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總是令人仰慕，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更是增添了幾分神秘，而哈羅德?瓦穆斯的人生軌跡讓我們破除了科學家身上的魅影，看到一位可敬的普通人。一個狂熱的文學青年，在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後，如何踏入醫學院，又如何在即將成為一名臨床醫生的時候轉向生物學研究；最終在認識癌癥這一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並摘得1989年諾貝爾生物學和醫學獎的桂冠。由於在生物學領域的突出貢獻，他又涉足政壇，成為21世紀一繫列生物學、醫學重大項目研究的政策制定與決策者，人類胚胎研究，克隆技術和干細胞研究，已經遠遠超過生物學家對世界的詮釋範圍，其中涉及的社會、政治和倫理問題關乎人類的前途，作為一個科學政策的制定者，哈羅德?瓦穆斯以普通民眾最迫切需要關注的問題——抵御疾病為己任，並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傑弗?薩科稱哈羅德?瓦穆斯為“用最為通用的語言將科學與社會連接起來的全能科學家”。

哈羅德·瓦穆斯，美國微生物學家、病毒學家，1989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得主。1939年12月18日出生於美國紐約的長島，父親是位醫生。1957年在紐約州弗裡波特高中畢業，就讀於阿姆赫斯特學院，1961年畢業獲文學學士。1962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醫，1967年畢業獲醫學博士。1968—1970年加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公共衛生服務，1970—1979年在加州大學微生物學任講師，1979年晉升為微生物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全職教授。1988—1989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生物學教授，1993—1999年擔任國家衛生研究院保健院主任，2000年任紐約市斯隆—凱特林癌癥中心主席。
瓦穆斯還獲得了：1982年阿爾伯特·拉斯克獎；1983年柏薩諾基金獎；1984年蓋爾德納基金會國際獎；1984年阿曼德·哈曼癌癥獎；1987年美國醫師學院獎；2001年國家科學獎章等。主要著作有：《癌癥的基因和生物》（1993），《逆轉錄病毒》（1997）。
1969年10月結婚，夫人康斯坦斯·路易斯·凱西，他們有二個兒子，老大為爵士樂吹鼓手，老二為表演藝術家。瓦穆斯業餘愛好戶外活動，騎自行車，跑步，滑雪等。

第一部 成為一名科學家
第1章 起源與開端
第2章 從文學到醫學，再到科學
第3章 初嘗科學成就

第二部 從事科學
第4章 逆轉錄病毒和它們的復制周期
第5章 勞氏肉瘤病毒癌基因及其原癌基因
第6章 原癌基因是如何參與癌癥的
第7章 人類癌癥的靶向治療
第8章 科學中的合作關繫

第三部 政治學家
第9章 通往一號樓的路
第10章 就職NIH主任
第11章 設定優先級
第12章 NIH主任的失意和得意

第四部 持續著的爭議
第13章 胚胎、克隆、干細胞和重新程序化的前途
第14章 全球科學和全球健康
第15章 互聯網時代的科學出版和科學圖書館
後記科學的一生
照片
鳴謝

在1970年，任何有興趣試圖去研究癌癥遺傳起源的人——在體細胞中或者在生殖細胞中——常被一種糾纏不清的問題所困擾：人們如何能夠采用當時所具備的方法，找到並且鋻定突變的基因？僅被某些聯繫所支持的假設，比如暴露於DNA損傷劑與癌癥發生率的增高有聯繫，在沒有能夠被更為直接的方法驗證之前，比如癌癥中的突變基因的鋻定，很難被人們完全認同。但是，當時沒有新的技術用於從復雜的生物體的細胞中分離單個基因，要說出在人的細胞中大約有十萬個基因中的哪些基因會受到突變的影響，能驅使癌癥生成的過程，看來是不可想像的。在缺乏這樣的證據的情況下，大多數的科學家並不願接受根據基因理論的癌癥遺傳起源的解釋。發現某些引起癌癥的基因， 哪怕就一個，將會極大地加強癌癥的遺傳學基礎這樣的想法和促進某些重要課題的研究：比如，這些基因編碼了一些什麼樣的蛋白？在這些基因中發生的改變是如何引起癌癥的？是它們使蛋白的功能喪失？或者是它們使蛋白的功能增強？是什麼樣的突變，是DNA蛋白編碼順序中的簡單的改變，如單個堿基的改變，或是更為嚴重的基因缺失或DNA重組，能夠使某些基因變成致癌性？
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解答的話，就不可能在最基本的水平上去理解癌癥和采用理性的方式來治療癌癥。 而且，如果我們缺乏這些知識，對那些逃過外科醫生手術刀而轉移的癌癥的治療，其結果可能繼續是有毒性的和有限的。受限於當時的癌癥藥物和放射療法，在它們經過的地方，它們殺死所有生長的細胞，不管是正常的細胞還是癌癥細胞。
在今天，人們很難想像，在不到40年前的1970年，對這些問題得不到答案的情況是怎麼回事。現在，我們知道怎樣去分離、復制、分析以及操作動物細胞中的基因組中的任何一個基因。*一個基因組由任何生物體的一套完整的遺傳說明書所組成。我們知道如何用簡單且日益快速的方法去測定一個基因甚或是一個基因組的完整的積木（核酸）順序。更進一步地，我們可以把一個基因的正常的或者改變的形式放回到培養皿中的動物細胞中去，或者放到實驗動物中的體細胞或者生殖細胞中以決定該基因的功能。這些技術上的成就，已經讓我們知道了組成幾乎所有人的基因的DNA順序（大約兩萬兩千個基因，遠低於我們原來預測的數目），也讓我們能夠核定由這些基因編碼的蛋白的種類，以及尋找可能導致疾病的基因中的改變。我們現在甚至還能夠測定許多不同種類的人的腫瘤中的許多或大多數的基因的核酸順序。**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國家癌癥研究所和國家人類基因組學研究所最近撥出大筆的經費給一項研究計劃，現在已是國際項目，來詳細記述大約50種人類腫瘤的遺傳學變化。這個項目稱為腫瘤基因圖譜（TCGA），可以上網查詢。

