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盧卡奇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著作，與《審美特性》、《社會存在本體論》一起構成盧卡奇晚年思想的整體——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闡明和倡導社會主義民主化。中譯本是根據諾曼·萊文的英文譯本譯出的。萊文教授為《民主化的進程》英文譯本撰寫了一篇題長篇導言，詳細介紹和闡述了盧卡奇的思想及其所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譜繫對復興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所做出的努力。
本書始終堅持總體性辯證法立場，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進行了全面的反思，指出了變革時代國家的建設要求，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論。在社會主義民主化問題上，盧卡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揭示了資本主義民主化的有限性和虛偽性，反思和批判了蘇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得失，論述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特性。

盧卡奇（Georg Lukács），匈牙利著名哲學家、美學家、文學史家和批評家，20世紀西方最負盛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和奠基人。曾經在柏林大學和布達佩斯大學接受過繫統的學術訓練，於190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並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後建立的蘇維埃政府中擔任文化部部長一職。盧卡奇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流派的重要奠基者，重視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闡釋傳統，提出了著名的物化理論，並在馬克思階級意識的理論基礎上做出重要貢獻。他同時也是一位列寧主義哲學專家，將列寧的革命實踐提煉為一套正式的先鋒黨革命哲學。主要著作有《審美特性》、《社會存在本體論》、《歷史與階級意識》、《青年黑格爾》等。

中文版譯者序應當借鋻盧卡奇晚年關於社會主義
民主的探索張翼星1
一、如何看待民主的歷史類型3
二、社會主義的“危機”是怎樣發生的4
三、怎樣分析斯大林的錯誤5
四、社會主義民主化的根據和特征是什麼9
五、馬克思主義革新的主要途徑在哪裡13

導言論對《國家與革命》的超越諾曼·萊文1
生產主義的範式和平均主義的範式8
作為對無政府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回應13
作為對國家發展史的編撰14
對政治理論的去政治化17
對布爾什維克編史工作、經濟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超越27
建立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原則34

關於譯文的按語
有關方法論的初步探討
第一部分作為社會主義改革失誤替代選項的資產階級民主
第一章民主及其多種經濟形式
第二章資產階級民主化的必然發展趨勢
第三章當今資產階級民主
第二部分純粹的替代選項：斯大林主義或社會主義民主
第四章對一個具體問題的理論與歷史假設
第五章斯大林對其對手的勝利
第六章斯大林的方法
第七章蘇共二十大及其後果

中文版譯者序應當借鋻盧卡奇晚年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探索
張翼星
盧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是匈牙利現代卓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20世紀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中，他起到和產生過巨大作用和影響，也經受過嚴重曲折和磨難，但他始終密切關注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和命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探索。他一生的理論活動，不僅具有跨越多種學科的特點，而且是沿著愈來愈成熟的方向發展的。如果說，1923年發表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是他早期的成名作，帶有過渡性和兩重性的特點，曾在國際上引起諸多爭議，那麼，他晚年形成的《社會存在本體論》、《審美特性》和《民主化的進程》三本著作，則標志著他理論上的重大進展和臻於成熟。他晚年理論探索的主旨，也是他晚年多次談話中反復強調和倡導的重點，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馬克思主義的革新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化。在20世紀60年代末，依據對社會主義實踐和體制改革經驗教訓的總結，他認為這是關繫到社會主義成敗的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他晚年的三本著作，看來形成了一個整體，比較充分地體現了他最後集中探索的理論成果。《社會存在本體論》與《審美特性》，是試圖完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的基本理論，推動了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復興，而《民主化的進程》則是著重闡明和倡導社會主義的民主化。盧卡奇認為，這兩個方面是相互推動、相得益彰的。社會主義民主化是馬克思主義革新的政治前提，而馬克思主義的革新又是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理論保證。盧卡奇晚年的三本著作，既是他一生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的邏輯結論，又是他對社會主義國家體制改革的經驗總結。