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是資深記者寫給普通公民的新聞消費指南。
在網絡時代，面對脫口秀評論者和自媒體的眾聲喧嘩，網站無休止的鏈接和添加，“真實的新聞”是否已經死亡？舊的已被推翻，新的正在被創造，我們獲得信息的方式已經發生改變。但是尋找真實、可靠的信息，仍然是新聞媒介非常重要的目標。同時，這也是新聞消費者的目標。
在信息碎片化時代，我們該如何辨識哪些信息是謠傳，哪些信息、觀點是可信的呢？《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旨在回答上述諸多疑問，探討信息文化正在發生著何種改變。它為所有的公民提供了一種路徑導航——用六步質疑法分辨謠傳，獲得事實的真相。
在50年的職業生涯中，比爾·科瓦奇曾擔任《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亞特蘭大憲章報》主編，以及哈佛大學尼曼基金協會項目負責人。他是熱心新聞工作者委員會的創始主新聞項目的高級顧問。
做過30多年記者的湯姆·羅森斯蒂爾曾擔任《新聞周刊》首席國會特派員，《洛杉磯時報》和微軟全國廣播公司《與布萊恩·威廉姆斯一起看新聞》的媒體評論員。著有《我們中斷了這個新聞節目》。羅森斯蒂爾是熱心新聞工作者委員會的副主席和卓越新聞項目的負責人。
科瓦奇和羅森斯蒂爾還合著過另外兩本書：獲得2002年哈佛大學金匠獎的《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扭曲的速度》。

★假如我有100萬，我會給美國每個高中生買一本此書。假如我有200萬，我會將另外100萬用作現金獎勵，激勵他們每個人都閱讀這本有可能成為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本書——一本可以幫助他們評價這一生所閱讀信息的書
——《匹茲堡郵報》執行總編，大衛·M·施裡布曼

★作者向我們傳授了如何從既定觀點中分辨出真相的必要的“確證式技術”……在這本有價值、富有深刻見解的書中，作者將新聞學與公民學融合在了一起，有助於我們適應這個要求讀者成為自己的編輯和新聞聚合器的時代？
——《書目雜志》（星級）

★富有深刻見解……介紹了經優秀記者實踐過的按部就班的分析過程，可以讓艱難跋涉於現有信息泥潭中的消費者來評價他們的作品。
——《柯克斯書評》

★兩個具有開創精神的記者有力地證明，當千變萬化的信息迎面撲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掌握促使偉大記者前進的懷疑精神。恰逢新聞業經歷大變革之際，這本引人入勝、簡明扼要的書告訴公民如何發現虛構的事實，分辨利益集團新聞中的中立信源，以及從句法上檢驗新聞。
——《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迪恩·巴奎特

★現在是新聞非常多的時代，也是新聞非常差的時代。我們似乎更容易看見“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難。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全民新聞時代了。人人都可以發布新聞，但事實的真相反而難以辨別了。看起來，民眾似乎掌握著未有過的新聞控制權，但這也意味著民眾自身必須擁有把握這種控制的能力。為了辨別真相，也是為了避免被操縱，“新聞素養”就應該成為公民素養的一部分，全民都要掌握必要的新聞知識。
——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陳力丹

第一章 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
第二章 我們曾經歷過
第三章 懷疑性認知方法：確證技術
第四章 完整性：有什麼，少什麼？
第五章 信源：這是從哪兒來的？
第六章 證據與確證式新聞
第七章 斷言，肯定：證據何在？
第八章 如何找到真正重要的新聞
第九章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下一代新聞業
尾聲 新的認知方法
後記
附錄
致謝
注釋
索引
譯後記

