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17世紀稱為天纔的時代可謂實至名歸。即使在三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一世紀中所有發現的深遠意義也尚未窮盡。不過,我們最好不要太過強調17世紀與前一世紀的涇渭分明。從一個世紀向另一世紀的演進是漸變而非突變,一個世紀的規則可以說僅僅是前一時代播下的種子所開的花朵而已。牛頓、笛卡兒、霍布斯、洛克、帕斯卡、西德納姆(Sydenham)和拜爾(Bayle)等人隻是天纔般地發展了先驅們的主要洞見。17世紀與16世紀的差別與其說是態度上的涇渭分明,不如說是在奮力向前的程度和規模上的超越。在16世紀時,雖然勝利在望,但人們尚需努力去獲取戰果。在17世紀,新思想的勝利是如此全面,以至於人們在思想領域中幾乎無法發現敵人所在。
17世紀所贏得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勝利呢?這在英國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人們並沒有誤解這場勝利結局的意義。這場勝利在道德上是功利主義的勝利,在宗教方面是信仰自由的勝利,在政治領域則是憲政政府的勝利。在經濟領域,國家變成了商業的附庸,國家的習慣也被商業所要求的新環境所改變。甚至國家間的戰爭也是為了市場,為了權力,也就是為了間接地增加國家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殖民地是國家對外征服的戰利品,殖民地的獲得意味著國家有機會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從事商業貿易。市民開始有意識地參與到政治當中。在這一時代的後期,他們已經在“英格蘭銀行”(the Bank of England)建立了一套制度,並且認為這是建立一個新國家的基礎。政治黨派已經產生,內閣制度已具雛形,國王則處於法律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凌駕於法律之上。財產的影響範圍明確地從農村轉到城市。成功的商人不再哀求君主的支持,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可以對宮廷內的王權運作產生影響。17世紀的英國像征著資產階級美德的勝利。[1]資產階級勾畫出了一個帝國的輪廓,其商業規模已經超出同一時代的競爭者。它讓國王和貴族認識到,他們的特權是與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的。一旦資產階級完成了其所要求的國內的行政統一,它就必然會決定這種統一的目標是什麼。在這一時代,英國中產階級發揮集體智慧,按照自身的目標重建了國家的框架,即使是同牛頓和霍布斯這種天纔比起來也毫不遜色。在邁向成功的過程中,它引導了同代人的精神,不僅為下一代,而且為未來的兩個世紀設定了方向,沒有任何東西能逃脫它所引發的革命。在建立最高統治地位的過程中,它改變了人們思想的內容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