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學術思想研究（社會學文庫；“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著重從闡揚費孝通的學術思想和文本意義這一角度，對費孝通一生中不同時期的學術思想及概念進行深度挖掘和再詮釋，試圖找到費孝通學術思想的來源、根本、以及進一步貢獻於未來學術界和思想界的諸多可能性，並嘗試在這樣一個向度上重新思考人類學、社會學與民族學的新創造。
《費孝通學術思想研究（社會學文庫；“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分為方法與路徑、自我與超過、危機與重與一體、文化與自覺、紀念與回憶這六個部分，以全面呈現一個作為知識分子的費孝通，一個作為鄉土社會研究者的費孝通，一個從異域邁向本土的費孝通，一個跨越各種邊界而尋求一種自我超越的費孝通，一個提出了中華一體格局這一智慧觀念的費孝通，一個由文化自覺而至於文化自信的費孝通。
《費孝通學術思想研究（社會學文庫；“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站在呼吁後來的研究者全面地對費孝通學術思想進行研究的立場上，秉持一種“執弟子之禮”的謙恭態度，思考費孝通學術思想的當代價值以及當下意義。

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重慶文理學院、周口師範學院兼職教授。1965年生人，1998年獲得北京大學博士學位，師從費孝通教授。2002年到2004年間，先後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荷蘭萊頓大學從事訪問研究。2010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2011年起任職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並擔任所長。現任中國社會學會法律社會學專業委員會會長、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副會長等職。先後發表中英文論文百餘篇，代表性著作為《權力與公正：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2003）、《否定的邏輯：反思中國鄉村社會研究》（2008）、《文化的表達：人類學的視野》（2009）、《法律與文化：法律人類學研究與中國經驗》（2011）、《本土異域間：人類學研究中的自我、文化與他者》（2011）、《結構與再生產：吉登斯的社會理論》（2017）、《文化轉型人類學》（2018）。

引言
志在富民
鄉土中國與理解中國
從差序格局到文化自覺
行行重行行
孤獨的自我超越
人的相互看

第一部分方法與路徑

第一章百年費孝通
轉型中國與認識中國
不能忘卻的回憶

第二章從異域邁向本土
表述異域
功能論的時代精神
馬赫化的馬林諾夫斯基
科學理性與非理性自我
回歸本土的費孝通
邁向人民的二度轉向
道路的展開而非完結

第三章相互性的理解
馬林諾夫斯基預言
人類學的新時代
作為研究範式的結構功能論
範式之爭

第二部分自我與超越

第四章不治而議與知識分子
活著的歷史
從中國到世界
知識分子的位置

第五章玉器、巫覡與天地溝通
玉器與溝通
巫覡及其角色的轉變
占有文字與支配權力
社會控制的像征體繫

第六章費孝通的自我與超越
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道路
實用性與中國社會學的既有性格
由“補課”而引起的反思
個人、社會與文化的融通
人“心”與“我”及對傳統社會學界限的超越

第三部分危機與重建

第七章匱乏經濟與規避風險
匱乏經濟
鄉土重建的文化癥結
匱乏經濟與豐裕經濟
規避風險的文化
自然觀的差異

第八章中國士紳與鄉土重建
農民和士紳
鄉土中國的損蝕
皇權與紳權的並存
鄉村的新精英
我與《鄉土中國》

第九章“三級跳”與鄉村社會變遷
中國農村的“三級跳”
理解中國農民的生活
回歸中國的理解
從實求知

第四與一體

第十章一和多
作為基本問題的一和多
鄉村的一和多
民族的一和多
世界的一和多
從民族看世界和從世界看民族
一多兩賦而生情

第十一章一多之爭
佐籐一齋的中國觀
“一”與“多”之爭
民族與民族自決
中華民一體
多和一之間的辯證
國族之辯

第十一體與
問題的大背景
而非
一的繫統性捭闔
一體”到“”
歷史主義的謬誤

第五部分文化與自覺

第十三章在文化對立與文化自覺之間
1997年的文化自覺
文化相對主義
作為一種政治的西方文化再現
文化對立與文化自覺之間

第十四章文化自覺之後的覺醒
文化自覺與文化自在
過度物質化的世界
文化的新物質性
後物質性時代的文化自覺

第十五章從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
文化自覺
文化的新主張
從1．0版文化自覺到2．0版文化自信
文化自覺與文化無意識的新辨證
追尋文化自覺的方向感
文化自信與文化共享
從文化自覺到費孝通的文化觀

