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居安思危

前言/序言

撰寫此書的序言時，我曾想起多年前一名資深記者訪問我關於當時一些備受關注的金融問題時的情景。我回應她的開場白是：“妳明顯沒有做好功課！”我想她當時一定感到尷尬和為難。不論她是否仍然對此事耿耿於懷，但我希望為我的禮，對她和其它曾經采訪過我的記者致歉，希望不算太遲！純粹因緣際遇，我很年輕便有機會出任金融官員，在1982 年成為首名華人出任當時港英政府布政司署金融事務科的首長級官員，難免有點年少氣盛。當年，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先生就香港的未來展開磋商，引發了歷時數年一連串嚴重的金融銀行業危機，直至20 世紀80 年代末期纔平息，而管理香港金融事務的重點，也自此由危機處理轉為防患未然。
能夠參與處理金融危機，及後又對貨幣及金融體繫主動提出一繫列長治久安的改革措施，以應付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及日後的不明朗因素，穩定香港的貨幣及金融體繫，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在令我感到雀躍，有點飄飄然，而之前提及的訪問情景正是在這時出現的。當時一名高級政府官員，一位我的良師益友，曾經多次提醒我丘吉爾先生那番至理名言，但我未能實時參透個中道理。為籌備出版此書，我重閱以前出任金管局總裁時所撰寫的每周《觀點》文章，又再發現字裡行間充斥著一份傲氣，令我緬懷過去的同時，也不禁有點懊悔和內疚。所以，對於本書中有關香港貨幣及金融問題的觀點的說教口吻，希望大家體諒和多多包涵。
至理名言是永恆的，丘吉爾先生於1949 年對討論貨幣及彙率問題的忠告，至今似乎仍然經久不衰。事實上，隨著金融的變革創新，現代金融已變得日漸復雜，因此如要對金融事宜發表權威性評論，也越來越具挑戰性。但論在日常及公開響應有關貨幣及金融的提問時，我從來沒有考慮是否在展露“膚淺的小聰明”或“不實的大智慧”問題。當年，我作為負責香港貨幣及金融體繫的政府官員，是有責任解釋各項政策及管理市場預期，並認真看待自己的工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正經歷國際金融動蕩不安的時刻，中央銀行機構向市場發出清晰信息並保持溝通，對於維持政策公信力及可信性與體繫穩定尤為重要。
我相信有兩個平臺能讓我有效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個是虛擬網絡平臺。自1999 年起，我自發開始在金管局網頁發表每周《觀點》文章，希望嘗試向公眾解釋有關貨幣及金融課題。雖然這些觀點未必人人認同，但慶幸仍有不少傳媒關注，在本地多份主要報紙獲廣泛正面報道，有些報紙甚至直接轉載以饗讀者。回顧那段日子，我很感謝一眾傳媒朋友多年來對本人在這方面作嘗試的寶貴支持。能夠利用當時嶄新的信息科技，廣泛和直接地向公眾傳達信息，實在是上佳良機，並可借此協助政策有效執行。相信我應該是香港地區首名政府官員利用網絡平臺，跟市民大眾溝通，也很高興及後其它政府官員紛紛仿效。這些文章大多是我利用空餘時間撰寫的，不算大費周章，但一寫便十年，直到2009 年9 月退休為止。最近，有些傳媒朋友提議，由於不少文章所討論的課題至今仍息息相關，且具有歷史意義，希望我把文章整理一下，加入新思維，再輯錄成書。我認為也很值得，因此便促成了此書的誕生。而我的座右銘一向是“居安思危”，所以本書便以此為名。
第二個平臺是“志剛廣場”，這是傳媒朋友的戲言，就是指位於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東面地下大堂。當年，在全球金融動蕩之際，傳媒對於金融消息需求殷切，一清早便會要求政府官員於開市前，就前一晚歐美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影響發表觀點。我猶記得，隻要前一晚有重大財金事件發生，早上七點半左右便有大批記者及攝錄人員聚集金管局大堂守候，要求上班的金管局官員，就有關事件發表意見。事有湊巧，我通常在家喫早餐時，都會檢視前一晚的市場大事發展，並在每天上班途中思考有關發展對香港可能構成的影響。為了尊重傳媒朋友的敬業和專業精神，我通常都會來者不拒，盡量響應，做出精簡發言。這些分析一般會直播，並整天在電子媒體報道。我相信此舉也可以有效影響市場情緒，為有效制定及執行政策創造機會。