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後連續發生的重大歷史現像，也是當代國際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普遍的歷史趨勢。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南斯拉夫和盧卡奇所在的匈牙利，都曾先後進行改革的試驗，走上改革的道路。60年代，這種改革擴展到東歐的一繫列國家，蘇聯也曾步入緩慢而起伏的改革進程。到盧卡奇晚年寫作三本著作時，改革已經經歷了一段並不平坦的道路。改革的突出任務，是要打破在蘇聯形成而推廣到一繫列國家的那種高度集中、過分強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並且結合各國的具體實踐和民族特點，探索富有活力的社會主義新道路，這已形成一種強大的歷史潮流。盧卡奇在批判斯大林主義的同時，就已站在這種潮流的前列，積極支持改革，而且他認為，改革的深入發展，必須以革新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經濟的發展，固然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拱頂石，但經濟和社會的其他方面是不能分割的。因此，不僅經濟體制需要改革，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等方面也需要相應的改革；不僅經濟學需要革新，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都需要革新。盧卡奇正是依據這種改革的要求和趨勢，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完善、創新相結合，對有關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繫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這集中反映在《民主化的進程》一書中。民主化的進程中文版譯者序應當借鋻盧卡奇晚年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探索《民主化的進程》寫於1968年3月至11月。盧卡奇在1968年9月2日致弗蘭克·本塞勒博士的信中說：“我的腦際時常有一種想法，寫一篇長文論述現代民主化（包括兩種制度）的社會本體論。”這篇長文是在11月末完成的，原來的標題是：“民主化的今天和明天”。作者為自己確定的目標是：考察民主的現在和未來，估量它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中實現的可能性。他要求盡力把握社會主義制度下真正實現民主化的機會。對民主問題的關注，貫穿在盧卡奇一生的理論著述活動中，這與他關於人道主義的思想淵源是密切聯繫的。1922年，他曾發表《再論幻覺政治》一文，激烈地譴責黨內官僚化和權力主義的滋長。1939—1940年，他在《國際文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人民領袖還是官僚？》的文章，這是斯大林時期在蘇聯發表的最尖銳而透徹地批評官僚主義的文章。蘇共二十大之後，憑借社會主義國家體制改革的實踐，結合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他的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思想更加明朗化了，這使得他到晚年能夠作出進一步的理論概括。《民主化的進程》的全部手稿直到1985年纔在德國正式出版。1991年出版了第一個英譯本。（由美國學者諾曼·萊文翻譯。本書中譯本就是根據萊文的英譯本譯出的）他一直認為，民主化問題是與社會主義的深遠的歷史使命息息相關的。在這裡盧卡奇著重論述的問題是：一、如何看待民主的歷史類型盧卡奇的民主觀基本上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他認為民主的類型及其興衰奠基於經濟結構之內。歷史上的政治思想家，從亞裡士多德開始，雖然涉及民主及其形式的多樣性，但不能認識民主制度與社會經濟結構的關繫。馬克思纔是從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出發的第一人。盧卡奇指出了歷史上兩種基本的民主類型：一種是古希臘時期城邦民主制，這種城邦的成員是民主的積極參與者。這與部分土地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是分不開的。城邦民主制隨著其經濟基礎的分解而消亡。另一種是近代資產階級民主制，以法國革命為典型，受到希臘城邦民主制理想的影響。它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但其自由、平等的基本模式，仍然是由經濟條件決定的。盧卡奇指出，商品“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與自由的現實基礎”。這種民主制的目的是建立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它包含著一切固有的矛盾，但仍然意味著人類歷史的巨大進步。但是，與城邦制民主截然不同，資產階級民主是以私有制的社會存在為基礎的。商品交換和商品貿易的世界，決定了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的上層建築。憲法承認物質資料生產的私有制是整個社會現實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人與人的關繫是利己主義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使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同時，盧卡奇還批判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民主形式是虛偽的，在20世紀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占有的範疇達到了頂峰，資產階級鼓吹的自由、平等的理想形式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它隻不過是資產階級為了利己主義目的進行階級利益調整的工具。因此，資產階級民主決不能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現實的選擇。他指出，選擇資產階級民主作為擺脫斯大林主義的出路的任何企圖，隻是徒勞無益的幻想，隻會導致社會主義的解體。可見，盧卡奇是不主張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的。