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孫、董輔礽、高鴻業、譚崇臺、厲以寧、張五常、林毅夫、周其仁、田國強、胡鞍鋼、何煉成、史晉川、梁小民等眾多著名學者鼎力推薦！
本書獲得哈佛經濟專業論文獎，並列為《哈佛經濟叢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哈佛大學出版社總編輯邁克爾·費希爾（Michael Fisher）曾盛贊，該書是叢書中具影響力的巨著之一。
本書被國際經濟學界認為是“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是世界上首本繫統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的著作。著名學者梁小民認為，張培剛在本書中主張把農業作為產業的一部分，要求把農業和工業作為整體來發展，而不是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觀點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更具前瞻性。對於我們如何推進城鎮化進程仍有借鋻意義。

該書稿是作者1945年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的翻譯版，此書可以說是第一部試圖從歷史上和理論上比較繫統地探討農業國工業化，即農業國家或者經濟落後的國家，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學術專著。其中有些理論直到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纔為西方經濟學界逐漸認識。全書共分六章，並有附錄兩則，這兩則附錄是作者對“工業”和“農業”所作的深層次探討的基本概念。書中比較繫統地論證了農業與工業分別在農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發展過程中互為條件和相互制約的動態關繫。

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培剛·張。
——霍利斯·錢納裡教授（Hollis Chenery），世界銀行

他（張培剛教授）是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這個在國內經濟學界是沒有爭議的。因為他是極早建立自己的、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的一條模式。
——厲以寧教授，北京大學

當我得悉培剛同志的論文於1947年獲得“威爾士獎”的時候，我覺得十分高興。高興的是終於看到了有一個中國留學生躋身於哈佛大學經濟繫論文榮譽獎得主的行列。它是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一新興經濟學科的“發展經濟學”開先河的著作。
——陳岱孫教授，北京大學

我們經濟學界把他稱為“發展經濟學之父”，我覺得至少應該是這樣。（20世紀）50年代我在美國伯克利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在老師給的參考書目中，我意外發現了有一本是中國人張培剛寫的《農業與工業化》英文本，那是一本中國人寫的書，這是很不尋常的。
——高鴻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我是（20世紀）80年代作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訪問學者第二次去到美國，當時邀請我的是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艾瑪.阿德曼（Irma Adelman)教授。我到美國後，在伯克利社科分館找到了《農業與工業化》英文書，我就把這本書給她看，阿德曼非常感慨地對我講，這是世界上首本發展經濟學，這本書得到了她的肯定。所以這本書在國外是有很大影響的，而且也得到了現代學術界的承認。這都不是傳說，我自己是歷史的見證人。
——譚崇臺教授，武漢大學

我相信，隻要我們努力，應該有機會迎來一個中國經濟學的大師在世界上輩出的時代的來臨。但是，要掌握這個時代，我們有很多地方應該跟張培老來學習。
——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學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如果當時的領導人能夠讀一讀張培剛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樣，請張培剛先生講幾課，那麼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會改寫。
在五十年代實際上南有張培剛先生北有馬寅初先生他們倆都對中國的發展我稱之為做出歷史性的知識貢獻。
——胡鞍鋼教授，清華大學