我的辦公室位於國際金融中心二期88 樓東北翼，面積比很多人所想像得小，而因所在樓層太高，窗外盡是雲霧，從我的工作枱看出去可以欣賞到維港兩岸美景的機會不多。誠然，相比我的辦公室，我更為懷念早上七點半左右在“志剛廣場”與記者朋友們見面的時光。可是，我已到了適當的退休年齡，是應該退下來的時候了！幸好，我的退休生活十分充實，而我還是慣常關注“貨幣與彙率的問題”和其它金融相關課題，畢竟，這是我的興趣。偶爾，我會從學術角度參與討論，雖再闡述政府政策的義務，但很多時候仍不經意地展露了自己“膚淺的小聰明”一面，忽略了丘吉爾的忠告。我可不是老驥伏櫪，隻是希望為香港，我的家盡點綿力，繼續為香港的貨幣及金融事宜提點意見。但很明顯，我需要謹言慎行，以免對金融市場造成影響，或為有關當局構成不便。
在可見的將來，貨幣及金融領域上出現重大的結構性轉變的可能性是高的，會為各方對金融有興趣的人士提供寶貴的機會。基於不同理由，全球各地對宏觀金融政策和各種金融服務的理想提供方式，仍有異常龐大的討論空間和做出實際行動的需要，影響深遠，為政策制定者帶來新的挑戰。對投資者而言，倘若他們能識別這些新趨勢，並能管理相關風險，投資獲利，得心應手的機會將大大提高；對在金融界就業的人士，如果能夠掌握新的金融時勢，適應資金融通新方式、新金融文化，步步高升將指日可待。基於中國是決定這些趨勢的其中一素，加上中國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對金融服務的龐大需求，以及香港作為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除了香港之外，我想不到有另一個更好的地方來實現這些機會。
在短短不足二十年間，已先後爆發了兩次相當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金融發展正處於交叉點。金融發展的方向，以往很少像目前這般不明朗。金融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為經濟服務，但於過去二十年實在未有好好發揮應有作用。盡管全球經濟實現可觀增長，但在個別地區或者在國際層面上屢次出現金融危機，實在對不少國家造成困擾，甚至損害它們的經濟利益。顯然，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繫需要進行改革，以更有效地為經濟服務。
我意在此詳細分析爆發兩次嚴重國際性金融危機的原因，在這課題上已有很多權威的著作。我會推薦大家參閱瀋聯濤先生於2009 年出版的名為《從亞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機》一書，分析非常精闢和獨到。我隻想提出一個觀點。在很多不同的評論當中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金融危機往往是由於采取輕率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體制積弱所致。前者使經濟不能持續發展及失衡，而後者則涉及未有妥善管理各項主要風險。事實上，亞洲金融危機的出現，正是亞洲經濟體都沉醉於金融全球化中獲得的國際資金，結果變得過分依賴外資，產生大量外債以支持經濟蓬勃發展，形成龐大的經常賬戶赤字及資產價格上漲的局面。區內經濟體通過高利率吸引及保留外資，以維持貨幣彙率穩定，但當出現可避免的資金流出時，投資者對當地貨幣及金融體繫的信心便完全崩潰。因此，為避免金融危機，公認的良方是采取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並建立穩固的金融體繫。但由於2007 年出現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影響深遠，暴露了這個所謂“良方”，在金融全球化的情況下，並不足以帶來可持續的金融穩定。
為達至及維持全球金融體制的穩定，我認為全球各國需要加大力度攜手解決兩項首要基本問題。第一項是“全球化與國家利益的困局”。瀋聯濤先生在書中已具體地解釋此困局：
全球化使全球形成一個綜合的市場網絡。在這一個市場中，眾多的貨幣及財政政策、規管與監督制度，將一些國家及地區分割開來，形成不合時宜、缺乏效率，且不善生產的情況。基於本土政治原因，每個政府隻顧及自身的國家利益，未必一定顧及外圍因素或對全球其它地方的影響。國家越強盛，外圍因素的影響越大。由於沒有人將市場視為一個整體，也人追蹤市場、機構及產品之間的互動及聯繫，當流動資金、杠杆效應、貪婪與恐懼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時，便引發起一場完美的金融風暴。