二、社會主義的“危機”是怎樣發生的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會出現大致相同的“危機”？這種危機的根源何在？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人深思的問題。在盧卡奇看來，所謂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斯大林時期出現的各種制度、傾向、理論、策略的總和造成的。蘇共二十大對這種危機作過表述，並且為了克服這種危機而開始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但是，蘇共二十大把危機的原因又主要描述為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有人很快就對此提出異議，比如意大利共產黨前總書記陶裡亞蒂，便反對把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特征看作社會主義深刻危機的最終原因，要求對斯大林時期的問題作出社會歷史的分析。那麼，社會主義危機的根源究竟何在？盧卡奇認為，這首先與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非經典”的性質相關。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原來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首先在一繫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的。這原是一種“經典”性的設想，但歷史卻走著奇特的路。十月革命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俄國發生的，後來又在亞洲和東歐出現一繫列社會主義國家，這便表現為“非經典”性。西方社會民主黨人曾經指責俄國十月革命通過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是一種“早產”或“錯誤”。盧卡奇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當時十月革命奪取政權的鬥爭，與廣大人民群眾解決兩個問題（戰爭問題與農民問題）的迫切願望是一致的。隻有盡快結束世界戰爭，纔能使群眾擺脫苦難的深淵；隻有徹底避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剝削，纔能使農民獲得解放。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雖然並不直接具有社會主義的特征，並沒有克服“非經典”性的經濟問題，但卻意味著廣闊意義的革命形勢，實際上為社會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在盧卡奇看來，俄國十月革命和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非經典”性，突出地產生兩個相互聯繫的問題：一是經濟問題，二是民主問題。在革命取得勝利和結束戰爭之後，就應當一面發展經濟，一面發展民主。因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類歷史的發展，是決定論與目的論的辯證統一。經濟的發展與人的自覺能動性是相互促進的。這個經濟發展與民主發展的相互關繫問題，或者說經濟與政治的相互關繫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時，還不可能提供理論的解決。隨後，包括列寧在內，也沒有誰從理論上給予繫統的闡述。但是，列寧的目光，是同時注視著這兩個方面的。因此，在戰爭基本結束之後，列寧便把經濟建設看作蘇維埃政權的中心任務。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列寧懷著疑惑和焦慮的心情思考著如何解決官僚政治的問題。盧卡奇認為，被稱為“列寧遺囑”的最後通過口述形成的著述，是已知的最有悲觀色彩的歷史文獻。其中對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傾注了極大的關切，關於民主建設的構想已見端倪。然而，列寧的後繼者們卻中斷了列寧的思路，再也沒有人在這方面奉獻自己的纔華與精力，而隻在一國能否保持社會主義勝利問題的回答中，貫穿著權力鬥爭，並且陷入經濟主義的泥潭，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民主方面。似乎在生產資料國有化之後，無產階級專政就提供了對復雜問題的一切本質的回答，似乎肯定了一國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就代替了對俄國革命的“非經典”性問題的回答。這樣，逐漸使斯大林主義代替了列寧主義，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得以形成，這正是社會主義危機發生的原因。這個問題，直到蘇共二十大時，仍未得到解決。因為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雖然頻繁而激烈地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但他仍然是一個經濟主義者，隻考慮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而政治與民主的前提，卻都在他的視野之外，因此，他仍然把自己局限在斯大林主義的範圍之內。盧卡奇的這種分析，顯然總結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並試圖恢復列寧主義的基本思想，這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深思。三、怎樣分析斯大林的錯誤對於斯大林的錯誤，盧卡奇有一個認識過程。由於歷史環境的差別，盧卡奇對待斯大林思想的態度，前後確實有所不同。總的看來，在僑居蘇聯和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為了維護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和保證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盧卡奇在政治上對斯大林的路線、政策表示了基本支持的態度。特別是在與法西斯力量決戰的時刻，他更是深明大義、顧全大局，認為必須無條件地和斯大林所領導的黨團結一致，把這種團結看得高於一切。他認為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比理論、政治、思想上的某些分歧和爭議更為重要。