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法學家文庫·姜明安行政法研究繫列：法治的求索與吶喊（評論卷）》為姜明安教授的文集（評論卷），收集了姜明安1982年至2011年6月近三十年間在各種報紙或刊物上發表的評論或雜談。其他兩卷（論文卷和案析與訪談卷）則收入姜明安的論文、案例評析、媒體訪談、筆談等。這些文稿均為原文收入，保持原汁原味，以有利於讀者了解歷史原貌，了解筆者的學術和非學術思想、觀點的發展過程，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中國行政法和行政法學從初創到發展、繁榮的過程，也客觀反映了中國行政法學人對行政法和行政法學的探索歷程。
姜明安教授作為我國行政法學大家，三十年來一直致力於行政法學的理論與實踐工作，從《中國當代法學家文庫·姜明安行政法研究繫列：法治的求索與吶喊（評論卷）》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到他對於國家法制、法治發展的密切關注、對於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對於社會痼疾毒瘤的深惡痛絕、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執著追求。在三十年之中，他對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的探索經歷了從入門、求索、吶喊到深入研究和傾力創新的過程，他作為一位學者和普通公民對於家國的熱愛，以及他對於行政法學事業的貢獻在書中清晰可見。

姜明安，男，漢族.1951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汩羅市，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是我國恢復高考後北大招收的第一屆大學生。上大學前當過農民，當過兵，進過“五七”大學學習。1982年，姜明安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學繫，獲法學學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先後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87年、1990年、1994年、2000年姜明安先後赴美國華盛頓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訪學或做高級訪問學者。姜明安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公務員法、公法導論和軟法。從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為有突出貢獻專家頒發的政府津貼。學術成果：出版各種著作，包括專著、合著、譯著、教材等六十多部，發表論文，譯文一百多篇。參加的重要學術活動：自1984年起，參加中國行政法立法研究和重要行政法律、法規試擬稿的草擬。曾參與草擬的重要行政法試擬稿有《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條例》、《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等：參與咨詢、論證的重要法律、法規有《行政監察法》、《審計法》、《農業法》、《統計法》、《體育法》.《國防法》、《民辦教育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近百部。主要學術與社會兼職：北京大學法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科評審組成員，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咨詢組成員，北京市第十三屆人大代表、市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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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000年
加強行政立法為“四化”服務
盡快制定作為國家基本法的行政法
加強我國社會主義行政法建設
論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依據與司法審查權
保障公民權益與制約行政權力
民主法治和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同是人類文明的目標
加強和完善對公民財產權的法律保護
應重視研究和解決侵犯公民財產權的實際問題
行政法對於市場經濟的三大作用
實行公務員制度是民主、法治、效率的要求
行政程序法應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行政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無微不至”與“為而不微
市場經濟需要什麼樣的政府
行政處罰程序的設計應同時兼顧控制處罰權濫用和保障處罰權有效行使兩項目標
依法打假與保護被打假人的訴權
健全行政法治規範行政行為
依法設罰依法科罰
領導干部要學好憲法和行政法
授權、分權、控權
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國家的關鍵
健全和完善我國的行政裁判制度
“違法行使職權”探討
亟須建立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制度
健全財產法律制度
法治國家的良性循環
提高法官素質增強法院權威
新世紀中國行政法的任務
行政復議：走向現代文明的制度架構
法治：是需要“法如凝脂”，還是需要“約法省禁”？
鄰裡糾紛的解決既要講情也要講法
“劉秋海事件”中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辨析
定海市政府拆城“理”在何處
法學專家評說“白大褂”現像
行政國家與行政權的控制、轉化
司法權威不立法治焉存

2001年
解決水憂患市場加法治
對“請法律專家做陪審員”的評論
擴大公民維護社會公益的訴權
……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那麼，我們怎麼區分某一特定公共決策是法治的還是人治的呢？
根據現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公共決策的法治化主要有下述四項要求：
1.公眾參與。公共決策由於是對公共事務的決策，往往涉及千百萬人的利益，所以，為了反映廣大公眾的意願，避免決策者暗箱操作，防止少數利益集團控制決策，法治原則要求公共決策有廣泛的公眾參與。公眾參與的方式包括舉行聽證會、座談會、通過電子郵件或信函向決策機構書面反映意見，以及通過網絡或其他媒體展開討論、辯論等。某一特定決策有無廣泛的公眾參與是衡量相應決策是法治還是人治產物的首要標準。
2.信息公開。公共決策的信息公開主要不是指決策結果和決策根據的事後公開，而是指決策前和決策過程中的作為決策啟動因素和決策法律依據、事實依據的信息的全面公開。沒有全面、真實的信息公開，不同利益團體（生產者、服務提供者、消費者、管理者等）即無法在決策過程中進行公平的博弈，公眾參與就隻能成為熱熱鬧鬧的“表演秀”，成為掩蓋人治決策的障眼術。
3.科學論證。法治化的公共決策既要求決策的民主化，同時也要求決策的科學化。科學化與民主化是統一的和互補的。現代社會管理涉及大量的科學技術問題，其決策稍有不慎，即可能導致經濟、社會或生態環境的災難。而要解決公共決策的科學性問題，顯然不能僅靠一般的公眾參與，而必須依靠專家。特定的公共決策必須組織特定的專家論證，而且這種論證必須是全面和深入的，是有責任制保障的。
4.信賴保護。公共決策因為是政府的決策，故具有公信力。人們相信政府的決策，政府自然就應對公眾的信賴利益予以切實的保護。公共決策作出以後，政府即不能輕易改變，即使因情勢的變化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要改變原決策，也應貫徹比例原則，在多種可能的方案中選擇對相對人利益損害最小的方案，並對相對人因決策變更而造成的損失予以公正的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