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0年來的改革開放，蘊涵著極其豐富的歷史經驗和理論內涵。本書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關於“中國改革重大基本理論”課題的部分研究成果，反映了研究者對中國改革開放這一豐富歷史進程的思考。全書共分五章，前三章以改革實踐與理論的互動軌跡分析為基礎，試圖對改革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加以勾畫；第四章在描述改革形成的新體制運行矛盾基礎上，就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論或基本理念問題作了進一步分析；第五章則以市場經濟體制形成帶來的重大社會變化為背景，提出了法治對於改革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現實意義，並試圖對未來一段時期內建設法治社會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途徑提供一些參考性意見。

第一章 計劃經濟體制的解構
第一節 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變革
一、農村土地經營制度變革的體制背景
二、農村土地經營制度變革的現實條件
三、農村土地經營制度變革的經驗與局限
第二節 沿海經濟特區的創立
一、建立經濟特區前的對外關繫背景
二、為什麼要建立經濟特區
三、經濟特區的體制性貢獻與歷史局限
第三節 中央計劃配置資源權力的下放
一、中央計劃權力下放的初衷
二、搞活國營企業
三、“雙軌制”並存與衝突
第四節 一般的理論描述
一、從傳統社會主義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三、從單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經濟為“主體”

第二章 新舊體制的對峙與跨越
第一節 治理整頓：新舊體制的短暫對峙
一、價格改革“闖關”與“治理整頓”
二、“治理整頓”與經濟增長“滑坡”
三、新舊體制的短暫對峙
第二節 南方談話：啟動轉軌進程
一、全方位開放打破僵局
二、異軍突起的民營經濟
三、經濟轉型中的體制落差
第三節 大規模的要素市場化
一、勞動力市場化
二、土地市場化
三、資金市場化
第四節 一般的理論描述
一、從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二、從行政性分權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三、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

第三章 市場經濟新體制初步形成
第一節 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形成
一、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
二、非公有制經濟市場主體的確立
三、混合經濟格局和趨勢基本形成
第二節 融入國際經濟循環
一、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
二、走向，開放經濟時代
三、迎接新的挑戰
第三節 宏觀調控體繫業已形成
一、宏觀調控的本質是什麼
二、初步形成的宏觀調控基本框架
三、宏觀調控體繫的內在矛盾
第四節 一般的理論描述
一、如何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二、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
三、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繫

第四章 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矛盾積累
第一節 利益平衡機制的問題
一、體制轉軌中的利益分化
二、利益分化引致的社會矛盾
三、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轉型
第二節 體制轉軌中的政府職能轉變
一、體制轉軌路徑與政府職能轉變
二、政府職能轉變的制約因素
三、進一步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第三節 經濟轉軌與政治體制改革
一、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
二、政治改革與社會穩定
三、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
第四節 一般的理論描述
一、市場效率與公平
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三、理論必須與時俱進

第五章 現代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
第一節 由“人治”向“法治”的轉變
一、法治與民主並行
二、市場經濟與法治
三、法治的核心是保護公民權利
第二節 依法行政與責任政府
一、市場經濟下的政府理念
二、有限政府與責任政府
三、政府必須依法行政
第三節 法治社會的基本框架
一、法治社會與法治國家
二、憲政是法治國家的根本標志
三、司法獨立是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
第四節 創建法治社會的具體途徑
一、以貫徹憲法為中心，確立法治的權威
二、以完善財產關繫為重點，鞏固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
三、加強社會輿論監督，維護司法公正
後記

