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種子/詹姆遜作品繫列》:
這種看法對於像我們自己這樣的單維度社會似乎更加中肯。在這種單維度社會中,以舊生產方式的習慣和實踐形式存在的殘餘已經被有傾向地消除,因此纔有可能在意識形態批判本身的真正功能中假定一種修正或替代。這至少是曼費雷多·塔夫裡(Manfredo Tafuri)的觀點,他提供了一種關於先鋒派知識分子的機能主義的分析,其“反機制的階段”本質上包含“對陳舊價值的批評”(70)。不過,這樣一種使命的真正成功與資本本身的現代化鬥爭相連,“有助於準備一個打掃干淨的平臺,從那裡出發去發現新的知識分子工作的‘歷史任務’”(70)。並不令人驚奇的是,塔夫裡把這些新的現代化的任務與理性化本身等同起來:“先鋒派作為對社會行為的一種建議加以引進的意識形態,就是將傳統的意識形態轉變成烏托邦,作為抽像的最後發展階段的某種預示,而這種發展與全球的理性化相一致,與辯證法的某種肯定的實現相一致。”(62)當人們明白塔夫裡認為凱恩斯主義應被理解為未來本身的一種計劃化、理性化時,他的繫統闡述就變得不再那麼神秘隱晦了。
這樣看,在當代,非神秘化具有它自己秘密的“歷史詭計”,它自己的內在的功能和隱蔽的世界一歷史的使命,就是說,通過摧毀傳統的社會(不僅是教會和舊封建貴族,而且最主要的是農民和他們的農業生產方式、他們共同的土地和他們的村莊),為大公司的經營管理而把地球打掃干淨:準備一種完全“可以替代”的現在,其中空間和心智都可以隨意加工和再造,具有一種“靈活性”,而忙於創造炫目的形容詞來描繪“後福特主義”潛力的理論家,其創造性則因這種靈活性而難以為繼。在這些條件下,破壞開始帶有新的、不祥的城市主義的色彩,並開始含有開發者的思考,遠超過以前對抗的知識分子的英勇鬥爭;另一方面,正是這種對破壞本身的反對和批判被降低到了一種令人厭倦的教化,並由於它們將過時的思想生動地戲劇化而損害了自身,而那種過時的思想無論如何都是應該被廢除的(“不論如何,出現的東西是有價值的,但它已經消失”)。
這些現在是傳媒的悖論,它們產生於批評發展的速度和節奏,也產生於一切意識形態和哲學觀點本身在傳媒世界中被轉變成它們自己的“表現”(如康德所說的那樣)的方式——換言之,即轉變成它們自己的形像和漫畫,其中可辨識的標語代替了傳統的信念(信念確實已被迫將自己轉變進這種可辨識的意識形態的觀點中,以便在傳媒市場上進行運作)。在這種情境中,把握保守的或殘存的抵制新事物的方式的進步價值,比評價一繫列表面上是左翼自由主義的觀點更容易(按照塔夫裡的模式,這些觀點常常從功能上證明無法與繫統本身的結構需要區分開來)。這種分析判斷還投射出某種可能的音障幻景,像一條警示線在茫茫的天空模糊不清。實際上,關於人的有機體能承受多大速度這個明顯的問題,在自然主義的復活中會發揮它的作用(關於自然主義的復活,在本部分第三節將會談到),而新的事實本身也確實好像會暫時但卻生動地將恩格斯(Engels)關於從量變到質變的舊法則(或至少那種“法則”的餘像)戲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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