實際上，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侵略和堅持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盧卡奇堅決支持了斯大林的路線的主張，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觀點。正如他在1957年所說：“斯大林曾反對托洛茨基，勝利地捍衛了列寧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從而在社會主義發生內部危機時拯救了社會主義，這一切功勞是很大的。”《盧卡奇自傳》，23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盧卡奇又明確地肯定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他指出，斯大林為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因十月革命的“非經典”性而形成的弱點。蘇聯曾經成為世界上的工業強國和重要的經濟力量，而且沒有在基本原則上向資本主義妥協。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隻是在蘇聯發現自己的敵人，這個敵人會以最大的犧牲和不可動搖的決心達到完全消滅對手的目的。斯大林雖然在個別事件上有不少策略性的錯誤，但他使蘇聯成功地發揮了它作為世界和平維護者的作用，在短期內能夠生產它自己的原子彈，形成核對峙，對於有效地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遏制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是有重要意義的。盧卡奇曾經明確地指出：“以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或反馬克思主義的，則純粹是一種偏見。”同上書，130頁。但是，長期以來，在政治、理論方面的一繫列重要問題上，盧卡奇的思想與斯大林的思想是有著原則分歧的。比如，在革命綱領和政權組織形式上，早在1929年他為匈牙利共產黨起草的《布魯姆提綱》中，就沒有按照斯大林的主張去照搬俄國革命的經驗，要求立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依據列寧的思想，結合匈牙利的革命實際，主張實現列寧在1905年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目標；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策略上，由於法西斯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崛起，斯大林把西方的某些社會主義的主張和資產階級民主都譴責為隻是可供右的極權主義選擇的形式，盧卡奇則要求探尋一條不同的途徑，把民主看作對法西斯主義的一種防御。斯大林曾把社會民主黨人描繪成法西斯分子的“孿生兄弟”，拒絕與之聯合，盧卡奇則要求聯合資本主義社會中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在內的各種民主力量，建立“人民陣線”，共同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侵略；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上，斯大林建立高度集權的體制，盧卡奇則在20世紀30年代就反對過分集中和極權主義，而主張廣泛聯合各個民主階層，把社會主義民主貫徹在經濟領域和日常生活中；在文藝創作和文學理論上，盧卡奇積極倡導文藝創作中的自主性，反對不合理的行政干預，反對單純以意識形態作為衡量藝術和美學成就的標準，同時，他主張貫徹能動的反映論和現實主義，反對單純模擬生活的自然主義觀點；在對待哲學史遺產的態度上，當斯大林和日丹諾夫把黑格爾思想簡單地判定為對法國唯物主義和法國大革命的反動時，盧卡奇則堅持深入研究黑格爾哲學，發掘黑格爾思想的合理方面，他於1938年寫成《青年黑格爾》一書，著重揭示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形成與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所引起的經濟問題的關繫。由於與斯大林的觀點大相徑庭，這部書稿直到1948年纔在蘇黎世出版。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盧卡奇更加深入地思考了斯大林問題，公開地對斯大林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但是，他沒有為國際上那股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浪潮所左右，而是在肯定斯大林的某些功績和貢獻的同時，對斯大林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分析和批判。當不少人囿於個人恩怨，把斯大林的錯誤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歸咎於個人品質，甚至進行謾罵和人身攻擊時，盧卡奇卻冷靜地把斯大林問題看作一種社會歷史現像，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過程來考察，著眼於揭示斯大林錯誤的實質和方法論根源，以便從理論上總結經驗教訓，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更好地向前發展。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盧卡奇對斯大林方法論的錯誤的批評，主要涉及以下幾點：首先，斯大林顛倒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略與策略的關繫，實行“策略至上”的原則，把策略上的需要置於首位。盧卡奇認為，這種錯誤實質上是采納資產階級的所謂的“現實政治”的觀點。因此，這不僅是俄國或斯大林主義的問題，而且是20世紀社會主義內部某種占支配地位的傾向。斯大林把經濟學曲解為一門專門的實證主義科學，要求把社會主義建設單獨集中在工業的發展上，完全忽視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忽視社會主義的民主問題。同時，在經濟學方面，斯大林要求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也是出於策略的考慮。他混淆了價值規律本身及其呈現在商品交換中的現像，把價值確定為商品交換，而馬克思則是把價值的實體確定為勞動時間。