第一章 計劃經濟體制的解構
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的中國經濟改革，是以消除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為起點的。在此之前，計劃經濟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改革的初衷並非是要最終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而是要逐步完善這一體制。同時，計劃經濟體制從50年代建立之初開始，就已經暴露出其嚴重的體制缺陷，中國曾進行過多次克服這種缺陷的努力。這些努力雖然在傳統意識形態制約下沒有成功，但卻留下了日後改革可資借鋻的寶貴經驗。因此，始於1978年的中國改革，在理論上表現為反映現實要求對傳統意識形態的突破，在實踐上則主要是重新“移植”歷史經驗。至於改革的結果沒有“完善”計劃經濟體制，而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步被“解構”，完全是經濟規律使然。這也突出了中國改革始終遵循“實事求是”原則，“實踐導向”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特征。
第一節 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變革
中國20世紀發生了三次規模巨大的農村土地經營制度改革：第一次是50年代初通過土地改革實現了從地主所有制向自耕農所有制的改革；第二次是50年代中後期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推行的從自耕農制度向集體所有制的改革；第三次是80年代初完成的從集體所有制向家庭（自耕農）使用制的改革。歷史地看，第一次和第三次改革普遍被認為是成功的，第二次改革顯然是不成功的或失敗的。這種判斷並非單純基於生產效率或產出總量，重要的是看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否，因為無論從社會主義的觀點還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看，任何改革成功的判斷都必須與最終提高社會成員的生活和福利水平相聯繫。本報告認為，總結1978年以來的農村改革經驗，盡管可以從多種角度分析和研究。但最重要的是要堅持歷史和實踐的觀點。
一、農村土地經營制度變革的體制背景
1978年改革前的農村土地經營制度是建立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人民公社制度。這種制度嚴格地說並不能稱之為“土地經營”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名義上是集體所有，但集體在生產組織、決策、收入分配等方面並沒有多少自主權；集體所有者的代表是來自行政授權的干部，並非集體內部成員自願選擇。這種“政社合一”的體制，決定了所謂集體僅僅是個勞動的集體。或者是一個生產單位，集體“經營”是談不上的。
人民公社體制的低效和缺乏激勵機制。並非隻是在改革前夕纔被人們所認識。從人民公社誕生之日起到改革開放前。農民自發的或基層干部鼓勵的各種形式“包干”曾經多次出現過。但為什麼這種體制能夠產生，並且長期得以維持？不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將難以深刻理解始於1978年的中國農村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劃時代意義，並且將影響到對於未來改革走向的把握。
對於人民公社體制何以產生。已有的解釋幾乎可以說面面俱到。有從當時國際環境的分析，如國外“封鎖”、抗美援朝、匈牙利事件等。認為外部壓力使這一體制的選擇不可避免；有從當時領導層“左”傾急躁指導思想占上風的角度。探索了這一體制選擇的思想根源；有從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考察，借用蘇聯早期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論證這一體制選擇的合理性；也有根據現代經濟和產權理論，從規模經濟和交易費用角度，推論了這一體制選擇的客觀必然性……問題在於。如果當時的國際環境不是那樣，領導層的指導思想不發生“左”傾，是否就不會有人民公社體制？所謂“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合理性。不過是一種理論虛構和“事後”的辯解，毛澤東曾明確指出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至於規模經濟和交易費用理論。至少它沒法回答，人民公社體制下工農業交易費用的降低和其他農業組織化形式下的比較，也沒法提供所謂交易費用的降低與農業激勵下降導致的損失之問的比較，因而也證明不了人民公社體制具有客觀必然性。
人民公社的產生當然離不開各種歷史條件，但是這些條件隻能加速或延緩其產生，並不能阻止其必然發生。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從行政操作意義上不能說是不成功的。在這個意義上，當時的國際環境因素，領導層的指導思想，乃至社會動員的價值取向等，都可以視為成功的原因或條件，但回答不了為什麼要選擇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體制的必然產生，有著深刻的理論和歷史邏輯。
人民公社體制不是源於農村經濟發展“自然過程”中的創造，它也不是農民的自願選擇，而是國家權力意志的產物。這種國家權力意志，當時是根植於傳統社會主義概念特別是蘇式社會主義概念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已經說得非常簡明：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毛澤東是深知中國沒有合作社傳統的，連合作社的推廣和發展都“可能使我們遇到困難”，更不用說建立人民公社了。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特征實際上反映了當時中國對社會主義的基本認識，所謂“大”就是規模大，“公”就是公有化程度比高級社程度高。但是這種“大”與建立在分工和市場競爭基礎上的規模經濟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它是與“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的觀念相聯繫的，“大”到能夠把千千萬萬農民的簡單勞動用行政的鏈條組織起來，“公”到能夠無償地把分散在各個農村合作社的微薄資金聚集起來。這是蘇聯集體農莊的啟示，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啟示。所不同的是，蘇聯的前身俄國有著悠久的農村公社傳統，中國隻有長期分散的小農經濟傳統；蘇聯的機械化程度相對較高，中國基本上還是簡單粗糙的手工勞動。
中國選擇人民公社體制實際上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邏輯。早在1934年，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就提出了將來“將實行國家農業集體化”的未來目標。1949年，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集體化的重要性：“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按照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全國政權隻是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以此推論，建國後的土地改革充其量隻是一種革命策略。不可能成為穩定持久的制度，集體化道路是必然的選擇。1951年7月，劉少奇在山西省委關於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社的報告的批語中，就提出了對“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批評，但同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並在12月15日為印發該草案撰寫黨內通知。強調要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這是在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的”。
中國共產黨人非常清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轉向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渡階段。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已經確立了它的路線。就是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並使這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一個穩定的、長期的發展。這條道路是建立在這樣分析之上的，中國是一個經濟和文化十分落後的國家，在這樣一個貧窮和愚昧的國家裡是不可能馬上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繫的，它必須允許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私人或集體資本主義以及農村的合作社經濟。都得到長期的存在和發展。問題在於，這個“相當長”的階段有多長？這種過渡的基礎和主要條件是什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有著相去甚遠的理解和認識。由此便形成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的所謂路線之爭，以毛澤東當時在黨內和國人中的威望和權力地位，以及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背景，這種路線之爭的結果從一開始便勝負已定。