第六部分紀念與回憶

第十六章費孝通先生十年祭
乙未年的紀念
法律之下的權力
逝者難如斯
作為文本存在的費孝通
費孝通思想的關鍵詞

第十七章何以仍舊要紀念費孝通先生？
執弟子之禮
逝者難如斯
邁向人民的人類學
一個時代的紀念
直面全球化文化轉型的來臨

第十八章重讀便是補課
重讀便是補課
重讀《江村經濟》
八十年後的江村重訪
重讀《鄉土中國》
再讀《鄉土中國》

後記

引言

毋庸置疑，作為一介書生，費孝通是以其作品而成就其一生的，因此要研究費孝通的思想，必然要以閱讀他的作品為開端，並在一定意義上去尋求這種作品的閱讀跟中國當下現實之間的一種最為緊密的關聯，使曾經所發表文字成為對於當下的一種啟示。從費孝通在差不多15歲時向當時商務印書館的《少年》雜志投稿，發表其處女作《秀纔先生的惡作劇》一文開始，一直到他晚年後期，這種用一支筆去書寫研究和思考心得的習慣就從來沒有中斷過。由此可以說，費孝通的一生也是作為一個作家或者作者的一生，然而他在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民族學專業研究和思想上的洞見，卻又遠遠地超乎一般作家，這些洞見，作為中國人所講求的“三不朽”的“立言”而永久地留存在了這個世界上，並給一代又一代的後繼閱讀者以一種無限豐富的啟迪和想像力。

志在富民

作為一位早年留學英倫，在人類學最好的大學之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人類學繫師從世界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學習人類學的中國人，費孝通通過對家鄉的開弦弓村進行實地田野調查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此後，作為一名學成歸國的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踏訪過除臺灣、西藏之外的中國很多省、市，並遊歷過像印度、英美以及歐洲大陸這樣的相對中國人而言的所謂異域文化之地，他用來行走的雙腳從來都是牢固地站在中國這塊土地之上，扎根在中國人類學的這片田野之中的。他借用自己中西合璧的知識和智慧，去呈現他自己所理解的現代世界與中國，這種理解對他而言無疑是獨特的，也是富有文化比較內涵的。而他似乎在經歷了一場未曾預料到的浩劫之後，突然有了一種文化理解上的頓悟，那就是有關社會科學的“人民性的立場”的選擇，即將“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學術研究作為一種“態度”而生發出的一種自我認同意義上的選擇。換言之，他這裡所強調的是曾經作為西方殖民產物的現代人類學這門學科，其在面對後殖民思潮的強力影響之時，所終究要遭遇到的一種反思性立場選擇的這個根基性問題。

在這一點上，費孝通最終選擇了一種以學術而達致“富民”的立場，在此立場上，他將其畢生追求更進一步明確為一種文化自覺，這也就是所謂“富裕之後”的中國人民在文化上所可能出現的一種“大饑渴”，或者大自覺，乃至大發展，而這一點在他過世之後差不多十幾年的時間裡，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和突出了。很顯然，基於西方世界觀的人與自然之間對立的現代性觀念，世界範圍內因為過度開發利用自然而釀就的種種地方性文化逐漸喪失的慘劇變得愈演愈烈，甚至已經難於收拾了。由此而啟動的一種文化上的尋根之旅，也在世界範圍內不斷地展開，人們尋求借助文化的力量來消除西方模式給世界發展所帶來的那些極大的負面影響。

18、19世紀，西方開始使用“堅船利炮”去打開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經濟貿易大門，此時西方以外呼喚“本土文化的喪失”之地就變成了一種無法真正去抗拒之地，這顯然跟文化之間正常交流以及融通是存在一種根本差異的。試想，如果沒有“五口通商”條約的訂立在先，費孝通所研究並提出的鄉土社會本身，又如何能夠發生一種扭轉性變形而成為一個自身土壤養分外流、生存環境遭到現代生活蛀蝕的地方呢？在這個意義上，每個思想者或者社會的研究者，都是無法真正能夠離開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而有所作為的，因此，在理解費孝通的思想時，不隻是要去理解其作品，還要理解這些作品被創作出來時那個不可跨越的大時代。而就那個時代而言，費孝通可謂是不折不扣的“一介書生”，並自覺地肩負起一個民族的社會與文化的責任。那是一個傳統中國文化衰退而現代西方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大踏步長驅直入的時代，為此，大約早於費孝通一代人的陳寅恪專門選擇了去追求一種自詡為“不今不古”的學問，而與費孝通差不多同時代或者說略早一些年的潘光旦，其所選擇的研究路徑則是一種安國強民的優生前提下的國民優育，並且其在學問之路上最終回歸到了一種“中和位育”的所謂“致中和”的傳統儒家文化的道路上。而費孝通自己在這其間則取其中。雖然他或許難以完全回到被他之前一代人中的文化激進主義者所徹底打爛的、通過疑古而被否定掉的中國文化的傳統之中去，但他的思維和血液已經被其浸潤，難以真正地擺脫掉其影響。費孝通對蜂擁而至的中國學問大門內的西學，卻是始終全力以赴地吸收並加以消化，並在從美國歸來的社會學家吳文藻的引領之下一步步通過對真實中國社會的研究而去理解真實中國、認識真實中國，並最終達致一種回歸真實中國，特別是回歸到真實的中國文化之中去的曲折之路，由此而成就了他對於中西
方學術的融會貫通。

在費孝通一生的學術歷程之中，能夠包容不同的立場可謂他思想歷程的核心，而徑直地指向現實的中國問題以及應有的文化選擇則是他最為青睞的論題選擇。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文字書寫之中，他勉力把日積月累的思想一點點饋贈給了讀者。這些文字，竟然在半個多世紀之後仍舊是讀者如雲，這就是有著思考和情感投入的文字所創造出來的一種靈性力量。顯然，費孝通完完全全知道這種力量的存在，因此纔會文思泉湧、筆耕不輟，他也從不放棄可能有的用文字去表達一些想法的機會，使手中的文字成為一種公器而有益於他作為其中一員的人民大眾。他為此而貢獻了自己的一生，至死不悔。