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剩餘勞動也繼續存在，如果剝奪勞動者的剩餘勞動時間，那麼，剝削就仍然是可能的；按照斯大林的觀點，社會主義條件下消滅了商品交換，也就消滅了剩餘勞動，因而剝削就不可能存在。在盧卡奇看來，這就為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提供了輿論根據。策略至上的另一個例證，是在國內政治方面，斯大林制造了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日益尖銳化的理論，他不是從階級鬥爭的客觀實際出發，而是為了戰勝自己的對手，從對布哈林等人采取特殊情況策略的需要出發，在采取了這種策略之後，再炮制某種論點去論證。其次，斯大林把馬克思與列寧的方法論原則簡單化甚至庸俗化了。盧卡奇指出，這突出地表現在關於辯證法的定義上。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本已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而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第四章第二節中提供的，都不過是某種簡單化的幾個“特點”。這種東西在30年代成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哲學的替代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上，列寧是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整個人類思想文化，特別是西方人類思想文化的最高成果，而斯大林則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各國革命運動經驗的概括”，把它限制為無產階級的經驗。在盧卡奇看來，如果馬克思主義哲學離開了它的文化遺產和思想先輩，那麼它就會與廣闊的人道主義相分離，並且失去它的較高的目的。斯大林企圖排除哲學史上的辯證法思想，特別是黑格爾辯證法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通過日丹諾夫把黑格爾說成是對法國唯物主義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反動，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表述為脫離西方哲學遺產的某種孤立出現的思想，似乎在資產階級和以前的世界中沒有任何先驅者，這就必然導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簡單化和庸俗化。盧卡奇認為，蘇共二十大的積極成就，在於發動了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但它的弱點也在於這種批評僅僅是部分的，隻集中於表面問題上，並未切入斯大林主義制度的核心，對個人迷信的批評不是不正確，而是不全面、不深入。在盧卡奇看來，斯大林主義的錯誤，不能歸結為個人極權主義或對法律原則的毀壞，斯大林主義制度仍然根源於經濟問題，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後果，核心問題涉及“原始積累”。就是說，在快速工業化的態勢下，經歷了一種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在推動工業化的發展方面，斯大林主義制度有其成功之處，但當生產發展到一個特定的水平，所生產東西的質量和提供服務的優質性的問題就出現了。斯大林企圖用過時了的政治方法來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的社會經濟秩序，隻顧集中發展重工業，對人民消費的需要漠不關心。集中的官僚主義計劃機構越是僵化，就越是難以在量和質方面適應消費者的普遍需要，政治統治的局面也越來越難以維持了。可見盧卡奇對斯大林的錯誤的批判，是比較客觀而全面的，這與單純的政治性譴責，或單純歸咎於個人品質、個人崇拜的批判相比較，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理論批判，是上升到哲學方法論的分析，因而較深入地觸及錯誤的性質和根源，有利於總結有益的經驗教訓，防止和避免類似的歷史現像重演。四、社會主義民主化的根據和特征是什麼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盧卡奇運用了德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概念，如市民社會、類存在和人的目的性活動等，試圖為社會主義的民主化體制作出哲學論證。在這裡，盧卡奇對政治和民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上，而是著眼於市民社會和人的類存在。在他看來，政治的概念，廣義地說，是對社會爭議的裁決，是社會作出協議的要求。因此，政治是社會永遠呈現的需要。社會主義社會是存在著階層、集團的社會，個人、階層和集團之間的爭議總是需要裁決的，而裁決就要達成某種協議。民主就是要保證這種裁決能為大多數人接受，這種協議能成為大多數人控制的途徑和手段。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主義社會在解決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之後，或者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之外，民主的問題就凸顯出來，顯得十分迫切。這就是盧卡奇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化的主要原因。盧卡奇認為，民主的深化並不寓於社會的平均分配之中，而是寓於社會的個人、階層和集團的合理協議之中，盧卡奇像馬克思那樣，相信市場社會的政治化，因為市民社會是人類日常生活直接而順當的表達，政治是一切市場社會生活所必需的職能。在盧卡奇看來，巴黎公社或蘇維埃一類的制度，就是這種市民社會政治化的合適制度。這種制度呈現出來的本質的東西，就是上下的直接溝通和實踐中互相適應，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代議制民主或議會結構的形式主義。但是，巴黎公社和蘇維埃的組織形式，都是在革命和戰爭的年代，由人民群眾熱情高漲地自發興起的，現在已經時過境遷，不可能再恢復這種組織形式了，必須開創新的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途徑。1.