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無論從當時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看，還是從中共在建國前確立的綱領和路線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主張是符合中國的實際或國情的。但是。一貫主張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之所以最終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除了毛澤東的威望和權力地位外，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當時在理論上比較普遍地認同斯大林“生產關繫的基礎就是所有制”的觀點。並且相信通過不斷地改變生產關繫可以解放社會生產力和增加物質財富。因此，當毛澤東提出“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繫”，“我們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要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絕資本主義的來源”這樣一些原則時，黨內基本上是接受的。目標模式既定，剩下的隻是實現目標的方法、策略和步驟問題，無論對“逐步”的理解有何不同，這個目標是一定要實現的。初級社也好，高級社也好，都不過是把土改後形成的按人口平均占有的土地私有制乃至其他生產資料“集體化”為公有制的過渡形式，隻要領導層認為過渡條件成熟，大力推進這種集體化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盡管當時領導層在過渡條件是否成熟問題上存在一定分歧，但毛澤東的威望和權力地位決定了這種分歧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僅具有“參考意義”。毛澤東更看重國際經驗也就是蘇聯經驗，對中國社會的落後更主要的是從文化或人的思想觀念方面來認識的。毛澤東相信，窮苦的農民正由於窮苦，所以“蘊藏著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毛澤東的那句名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主要不是從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擺脫落後愚昧狀態提出的，而是要發掘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教育“落後”農民走蘇式社會主義道路。對於這種思路持懷疑態度或者在實際工作中試圖“糾偏”，都被視為資產階級思想或右傾機會主義。從1953年毛澤東發表《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到後來的“反右”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明顯看出這種思路的一脈相承。這是原定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問完成“三大改造”，竟然隻用三年就基本完成的思想基礎和主要根源，也是中共八大提出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戰略不久，“突然”轉向，“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基礎和主要根源。
從1953年開始的大規模農業合作化運動到1958年“大躍進”中人民公社體制確立，從1953年開始國家對主要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到不久推行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中國農村基本“堵死”了商品經濟意義上的產品和要素流動的渠道，被納入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控制體制：此後一直到1978年，雖然有過一些調整，這種體制基本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二、農村土地經營制度變革的現實條件
始於l978年的農村土地經營制度改革並非來自領導層的“事先”設計。它發端於貧困地區生存條件惡化而產生的“A救”，普及於領導層的“允許”和合法性“追認”。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之前，“包產到戶”除了“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還是不允許的。大規模的改革是1982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農村經濟政策的第一個“1號文件”下發之後展開的，1980年底到1983年初，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所占比重由14.9％提高到了93％。其中大部分是“包干到戶”。
這次始於農民自發興起的改革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功，固然是由一繫列主客觀條件所促成。但從中國改革前的體制特征看，根本的原因在於國家領導層權力結構的重大變化以及在指導思想上對傳統社會主義的理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可以說，農村改革由於反映了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所以纔能成功，但是自土改之後農民一次次自發改革都沒有成功；我們可以說，農業生產特點適宜家庭經營，因而改革符合客觀的技術經濟規律，但是對這種規律人們並非隻是在改革初或後來纔認識；我們可以說，農村是計劃體制的薄弱環節，因而改革容易取得突破。但是這種薄弱從計劃體制建立時就存在。類似的改革卻都夭折了；我們可以說。國家控制農村經濟的收益已經不能支撐控制的費用的迅速增長。但是“大躍進”時代也出現過這樣情況。其後隻是出現了短暫的調整；我們還可以更抽像地說。原來的農村經濟體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制約了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但是不能解釋為什麼農民“忍受”了二十多年的“低水平徘徊”。都未能引發大規模體制變革。應該說。上述分析隻能說明，農村改革始終存在著經濟的、社會的深厚基礎，這些基礎構成了農村改革的可能性條件，但不能保證改革在某一時刻必然發生。
中國改革前最突出的體制特征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位一體。由於這種體制是按照特定的意識形態建立的，因而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任何改革都是難以設想的。同時，在實際運行中，政治處於統攝地位，“政治掛帥”、“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因而沒有權力結構的變化，任何體制性變革和創新都難以進行。
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幫”標志著中國絕對個人權力統治時代的結束，新的政治權力結構不可避免地即將產生。盡管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試圖以“兩個凡是”來繼續推行毛澤東的“既定方針”，但其個人威望和可控制的政治資源，不僅難以望毛澤東之項背，而且也不能阻止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受整肅的老干部“復出”，鄧小平1977年被恢復一年前的一切職務已經預示了這一信號。新的權力結構意味著，雖然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依然有“英明領袖”之稱，但實際上卻沒有前任領袖毛澤東那樣的絕對權力。因而奠定了“恢復黨內民主”、恢復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政治基礎。有了這樣的政治基礎，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纔能夠改變原來的議程，就一繫列重大問題展開了一個多月的熱烈討論，完成了為其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充分準備。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這一次恢復和發揚了黨的民主傳統，開得生動活潑。我們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鄧小平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的這篇講話，實際上構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

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波瀾壯闊的30年。這是偉大的30年，是改變中國的30年，是震驚世界的30年。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通過改革開放，創造性地探索和發展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長征，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自我發展、不斷探索的偉大革命。一句話，中國的改革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2008年，中國迎來了兩場考試。一場是“上帝”對我們的考試——汶川大地震；一場是世界對我們的考試——北京奧運會。事實證明，我們順利通過了這兩場考試，讓全世界的“裁判”們收回了他們挑剔的目光，增強了中國的自信，贏得了世界的尊重。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奮鬥不息的偉大成就，是“中國精神”凝聚的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