問題是此困局能否在推動全球金融持續穩定的前提下得以解決。國際金融監管多邊組織正研究制定多項穩定金融的措施，但我並未發現當中有特別針對解決此困局的方法。這也許是因為這些多邊組織的個別成員均有著同一任務，就是為自己國家謀求利益，而這種態度在銀行監管方面的國際合作至為明顯。舉例說，就一些監管國際活躍的銀行工作而言，各主要的銀行監管機構，都參與一些國際監管的安排，以協調及交換這些被監管銀行的信息。有不少這些監管者均以維護本身國家金融體繫的態度，以其國家的利益為依歸來行事。又舉例說，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而言，美國高級官員每每在響應有關量化寬松及退市等安排，對外圍市場產生的負面影響時，一貫重申當地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捍衛本身國家的利益。
因此，我對通過國際金融多邊組織解決此困局並不感到樂觀，特別是基於管治安排及政治原因，如投票權的分布及委任高級管理層的安排等，有關組織難以為走出這個困局做出需要的改變。這是令人遺憾的。主要大國的決策者在推行當地政策時，會繼續漠視對外圍因素的影響。仍記得在出任金管局總裁期間，我在一個國際會議上向一名美國高級官員提出全球化對金融穩定的憂慮。他回應：“如你想晉身職棒大聯盟，你最好先習慣一流高手的投球。”所以，我相信應該還有一段長時間，以及再次出現另一個會損害主要大國國家利益的金融危機時，纔會有一個符合全球利益及意義深遠的改革。推行改革的另一阻力，是大國利益主義，即一個大國能夠在海外強加自己本土法律法規，來處理個別國際活躍的銀行，因注冊地與經營地的監管機構不同的監管安排而偶然引起的爭議。換言之，即將注冊地的法律和法規強加於經營地，此舉有可能會削弱經營地的金融體繫的健全與穩定，經營地的監管機構通常也難以抗拒或拒絕合作，原因很簡單，大國的貨幣是國際資金流通的主要交易媒介，以該貨幣計值的交易最終會在該大國結算，使得該大國對國際金融事務發揮重大影響。
結果是這些經營地奈地接受了主要大國的政策及金融慣例，最終產生不利本土的影響，而可能會變得越來越不熱衷於金融全球化。事實上，各個地區的有關當局均有責任評估參與金融全球化的風險。近年的經驗教訓，盡管金融全球化的好處明顯在於讓當地的集資者可化的國際資金來源，以及為當地投資者化的國際投資機會，但要管理好有關的貨幣及金融風險，便變得日益困難。在缺乏健全的國際機制來監控國際遊資的情況下，那些中型開放式的經濟體往往成為高危一族：雖然它們的金融市場的深度足以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但因規模相對小且容易受擺布或操控，結果隻可自尋出路來自保。那些正在參與推行全球化的國家，在實行金融改革及自由化舉措時，都有考慮建立合適的保護措施，以抵抗貨幣及金融不穩定。事實上，現時國際的討論已再次提及適當的國際資金流動控制及密切監察的好處，而資本項目的完全自由兌換已不再被視為最理想的模範。另外，捍衛當地金融體繫免受外圍金融震蕩的衝擊已成為不少國家的首要任務，意味著銀行監管機構可能做出重大舉措，要求外資銀行的分行成立子公司，確保當地資金可支持當地活動。
另一項有待解決的問題，是“金融中介機構的私營利益與提升金融效率及維持金融穩定的公眾利益之間的衝突”。多年來，我在文章中多次強調金融是資金融通，即通過金融中介將投資者的資金，傳導至集資者手上，以促進各種經濟活動的發展。由於投資者的風險偏好與集資者的風險狀況各有不同，因此金融中介機構便提供各種服務，通過“轉型、轉移及轉讓”來處理有關風險，以配對不同的風險偏好及狀況。舉例說，銀行作為金融中介機構的主要群組，專門負責將風險轉型。銀行承擔借款人的風險，並準許存款人承擔銀行自己須償還到期存款的風險。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也協助集資者構建不同類別及不同風險程度的金融產品，如債券、股票及其它相關的衍生工具產品，以切合不同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從而直接或間接向投資者轉移集資者的風險。為加強不同金融產品對投資者的吸引力，金融中介機構也會成立二級市場，如交易所或場外交易，進行轉讓風險，為這些投資提供流動性。這些金融中介機構通過賺取淨息差，並收取不同類別的收費及傭金，以及促進市場莊家活動的交易差價等，就支持上述經濟發展所做出的努力賺取應得回報。
