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詹姆遜作品繫列》論及人們的當前話題：通過理論闡述、個案分析論及“如何對待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任務、方法和目的是什麼”等話題，其中對大眾文化尤其是電影的分析極有啟示意義。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體現了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詹姆遜作品繫列》論及人們的當前話題：如何對待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任務、方法和目的是什麼？卷中文章既有理論闡述，又有個案分析，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體現了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其中對大眾文化尤其是電影的分析極有啟示意義，而關於地緣政治美學的觀點是他的又一創見。

弗雷德裡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杜克大學傑出教授，2008年霍爾堡國際紀念獎獲得者。他出版了多種有影響的著作，包括《政治意識》、《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單一的現代性》、《論現代主義文學》、《未來考古學》、《理論的意識形態》、《黑格爾的變奏》和《辯證法的效價》等。

論“文化研究”
大眾文化的具體化和烏托邦
當代大眾文化中的階級與寓言：作為一種政治
電影的《炎熱的下午》
作為陰謀的總體
評《西北偏北》空間體繫的安排設置
希區柯克的寓言化
為臺北重新繪圖
文化與金融資本
烏托邦和實際存在
科幻小說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作為社會關繫寓言的技術
理論干預和文化批判
文化研究訪談錄

《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詹姆遜作品繫列》：
群體總是相互衝突的，正因為這一點，唐納德·霍洛維茲纔在對國際種族衝突的定性研究中[9]暗示人們，盡管馬克思主義對這樣的衝突所作的經濟或階級論述並不令人滿意，但馬克思也許在其關於階級衝突的不可避免的兩分結構的設想中，已經不知不覺地預示了現代種族理論的某種根本特點：事實上，對霍洛維茲而言，種族衝突總是有兩分的傾向，每一方最終都吸收各種更小的衛星種族群體，從而像征性地重演葛蘭西所描繪的某種霸權主義和稱霸性或歷史性的聯盟。但是這個意義上的階級並非先於資本主義而存在的，而且馬克思的“經濟”規律理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經濟因素常常是一切非經濟發展的誘發因素，但這一事實卻常常被忘記了。強調這一點具有啟發意義，與各學科的結構（和被它們結構性地掩蓋和壓抑的東西）有關，而不是與本體論有關。馬克思主義對於種族理論所提供的是這樣一種啟發：即伴隨階級形成而出現的某個問題，很可能會使人們弄清楚種族鬥爭。
完全形成的階級，自在自為的階級，通過各種復雜的歷史和社會過程獲得了“階級意識”的潛在的或結構意義上的階級，顯然也屬於我們這裡所指的階級（盡管我們所討論的群體很少被看成這樣的階級）。關於這些奇特的、比較罕見的群體，馬克思主義有以下兩點看法。首先，這些群體比起種族群體來說，發展前途更大：它們有可能發展，並變得與整個社會同步（在那些我們稱之為革命的獨一無二的、突發性的事件中）。而群體則必然受到自身特殊的自我定義和構成性特點的限制。種族衝突可以發展擴大為階級衝突，而階級衝突退化為種族競爭則是一種限制性的離心發展。
（的確，嫉羨和憎厭的交替出現，對行動中的階級和群體作出了絕妙的描繪：無論有什麼群體或身份因素和動機在嫉羨裡起作用，它的對立的力比多總是超出群體性的原動力，向階級方向靠攏。因此，任何人，隻要觀察最近公開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如何調動群體和身份仇恨——如清楚地表現在帕特·布坎南之流的典型的文化反革命的發言裡和嘴臉上的種族和性別仇視——都會立即懂得，從本質上說，在這些狂熱及其像征性表現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階級仇視和階級鬥爭。同樣地，那些留心觀察的人們，如果覺察到這種像征性表現，以同樣的方式回敬共和黨右派，也可以說他們已經使自己的小圈子群體和身份意識升華到了社會階級的層次。）
第二點與第一點聯繫緊密，即隻有在種族範疇轉變為階級範疇以後，纔能找到消除這些鬥爭的方式。一般而言，種族衝突不可能被解決或消除，隻能升華到一種不同的、可以消除的鬥爭。階級鬥爭，由於它不是以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戰勝為目的，而是以廢除階級範疇本身為目的，所以它提供了這樣一種升華的原型。市場和消費——亦即被婉轉稱為現代化的東西，將各個解體的成員改造為普遍的消費者——這屬於另一種升華，這種升華看來已經與無階級社會具有同樣的普遍性，但是其成功的原因也許主要在於後封建性北美聯邦的特殊情況，以及隨著大眾媒體的發展而成為可能的社會劃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民主”似乎已經取代了階級力量，並對上述的群體動力問題提供了獨特的解決辦法。
……

眾所周知，弗雷德裡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1934- ）是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批評家，也是公認的、仍然活躍在西方學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十多種文字，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因此，在“詹姆遜作品繫列”出版之際，對詹姆遜及其作品做一簡要介紹，不僅必要，而且也不乏現實意義。
一、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其人
20多年前，我寫過弗雷德裡克·詹姆遜，當時心裡主要是敬佩；今天再寫，這種心情仍在，且增添了深厚的友情。自從1983年2月與他相識，至今已經35年多，這中間交往不僅沒有中斷，而且日益密切，彼此在各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我稱他為老友。他也把我作為老朋友，對我非常隨便。例如，2000年5月，他和我同時參加卡爾加裡大學的一個小型專題研討會，會後帕米拉·麥考勒姆（Pamela Maccllum）教授和謝少波帶我們去班夫國家公園遊覽，途中他的香煙沒有了（當時他還抽煙），不問我一聲，便從我的口袋裡掏出我的煙抽起來。此事被帕米拉·麥考勒姆和謝少波看在眼裡，他們有些驚訝地說：“看來你們的關繫真不一般，這種事在北美是難以想像的。”
其實，我和他說來也是緣分。1982年秋季我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作訪問學者，正好1983年2月詹姆遜應邀到那裡講學，大概因為他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想了解中國，便主動與我聯繫，通過該校的羅伯特·馬尼吉斯教授約我一起喫飯，並送給我他的兩本書：《馬克思主義與形式》（Marxism and Form，1970）和《政治無意識》 （The Political Unconsczous：Narrative as aSocially Symbolic Act，1981），還邀請我春天到他當時任教的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訪問。
說實在的，他送的那兩本書我當時讀不懂，隻好硬著頭皮讀。我想，讀了，總會知道一點，交流起來也有話說，讀不懂的地方還可以問。4月，我應邀去了聖克魯茲。我對他說，有些東西讀不懂。他表示理解，並耐心地向我解釋。我們在一起待了—個星期，我住在他家裡，並通過他的安排，會見了著名學者海登·懷特和諾曼·布朗等人，還做了兩次演講——當時我在《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主要是介紹中國翻譯外國文學的情況。
1 983年夏天，我們一起參加了在伊利諾伊大學阨本那一香檳分校召開的“對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的重新闡釋”的國際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認識了一些著名學者，如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英）、G．佩特洛維奇（G．Petrovic，南斯拉夫）、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法）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意）等人（我在會議上的發言與他們的發言後來一起被收入了《馬克思主義和文化闡釋》[Marrism and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一書）。此後，1985年，我通過當時在北京大學國政繫工作的校友龔文庠（後任北京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的幫助和安排，由北京大學邀請詹姆遜做了頗有影響的關於後現代文化的繫列演講。詹姆遜在北京四個月期間，常到我家做客。後來我到杜克大學訪問，也住在他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