/腫瘤病毒和癌基因：一個信息豐富的勞氏肉瘤病毒的突變體/

盡管發現基因的戰略在1970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對可能的癌癥的遺傳學起源感興趣的研究人員則是越發地樂觀。癌癥的一些基本特征，通過對若干種病毒——勞氏肉瘤病毒和其他的一些逆轉錄病毒，以及含DNA的腫瘤病毒——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是可以查明的。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些病毒已經被顯示可以在實驗動物中誘導產生癌癥，也可以改變在培養皿中生長的細胞的習性。與動物細胞中數以萬計的基因相比，大多數這種病毒僅含有幾個基因，通常少於5個或10個基因。因此不言而喻，它們對任何想要了解什麼是癌基因以及一個基因是如何可能引起一個正常的細胞變成癌細胞的人都有相當的吸引力。但是，要使這些相對簡單的病毒基因組變得對癌癥研究有用，關鍵的是要尋找直接的證據，能夠把特殊的病毒基因（可能就是病毒基因組中為數不多的基因中的一個）與細胞轉化和癌癥誘導的過程聯繫起來。在那個時候，在更為有力的能用於分離基因甚至病毒基因、在生物化學上作出鋻定的方法發明之前，要在一個腫瘤病毒上找到引起癌癥的基因，最好的途徑就是充分利用病毒遺傳學的傳統方法。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種傳統方法可以被有效地應用在腫瘤病毒的研究上，是1970年我和康妮一起到加利福尼亞州去的途中。我們花了幾天時間，繞道去參加在新罕布什爾州蒂爾頓（Tilton）市舉行的戈登動物細胞和病毒年度會議。這個歷史悠久的學術會議總是在一所被遺棄了的寄宿學校裡舉行，食物難以下咽，床鋪高低不平。 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必定定期來此朝拜，在那個破舊得看似將要倒塌的禮堂裡早上和晚上各坐上4個鐘頭，來吸收新的成果。為了避開學校裡的“舒適”環境，我和邁克爾·畢曉普、大衛·巴爾的摩以及其他的同事和家人在附近的湖邊租了小木屋。盡管1970年時我和康妮在這些與會者當中都是新人，我們忍受著不佳的食宿，但是總的心情是高漲而興奮的。發現逆轉錄酶的報告纔剛過了幾個星期，其他幾個實驗室，包括邁克爾·畢曉普的實驗室已經確認和擴大了他們的發現。在一個晚上的小組會上，我獲悉了另外一個驚人的發現。這個發現，就像發現逆轉錄酶那樣，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人對於逆轉錄病毒所持的原有想法。史蒂夫·馬丁（Steve Martin）當時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裡·魯賓的一個研究生（現在是教授），敘述了他分離了一株勞氏肉瘤病毒的突變體的經過。作為一個學生，史蒂夫看起來和現在的模樣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他現在六十多歲，有一種學究式的男孩子氣，一頭黑卷發，白胖可愛的面孔和熱情的氣質。 他當時的意圖不是去把一個正常的基因致突變而造出一個癌基因來，而是把勞氏肉瘤病毒中的可能具有致癌能力的任何一個基因致突變，從而使它失去活性。 這樣他就能夠說，這個病毒有一個基因（或幾個基因）是轉染所必需的，並能夠幫助確定那個基因（或幾個基因）在沿著病毒RNA基因組上的位置。
在會議上的演說當中，史蒂夫詳細地描述了他是如何采用一種傳統的方法來制作和尋找突變體的經過。首先，他使用了一種化學物質對DNA造成損傷，並制作成勞氏肉瘤病毒的突變體。然後他使用特明和魯賓發明的轉染測試方法來大量地篩選成活的病毒，以便找出少數感興趣的、失去轉染細胞能力的突變體。
史蒂夫出乎意料地獲得了成功。這不僅僅在於當他采用特明和魯賓發明的細胞群落形成法做他的試驗的時候，他的最好的突變體喪失了轉染雞細胞的能力，更在於突變體是在細胞生長處於溫度升高的時候失活，但在一個溫度較低的時候突變體不失活（見圖5—1）。更進一步地，突變體病毒可以在任一溫度下增殖良好，盡管它的感染細胞的能力是溫度敏感性失活。這些發現意味著，突變的病毒已經有一個基因改變了，而這個基因正是勞氏肉瘤病毒的細胞轉染能力所特殊需要的。這個改變了的基因產生了一個有缺陷的蛋白，它的穩定性在溫度高的時候不如原先開始時勞氏肉瘤病毒產生的蛋白那樣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