但在過去二十年，金融似乎產生了自己的生命，漸漸將金融中介機構的私利置於為經濟服務的公利之上。在2007 年前，醞釀金融海嘯的前夕，各金融機構均取得豐厚盈利，高級管理層獲派發巨額花紅，這其實表示對於推動經濟發展起關鍵作用的金融中介機構的成本高昂，也即效益很低。與此同時，這些金融中介機構巧妙地通過所謂金融創新的方式，利用復雜的金融安排來設計一些結構性金融產品，表面上產生降低中介成本的假像。這些金融產品當時的確能為投資者帶來可觀回報，甚至為信譽受質疑的借款人提供獲得廉價資金的途徑，但這種反常規的現像當然是法持續的。雖然金融創新備受監管機構質疑，但在自由市場某程度的推波助瀾下，加上金融中介機構對金融監管的範圍及形式，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更甚於當局，因而產生多種未明的金融創新風險，而這些風險大多充斥於發起金融創新的已發展市場，最後觸發一場金融危機。在“審判日”來臨時，相比已穩入大部分利潤及花紅的金融中介機構，遺憾的是，投資者及集資者要承擔更大惡果。投資者損失慘重，而借款人再融資途徑；換言之，金融中介成本急劇攀升，令經濟陷入困境。實際上，爆發危機後暴漲的中介成本，是包含了在爆發危機之前金融中介機構早已賺得的超級利潤和花紅，就好像將中介成本來一個時空轉移一樣。
歷史往往重演。聲稱為促進金融效率但實質為金融中介機構賺取短期利益而設的金融創新，最後必定引發金融危機。金融中介機構為實現利潤及花紅最大化的私營利益，與通過高效金融中介活動支持經濟發展的公眾利益之間的衝突，有必要妥善處理，纔能夠可持續地維持金融穩定。然而，綜觀全球各地金融體制的管治安排，卻沒有特別關注此衝突，更遑論制定處理衝突的策略。大眾均接受金融中介機構需要領牌及接受監管，因為該等金融中介機構一般處理公眾的資金，而很多公眾卻不懂保障自己的利益。事實上，規範金融市場及監察金融機構的首要政策目的是保障存款人及投資者。眾所周知，中介金融機構須遵守不同的資本充足率規定，以作承擔風險及填補可能引致的損失；並定有流動性規定，以確保到期時存款人的資金獲得償還；另外近期更推出了杠杆比率，以限制銀行整體承擔風險的程度。不過，除此之外，金融中介機構在從事業務時大多不受干預限制，它們的業務策略往往反映出極大的提升利潤欲望，從而為股東帶來回報及向員工支付薪酬，而並非做好服務客戶的真正工作，純粹隻為提供服務而賺取報酬。遺憾的是，在主管金融中介機構的人士不斷灌輸這種激勵機制下，也影響了個別人士的行為：在日常與客戶的接觸中及於獲特準以市場莊家身份在金融市場中進行交易時，最重要的是從客戶的持倉中賺取大額交易利潤，而非就客戶的倉盤執行最好的交易。這些事情屢見不鮮，近年金融界多宗事件反映，有人鋌而走險，最終被指控行為不當及欺詐。
或許有需要改變金融業的文化風氣，必須確保金融中介機構，在其業務授權受到保障的情況下，要以促進金融中介效率的公眾利益為首要任務。中介機構必須知道他們獲發牌照的目的是為經濟服務，而非為促進自己的私人利益。形之手下的放任發展模式，在金融業是行不通的，個人的貪婪是抵觸大眾利益的。不過，即使各界對金融危機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但我認為這場不得不進行的金融界“大革命”卻並非指日可待。文化改革需要業界及有關當局的大力推動，但金權政治將令此舉十分困難。雖然美國等國家已頒布新法例禁止銀行進行自營交易，但金融中介機構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仍然非常巨大。在目前情況下，它們的貪婪應會繼續主導金融業的發展。不過，個別金融中介機構如能夠自行實行文化改革、真正履行其存在的宗旨和依照宗旨適當行事，並將客戶的真正利益，即公眾利益，置於其私營利益之上，盡管短期內可能會被削弱一點競爭力，但長遠來說，它們纔能在金融市場中存活下去。
在未來，中國於全球及地區貨幣及金融體繫上的地位舉足輕重，或許能夠在目前急需改革的環球金融架構重塑過程中發揮影響力，並主導市場趨勢。雖然時間未能準確預測，但中國日後可望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對實現金融全球化的決心明確，知道利多於弊。參與金融發展的各方，不論是決策者、監管機構、員工、投資者或集資者，將可從打造中國貨幣與金融發展、改革議程的內容及項目的先後次序等因素的連帶影響中獲益。
目前大家都將焦點放在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很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貨幣。此課題可從三個互相關聯的角度進行分析，即區別人民幣的兌換性安排、人民幣彙率與利用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
首先，人民幣兌換性安排方面，所有經常項目已可全部兌換，而資本項目的兌換安排目前仍在改革當中。另外，也需釐清可兌換未必一定代表可自由兌換。可否認，我們對自由兌換的模式已經習以為常：即不需要回答任何問題，須任何批準，除了交易對手間的風險管理措施，否則不受任何限制，且有關活動不受有關當局監察。然而，衡量過全約束的自由兌換對貨幣及金融穩定所帶來的風險後，我認為，中國應爭取人民幣可兌換而非自由兌換。換言之，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界定的所有