《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
直接目擊者和時間問題
在律師和警察看來，即便是直接目擊者，也不意味著他／她的敘述就可靠。我們暫且不討論那些有意誤導或撒謊的人。但就算有人親眼見證了新聞事件，而且想要提供準確而公正的敘述，他們的記憶也有可能出錯。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某些細節，也有可能想表現得比實際知道的更多。心理學家的研究一再證明，記憶具有高度暗示作用。人們容易因提醒而回憶起一些從未發生過的事件，而且被提醒後可能會堅持認為錯誤的記憶真實存在。因此，如今律師都會就目擊者的記憶準確性問題、記憶形成過程中是否得到過其他人的幫助而追問。
根據心理學文獻，記憶出錯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記憶具有即時性，時間流逝很容易造成記憶失真。因此，判斷目擊者信源可信度的一個要素是看新聞事件發生了多久。
相關的例子是北卡羅來納州一名強奸案受害者在事發11年後無法確認案犯。雖然她從未懷疑自己當初指認的那個人就是強奸犯，但11年後嫌犯憑借DNA證據被判無罪。
“這太令人震驚了，真的，”此案警探在CBS《60分鐘》節目的目擊者證詞環節向特派記者萊斯利·斯塔爾（Lesley Stahl）描述受害者反應時說。“不，那不可能是真的。那不可能……我確定是他”，受害者當時說。
“到目前為止，DNA證據已經為230多名男性開脫了罪狀，這些人大都牽涉性犯罪和謀殺案，”斯塔爾說，“因此犯罪學家們能夠回過頭去研究這些調查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他們關注的，”斯塔爾說，“是錯誤的目擊者證詞。在這些無辜的嫌犯中，有75%以上是因為目擊者認錯了而被判有罪。”
判斷目擊者信源可信度的第二個要素是看敘述能否被其他信源證實。這就涉及信源數量問題。對於同一新聞事件而言，援引一個以上信源的報道要比隻有一個信源的報道可靠。在卓越新聞項目進行的新聞內容分析中，信源數量被視為判斷報道權威性的一個標志。
由於不同的信源會提供不同的敘述，所以多重信源很重要，對於發生已久的新聞事件來說更是如此。但是，即便存在多重敘述，能夠證實什麼仍取決於具體情況。很多新聞事件具有爭議性和受到政治壓力，這讓回憶變得更復雜。
2009年出現過這種情況。當時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卷入了與中情局（CIA）的一場爭論中，雙方爭執的焦點是佩洛西在7年前的簡報會上被告知了什麼，沒被告知什麼。
關於國會領導人是否知道美國政府對犯人使用水刑和其他嚴酷審訊方法的爭論源於中情局遞交給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稱，自2002年9月4日起，他們就這些問題向國會領導人彙報過40多次。佩洛西說，她隻參加了2002年9月4日那場簡報會，而且她從未被告知存在對犯人使用水刑和其他酷刑措施的情況。她說，她被“告知政府正在考慮未來使用的審訊技巧，而那些技巧被認為是合法的”。記者可以發現，中情局報告發布後的兩周內，分屬兩黨的國會議員都已經準備好措辭，斷言自己在這些簡報會上被告知了什麼、沒有被告知什麼。謹慎的記者和信息消費者會仔細尋找多種不同的信息來源。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新聞事件發生在7年前，某種程度而言，在法律上它還被歸為機密。
這個例子不僅證明記憶不堪一擊，而且表明身處溫室氣氛，即記憶的自我保護和自我選擇中，信源往往會與記者相互作用。中情局局長就基於多年前記錄的記憶提出警告：“最後，您和委員將決定這一信息是否是對實際發生情況的準確總結。”
證實目擊者信源：雙信源規則
在20世紀70年代，許多美國人肯定都在水門事件中聽《華盛頓郵報》執行主編本傑明·C.布拉德利提到過“雙信源規則”。布拉德利當時的意思是，除非匿名信源可以被第二個信源證實，否則《華盛頓郵報》不會刊登援引匿名信源的報道。
然而證實一件事情遠比看起來復雜。首先，相互佐證的信源必須各自獨立，也就是說他們不能重復從同一個人那裡聽來的相同的二手敘述。
……

用時下流行語來說，《真相》的兩位作者真是當之無愧的“預言帝”。
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在《真相》的開頭講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核電廠發生事故，附近居民由於不知道真相，變得無所適從。傳統媒體受削減預算的影響，人手短缺，要等到很晚甚至第二天纔能發布專業的報道。這個真空期為大量真偽莫辨、相互矛盾的信息提供了機會。它們有的來自原始的口耳相傳，有的來自社交媒體上模糊的甚至匿名的信源，隻負責“聚合”、不負責篩選的視頻網站和門戶網站上充斥著未被加工過的碎片化的信息，廣播和電視上各路“專家”（或“磚家”）正根據不確定的消息發表推測和個人觀點。信息論的提出者香農曾把信息定義為“不確定性的消除”，但是在這個特定情境下，恰恰是信息增加了不確定性。最後，處於恐慌中的民眾隻能根據不完整的信息，盲目地做出決策。
本書英文原版書出版於2010年，居然生動地預測了一年後（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後出現的許多場景。相信不少人對日本海嘯引發的核事故以及中國人的反應記憶猶新。我們通過各路媒介收到大量信息，但是卻沒有辦法確定這個事故會有多大的危害、中國是否會受到影響。遺憾的是，媒體隻是在不斷地重復視覺衝擊力極強的畫面，讓人徒增恐懼。社交媒體上轉載的各國專家（其實多數人並不知道他們是誰，是否具有權威性）的意見人言人殊，甚至截然相反。恐慌之中的民眾覺得與其消極等待，不如做點什麼。於是在流言的影響下，擔心核輻射會污染海鹽的居民開始搶購囤積食鹽，不少地方食鹽脫銷，價格上漲十幾倍。想想看，這起發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尚且引起了如此的恐慌，如果類似的災難發生在中國，又會引起怎樣的混亂場面？本書的開頭就引起我們深思。因此本書雖然寫的是美國，但討論的問題對於中國更加重要。
當然，兩位作者無意做預言家。他們隻不過運用合理想像，把發生在1979年3月28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核事故放在了互聯網時代，以提出他們要討論的問題。
三哩島事故發生時，美國尚處於大眾媒體時代，三大電視網及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為首的大報正處於“新聞專業主義”的黃金時期。那時信息發布渠道單一，把關嚴格，可以做到井然有序。更重要的是專業媒體、記者和主持人的公信力很高。但是如果這樣的核危機發生在今天，結果會怎樣？《真相》開頭提到的那個場景是作者假想的結果，而巧合的是，時隔一年後的日本核危機在中國引起的恐慌證實了這一判斷。
在一個風險與不確定性劇增，渠道多樣，信息過載的時代，如何擺脫上述困境？除了優化信息環境外，恐怕更現實的是提高信息接收者的辨別能力和責任意識。科瓦奇和羅森斯蒂爾為新聞工作者寫了一本如何堅守新聞工作核心理念的《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後，再接再厲，又為普通公眾寫了一本《真相》，目的就是為社交媒體時代迷失在信息海洋中的公民提供一套切實的行動指南。
明眼人或許會看出點端倪：這兩位作者不是既賣矛又賣盾麼？其實從長遠來看，培養口味更刁的新聞消費者，有助於促進新聞生產者提高新聞質量，從而改善整個社會的信息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