我清楚地記得，當年的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位於暢春園舊址的一座現在早已經被拆除的二層小樓上。二層樓道牆壁上掛著一份費孝通親筆寫下的錄自清代改革派先驅思想家龔自珍的名句“但開風氣不為師”。我自己也很欣賞這一詩句，總是在心裡不斷地玩味，琢磨費先生給我們研究所同仁寫下這句詩意義究竟在哪裡。後來隨著情境的變化，我也離開了那個研究所，離開了北大，但費先生寫下的那句詩卻總會浮現在我眼前，讓我不能忘記。我想，費先生當初寫這句詩的目的應該是鼓勵後學之輩以自我創造為主，不輕易言師言派，因為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先生、老師，所謂人生和思想的引領者，是在不經意間形成的，水到渠成，品格上是老師的，也自然會顯現出一種老師的風采來，而骨子裡不是老師的，再裝出老師的樣子，非逼著學生喊老師不可，那最終也隻不過是一個平常的教書匠而已。這是我對龔自珍那句至今也不能讓我忘記的詩句的最為真切的感受，也是一直激勵我自己不斷去有所追求和鑽研的動力基礎。
我是1995年9月來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繫跟隨費孝通教授學習社會學，並攻讀博士學位的。讀碩士以前我學過心理學，那時尚不知道社會學是什麼。後來，1993年夏天的時候，我有幸參加了臺灣大學楊國樞教授在山海關京山賓館舉辦的“社會心理學高級研討班”。在這個班上，竟然每一位授課的老師都會提到費孝通早年的著作《鄉土中國》，一位研究組織行為學的教授甚至還以費先生“差序格局”這一概念為基礎來建構一種本土的組織管理理論。這種學術氛圍，再加上我那時已經漸漸從心理學轉到了社會學，便使我特別注意到了當時作為著名社會學家的費孝通的著作，並突然萌生了要到費先生門下去學習的念頭。更為巧合的是，在我第一次去北大社會學繫詢問有關博士生考試的情況時，恰好知道在當天的下午電教中心就有費先生的演講。我在北大社會學繫讀書的朋友那時就跟我開玩笑說，你還真有福氣，偶然來一次北大就趕上費先生演講，我們在這裡待了快三年了也纔隻趕上了這一次！
聽費先生演講真的是非常開心的事情，後來聽先生演講的次數多了，感覺還是一樣，那就是演講極為有趣且富有啟發性。我印像最深的是他講到“社區”這個概念，他曾經說過，現在隨處可見的這個社會學概念，不過就是他早年就讀燕京大學社會學繫的幾個同學一起翻譯出來並使用的一個概念。他還會風趣地稱自己是“小鬼”，因為他是農歷的寒食節，有些地方俗稱“鬼節”的那天出生的，那一天所有的鬼都會出來，自由自在的，可以在人世間到處遊蕩。在民間信仰之中，那一天出生的孩子，也多是不會安分守己的，多少會有些出奇之事做出來。費先生因此常常形容自己是一匹不太守規矩的“野馬”，在社會學中是這樣，在人類學中也是這樣。我個人以為，這恰恰是費先生自謙或許也是自傲的話，要知道野馬的性格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創造，一種開風氣之先，一種不苟同於人雲亦雲之說。這樣的風格雖然可以輕而易舉地表現在閑談之中，但要真正地做到這一點卻又十分的不易。許多社會學的分析概念，西方人的教科書裡也沒有專門引述過的，研究者用起來就沒有那麼大的自信心。但費先生卻是從來不會顧及這一層的，往往就地取材，以極為本土的概念去概括他所觀察到的各類現像。早期如他的“鄉土中國”“差序格局”“文字下鄉”等等，晚期的一體”“文化自覺”“美美與共”“人文價值”等等。這些概念的提出都不是一種隔靴搔癢、不著邊際的挪用，而是能夠從對中國社會現實的觀察出發而進行的一種抽像、升華以及思想上的引領。
這種持之以恆的現實主義態度，使得費先生總能夠在別人沒有觀察到的地方提出問題，並把這一問題很快提升到社會學基本理論的層次上去思考。晚年他經常說到的一個詞就是“靈”。因為那時有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研究，僅僅停留在一種對平面化而缺少靈性的無意義事實的呈現上，但是這些事實之間是否有聯繫以及究竟有怎樣的聯繫，那就不去管了，結果留給讀者的往往是一大堆看似結實實則脆弱至極的材料，既沒有什麼問題意識，也沒有體現自身思考之後所貢獻出來的結論，結果隻能是把那些瑣碎的事實呈現本身變成了研究目的本身。而這恰恰是費先生從來都不大贊成的一種做法，因為這樣的研究真正缺乏的是人所獨有的靈性。顯然，人如果缺少了靈，便立不起來，研究也是一樣，需要這種靈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