國際經常項目及資本項目所需，人民幣是可兌換的，但要設立申請及審批機制、視乎情況施加合適條件及呈交資料以作監察，並行使保留權在條件未獲達成的情況下取消兌換，以及對違反相關規則及規例做出適當的制裁。此機制似乎十分繁復，但我認為實行審慎的風險管理有其必要，因為可確保外彙市場上涉及人民幣兌換的活動盡可能反映經濟基本因素，而不會損害貨幣及金融穩定性。依賴在外彙市場自由兌換以準確地發現本地貨幣兌外幣的價格並不安全可靠：因為超過95% 的外彙市場活動反映投機性，有時甚至是一些狙擊性買賣，這些活動往往導致彙率大幅波動，損害貨幣及金融穩定，並不利於準確的價格發現，幫助糾正國際收支失衡的狀況。
其次，人民幣彙率政策方向明確。即使釐定彙率的機制改革仍在進行中，中國正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目的是維持彙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於201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重要決定，要容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由於中國經濟發展有需要為人民幣釐定彙率，以便經濟資源得以於內需行業及出口行業之間適當分配，我有信心三中全會的重要決定將適用於外彙市場。換言之，可以利用彙率促進經濟所需的結構性轉變，將經濟增長的動力由出口轉為內需市場。這是我對於一個合理均衡水平的彙率所做的詮釋。
在此背景下，預測人民幣彙率中長線走勢並非難事。第一，中國現實現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2% 左右的經常項目順差。盡管數字較以前已大大減少，因受惠於自2005 年起實施的更具彈性的彙率制度後人民幣大幅升值，經常項目持續出現順差，仍是人民幣彙率可能會進一步升值的主因之一。第二，資本項目裡對外直接投資的部分也是長期出現順差，雖然順差的規模變化很大，但基於中國更高的增長潛
力，對外商來說，中國作為直接投資目的地相比全球其它地方更有吸引力，此部分的資本項目仍然會面對出現順差的前景。第三，就對外金融投資而言，目前全球各地對中國這個將會是最大經濟體的投資水平大大偏低。隨著推出更大規模的資本項目可兌換，預計對外金融投資也會出現大量順差。第四，當中國進一步實現全球化並與世界各地進行更緊密的貿易，內地的價格水平將逐步與全球各地接軌，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彙率難免有升值的必要。實際有效彙率的升值可通過國內通脹率上升或名義彙率上升而實現，而中國對此的選擇十分明顯。第五，要維持通脹率於可接受水平，也需要極顯著的正實際利率。由於各主要貨幣的名義利率均接近零（負實際利率），且在短期內也不會上調，人民幣的利率仍有顯著的溢價，進一步支持人民幣升值的勢頭。
短期而言，內地有需要向市場發出人民幣彙率並非單向升值這個明確信息，以左右市場氛圍。我估計包括供求雙方的整體外彙市場交投量，是順差淨額的大約10～20 倍，而這個信息會導致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出現變化，例如結售彙的習慣，令人民幣的彙率最近轉弱。此外，發出這個信息及最近外彙儲備增加但法從已公布的國際收支賬戶上做出解釋，似乎反映內地有關部門在外彙市場上曾做出較大量的干預，令彙率短期轉弱。
對於利用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我們應將之視為有利中國國家利益之舉，以及反映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自然發展。預計資本項目及對外直接投資持續出現順差（雙順差）、可避免的人民幣升值趨勢，以及龐大且仍不斷上升的外彙儲備（2014 年3 月底為3.948 ）等問題，對中國會構成重大挑戰。彙率每上升1%，按國內貨幣計算，已代表相當於400的估值損失。此外，為該等外彙儲備物色合適的投資機會也甚困難，的確有需要管理彙率及外彙儲備的信貸風險。這是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為解決此問題，可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實踐（此書收錄了相關文章的節錄部分），而人民幣國際化至少可限制國家進一步囤積外彙儲備，取而代之由私營部門累積以人民幣計值的對外資產，例如向中國進口產品的海外進口商提供人民幣貸款等。