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根據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都已去世，沒有為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留下清晰的大綱，完整的民主的意識也不可能在居民中自發地形成。在盧卡奇看來，社會的發展，是客觀的社會結構與自覺的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結果； 民主，既是客觀的政治體制，又是人的自覺活動的工具。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盧卡奇強調人的能動性的人類學思想，用來闡述民主的概念。他不再從勞動的數量上著眼，不再思索民主與商品價值學說之間的聯繫，而著重思索人的能動性的需要，要求從質量上開闢一條充分發動人們參與社會活動的途徑，促進人的纔能或潛能的增強和發揮。由此，盧卡奇批評了拉薩爾和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拉薩爾把社會主義說成是“對勞動的不折不扣的補償”。斯大林把社會主義說成消滅剩餘勞動，完全忘記了剩餘勞動對社會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這兩種觀點都把社會主義歸於單純的經濟。盧卡奇則對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定義，他不把商品的豐富而把民主的實現置於首位，從而把社會主義確定為保證實現比較充分的民主的唯一途徑。盧卡奇運用類存在的概念，從實質上對比了社會主義的勞動方式與資本主義的勞動方式。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謂勞動的人化，意味著通過工具的創造，人能夠適應於現存的或新引進的勞動方式。勞動條件的改善，是增加生產的手段，目的是要增長剩餘勞動的剝削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的人化則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人的勞動方式必須符合人的類存在，而人的類存在的能動性便成為創造勞動條件的指導原則。他指出：“這種類存在的自我活動有可能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據而起作用，可能成為自由王國的準備，盡管走向自由王國的旅程很長，並且充滿著矛盾和暫時的障礙。”盧卡奇把社會歷史看作兩條線索發展的結果：人的勞動或工作，這是主觀的方面；自然或社會經濟環境，這是客觀的方面。歷史是人類實踐和自然、社會的相互作用。盧卡奇認為，按照人類目的論的設想，社會主義不同於所有以前的社會結構。比如，資本主義社會受必然的經濟規律的支配，缺乏自覺的合目的的方向，人、主觀的東西被迫適應於經濟的客觀的東西。馬克思承認經濟（屬於必然王國）是共產主義（屬於自由王國）必不可少的基礎，他反對烏托邦的任何形式；同時，馬克思又指出，自由王國是必然王國的“另一個世界”。馬克思在論述社會結構的經濟決定論時，從未忘記人的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在自由王國階段，相信人類將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勞動。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不是讓經濟控制人的類，而是讓生產過程向著有價值的方面調節，並且尊重人性的本質。盧卡奇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仍然是讓經濟控制人的類，而馬克思則是要把這一過程轉換過來，允許人性指導經濟，要求把人性的需要置於經濟關繫之上。當然，高度發展的經濟仍然是一種前提（或基礎）。所以，社會主義的民主化，就是要充分發揮人作為類存在的自覺能動性，發揮勞動者在政治、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中的積極參與作用。他對社會主義民主所作的界說是：“社會主義民主——把人看作一種能動的創造物，這是人的類存在的真實性質，由於他在日常實踐中必定是能動的，這種實踐把人類的勞動對像化，把客觀的產品變成由人自己自覺地創造並履行人的有目的活動的對像。社會主義民主是允許客觀性的政治體制，它並不違背客觀性的固有規律，而成為自覺能動的人在有目的的設計中的一種工具。”因此，他反對把歷史的發展看作自發地來源於經濟或技術的各種因素。在他看來，客觀主義不過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另一種聽任命運或長官意志的擺布。在盧卡奇看來，從機械唯物主義轉向唯意志主義，這正是斯大林主義哲學思想的特點。2.社會主義民主是一個歷史過程盧卡奇抨擊了對民主的庸俗觀念，即認為民主存在於永恆的形式中。他認為民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會不斷改變它的形式。社會主義的民主化是一個延續很長的事業，因為要達到主觀與客觀的和諧、政治與經濟的融合，需要不斷地進行調整。他特別說明，在《民主化的進程》中，他不大使用“民主”（democracy）一詞，而較多地使用“民主化”（democratization)這一術語，就是由於他不把民主看作一種固定的、靜止的東西。民主化要求不斷擴展公民對生產管理和政府工作的參與，不斷地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和其他社會生活的領域。同時，他把社會主義的民主化設想為希臘城邦制理想和西歐人道主義傳統的某種新的結合與繼續。3.社會主義民主是政治活動與日常生活的融合盧卡奇認為，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背景下，現實的人是按照唯我主義和實利主義的目標發揮作用的，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種新的社會理想發生了，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要使他的社群性得到物質的具體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歷史目標，就是要結束日常生活的人與作為政治的行動者的分離。社會主義民主要求把鄰居、伙伴由作為自身行為的障礙轉變為必不可少的共事者和互助者。列寧對群眾的自發性並無敵意，並把它看作“自覺性的萌芽狀態”。社會主義民主要求把對社會、國家重大問題的關注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使人民成為積極的參與者。