會讓民心不安,社會就會紛亂,國家也就不可能長治久安。
《老子》日:“聖人皆孩之”(四十九章),《莊子·在宥》日:“無擢其聰明”,都是希望人回到天真、質樸的本性,而不是讓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有意思的是,法家同樣洞察到了這樣的人性,卻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去治理。法家把廣大百姓視為“群氓”,推行“愚民”政策,鼓吹“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這不是順應百姓的自然成長、發展,而是通過“禁”的強制手段去損害百姓;強行封閉百姓的大腦,而不是漸漸地純化百姓的欲念,與老子所提倡的做法大相徑庭。司馬遷將老子、韓非子同列為一傳是很表面的分類。二者不僅在政治思想上不同,在形而上的“道”的層面,老子更是有獨特的提法,並以“道”作為政治、人生的根本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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