鋻於中國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中國固然有資格提出與貿易伙伴進行貿易及直接投資時，使用人民幣就該等國際交易進行結算。先決條件是境外是否有足夠流通的人民幣：一方面我們見到境外人民幣市場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與外國央行之間成立雙邊掉期協議，以確保有足夠的人民幣流通，同時也避免了自由兌換人民幣帶來的風險。這個發展策略未必盡為我們所熟悉，應不大可能使人民幣迅速躍升為國際交易的另一主要媒介，但在現時趨向混亂的全球金融環境中，不失為一個安全的方法。此外，隨著人民幣貨幣市場日漸成熟，加上中國金融市場邁向開放，以及能吸引外國投資者的各種金融工具的出現，人民幣將慢慢成為財富儲存的其中一個國際貨幣單位。
在本土層面，內地的貨幣及金融改革的議程將以2013年11月三中全會的決定為綱領，容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此對利率進一步市場化有重要啟示，而將小額零售存款利率市場化與推出存款保險計劃掛鉤，也是審慎管理風險的做法。
至於香港，重點應該是繼續維持《基本法》所規定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決策當局目前面對的嚴峻問題是如何提升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為內地與全球各地之間的國際金融活動，在香港建立臨界程度的規模，使香港可以早得先機，以免內地進一步金融開放後，與全球各地之間逐漸實現直接聯繫，使香港中介人的角色被邊緣化。對香港來說，這顯然不是香港一方可以決定的問題。可以說，更重要的，是國家領導人，包括貨幣及金融管理機構的首長，是否希望如此發揮香港的作用。國家在公布成立上海自由貿易區及與海外地區建立更多人民幣境外清算中心等舉措，雖可厚非，也曾多番安撫港人，但卻間接削弱了香港的競爭優勢。金融政治本來已十分復雜，更不用說在“一國兩制”下的金融政治。或許是香港的政局發展正在蠶食領導人對香港的信心，致使他們避免過分依賴香港作為內地進行國際金融活動的地方。我當然希望不是這樣，否則，便十分可惜。
與港人更息息相關的當的未來發展將繼續在香港流通，並為香港的法定貨幣，至少直至2047年為止，這是《基本法》的規定。但考慮到中國在全球經濟及全球金融崛起的宏觀形勢，我們要明白這七百萬人的特區貨幣的重要性，長遠而言將會逐漸減退。論任何情況，貨幣的目的是提供交易媒介、財富儲存及作為會計單位。對於一個高度依賴內地的小型經濟體，長遠而言，是有必要容許內地的貨幣也可以便利地在香港充當有關的貨幣職能。事實上，隻要有關交易的買賣雙方同意，在香港使用人民幣並沒有法律限制。在20 世紀80 年代，禁止外幣在香港流通的法例已被廢止，作為金融官員，我也曾為此四處奔波。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要知道要目前擁有13 億人口、很快將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與全球各地之間的大部分國際金融活動，采納隻有七百萬人使用的貨幣來進行，是天方夜譚的，我們要接受現實。事實上，要香港成為中國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先決條件是讓交易雙方在香港進行有關國際金融交易時，能選用他們認為理想的貨幣便捷地進行和交收。明顯地，這一定是人等主要貨幣。所以，我在金管局任內一直致力在香港建立多貨幣的金融基礎設施，、人的實時支付繫統進行聯網。
接著當然是香港彙率制度的敏感問題。我已就此課題充分闡述了我的見解，大家如有興趣可以參考我在2012 年發表的題為《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的文章，該文章有扼要節錄於此書內。但我希望到現在大家會更明白，當時我提出此問題是絕對沒有任何政治動機的。
最後，我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特別感謝陳民傑先生協助出版，以及他多年來一直給予我忠實支持，也多謝所有為此書不吝賜序及提供寶貴意見的朋友。本書所有的版稅收益，在扣除成本開支後，會全數捐贈香港新聞教育基金，作支持培訓新聞從業員之用。本人對此書的所有缺失、錯誤及不恰當評論負上全責。
任志剛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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