這樣，就使社會主義事業開拓了一種新的歷史眼界、新的人類開端的可能性，使人們相信，革命使得關於人的類存在的合作性質的千年夢想更趨向於實現了。列寧晚期著述的中心，就是在民主與官僚政治之間進行比較與選擇，可以說是他在人生最後階段所認真思考的“怎麼辦”。但是，列寧晚年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所作的構想和準備，實際上在他的後繼者那裡都消失了。另外，盧卡奇又覺察到，在現存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活躍的、自由的公共意見是存在的，但往往是以隱蔽的形式出現，即不以公開的、正式的形態表述。他把這種隱蔽的公共意見看作現存社會主義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契機，認為把這種社會力量動員到繫統的公共實踐中，就是走向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第一步。在盧卡奇看來，為了恢復和振興社會主義的經濟，克服和防止官僚主義的危害，就必須完全突破斯大林主義的傳統，使群眾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們自身的效力。為此，僅僅解除自由發表個人意見的心理—社會障礙是不夠的。沒有群眾的積極參與，沒有各種自動的、經常的、非正式的聯合，要消除官僚主義是不可能的。所以，盧卡奇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化必須與日常生活相結合。沒有日常生活中外部世界的重建，就不能實現人的內在轉變。不論物質生產是否發展到一個高的水平，隻有日常生活不僅成為政治決策的活動範圍，而且成為社會存在的基礎，共產主義社會纔是可以企及的理想目標。五、馬克思主義革新的主要途徑在哪裡社會主義的民主化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的重建和革新是互相蘊含的。盧卡奇最後談到馬克思主義的重建和革新問題，認為這個問題能否解決，關繫到共產主義的生存。對於重建和革新的途徑，他主要提到兩個方面：1.回到馬克思的方法早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針對教條主義的傾向，盧卡奇就開宗明義地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不在於對某些聖書的注解，而在於它的方法，即辯證法。如今，他認為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也首先表現在方法上。按照馬克思的辯證法，在戰略與策略的統一中，戰略應當統率策略，而斯大林則搞策略至上；按照馬克思的辯證法，社會歷史領域的重大事件，是客觀必然性與人的自覺能動性的統一，而斯大林則片面誇大必然性，忽視人的地位和作用；在這裡，盧卡奇還特別提到，按照馬克思的辯證法，歷史的過程是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而斯大林則完全否認體制、政策變革中的非連續性。盧卡奇指出，列寧“從來不把基本變化和新的方針說成隻是以前的傾向的繼續和改進。例如，當列寧宣布新經濟政策時，他一刻也沒有說這是戰時共產主義的‘發展’或‘完成’。他非常坦率地說，戰時共產主義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可以理解的一個錯誤，新經濟政策是改正那個錯誤和完全改變方針”《盧卡奇自傳》，292~293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斯大林主義卻總是力圖把政策上的重大變化說成是以前路線的邏輯結果和改進，把全部社會主義歷史描述成一種連續不斷的、正確的發展，而決不承認非連續性。因此，盧卡奇認為，要真正復興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對長期流行的某些思想、觀念進行認真的清理，回到馬克思，恢復馬克思本來意義的辯證方法。盧卡奇還指出，回到列寧的方法與回到馬克思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列寧的方法就是馬克思的方法的確切的繼續。可是，自列寧發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以來，既沒有人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的特征作過科學的調查、分析，也沒有人對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特征作過科學的調查、分析。因此，我們對當今時代的認識是不夠的。隻有對當代社會主義的特征、社會主義的危機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纔能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重新定義社會主義，並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自覺復興的原則。2.勇於自我批評和自我校正盧卡奇認為，歷史的發展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革新和社會主義的重新建設，因為帝國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的威脅，比列寧所處的時代是減輕了些。他著眼於內在的力量，認為關鍵在於恢復和激發內在的活力。馬克思主義的革新，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從各種曲解的形式中解放出來，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重建，這就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內部的自我改正和自我更新，不斷地進行自我清理和自我批評。這種自我否定雖然是一個比較痛苦的過程，卻是革新的必由之路。盧卡奇一生活動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比較勇於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評。因此他的理論探索雖然有過重大的失誤和曲折，卻沒有發生衰退和萎縮，而始終保持內在的活力，保持向上、向前的發展。盧卡奇晚年關於民主化問題的思考，雖然有歷史條件和他本人的局限性，但他鄭重探索的成果，對於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仍然值得認真借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