以下內容摘自《農業與工業化》一書：
經濟發展學(Economic Development，內地稱發展經濟學)是二戰後的一門新學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國很熱門，但無數論著皆廢物，到六十年代後期就不再風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增長理論(Growth Theory)，以數學模型處理，倡導者主要是麻省理工的一些大師，但因為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的處理失當，對經濟發展的解釋也令人失望。
二戰後，相對上美國是天下大富，舉的需求甚殷，那所短缺”(dollar shortage)的話題持續了近二十年。斯時也，不少國家赤貧，尤其是亞洲及非洲的。美國既富且強，其對外資助(foreign aid)成為某些大學的課題，受惠的窮國恍若求乞討飯喫，其實惹來的是貪污。昔日的窮國，不少一直窮到今天。
當年美國遊客或大兵所到之處有如太子出巡，眼睛長在額頭上，美國本土的人也看不過眼，因而有“丑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這個稱呼。歧視的行為不論，美國人一般是值得我們欣賞的。我贊賞那裡的朋友多過贊賞中國人。經濟發展學是在二戰後亞洲、非洲等國家窮得要命的日子中冒升起來的。長貧難顧，持久地賑濟不是辦法，怎樣纔可以使一個窮國發展起來呢?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歲，我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本科。當時經濟發展學是大熱門，一九六年我開始選修，六一年進入研究院後繼續，以這專題作為博土選修的四個題材之一。教這專題的主要是RE鮑德溫(REBaldwin)，哈佛出身，也在哈佛教過。哈佛當時出版的《經濟學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是刊登最多關於經濟發展的學報。
鮑德溫教價格理論，也教經濟發展，教得詳細清楚，而他自己是經濟發展學的一個中堅人物。他提供的讀物表詳盡，而他對讀物的理論技術闡釋得非常清晰，同學們皆說難得一見。但鮑德溫比阿爾欽客氣，沒有痛下批評，隻是說那些理論沒有驗證過，不知是否可靠。當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繫的過人之處，是老師們重視驗證假說。他們自己驗證不多，但鼓勵學生做。這鼓勵影響了我頻頻驗證的學術生涯，今天回顧匆匆半個世紀了。
當年經濟發展學的課程讀物表很一致。觸發整個課題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拉格納·納克斯(Ragnar Nurkse)一九五三年的一本小書，提出惡性循環。他人跟著的主要題材包括隱匿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雙層經濟(dual economy)、投資準則(investment criteria)、平衡與不平衡增長(balanced vs unbalanced growth)、內性外部性(externality)等，皆謬論也!這裡要特別一提的，是源自庇古的內生外部性在經濟發展學走紅，主要是起於英國的米德爵士(JE．Meade)一九五二年發表的一篇關於蜜蜂采蜜與傳播花粉的文章。內在外部性的胡鬧一九六年被科斯斬了一刀，跟著一九七年我補踩一腳。至於蜜蜂的故事，則被我一九七三年寫進神話去。
我要到二二年纔有機會讀到張培剛大哥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農業與工業化》這本重要的書。這本書早於納克斯的四年，而大哥論文的完工時日是早出八年了。大哥的論文算是經濟發展學的開山鼻祖嗎?以時日算應該是，因為這是最早的牽涉到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應該怎樣發展纔對的論著。但論到傳統的經濟發展學，大哥的書可不是鼻祖：如果當年研究經濟發展的有三幾個人注意大哥之作，這門學問不會搞得一團糟!跟納克斯相比，大哥之作高出太多了。跟當年我背得出來的經濟發展論著相比，大哥之作高出更多。
大哥勝出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他寫好論文時是三十二歲，超齡!(我寫好《佃農理論》時是三十一歲，也超齡。)美國博士平均約二十七歲。我說過經濟是老人的學問。除非走純理論的路，以什麼方程式推理的，有關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多長幾年有大著數。其二是大哥寫論文時，我在上文提到的經濟發展學還沒有出現，因而沒有受到胡說八道的污染。
其三最重要。大哥幼小時在中國的農村長大，做過放牛、砍柴、栽秧等粗活，而後來在武漢大學畢業後參與過中國農業的實地調查研究。這是說，在一九四一年獲庚款進入哈佛研究院之前，大哥不僅是個中國的農業專家，而且深知中國窮人的生活及意識是怎麼樣的。相比起來，西方從事經濟發展研究的學者對落後之邦的農民生活一無所知，隻是胡亂地猜測下筆。我知道納克斯是個正人君子的學者，但他隻到亞洲的窮國遊覽了一個月，其他的倡導經濟發展學的根本沒有到過。我的老師鮑德溫當年無從肯定西方的經濟發展理論有多少斤兩，直認不知落後國家的真實情況。今天的同學如果能找時間細讀大哥的《農業與工業化》，會察覺到雖然這本書征引西方的論著既廣且博，也處理得非常用心，但字裡行間大哥的思維是環繞著他早年在中國農村的觀察與體會。
大哥比我年長二十二歲。當他像天之驕子那樣在哈佛拼搏時，我正在廣西跟著母親逃難，在連稀粥也沒有得喫的日子中也像大哥幼時那樣，在農村做放牛、砍柴等粗活。我對中國貧苦農民的認識與體會當然遠不及大哥，但有一整年差不多餓死的日子，對中國農作有深刻的體會。這親歷其境的經驗讓我二十多年後寫《佃農理論》的第八章時，面對亞洲的農業數據，腦子裡看到一幅一幅滿是血淚的圖畫，於是按著這些畫面推理發揮。後來赫舒拉發告訴我，阿爾欽讀這章後跑到他的辦公室去，說終於讀到一篇好論文。再後來芝加哥大學的基爾·約翰遜讀了這第八章後，邀請我在那裡教了一個學期農業經濟。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大哥和我的經驗顯示著實地觀察很重要。沒有農村放牛的經歷我寫不出《佃農理論》，而大哥也不會寫出《農業與工業化》。
回頭說經濟發展學，大哥之幸是沒有受到廢物的污染，我之幸是晚了大哥二十年，什麼是廢物多了人知道，而到了60年代中期，經濟發展要講制度的運作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繫的明顯想法。一九六年科斯發表他的大文，一九六一年施蒂格勒發表他的訊息費用，一九六二年阿羅發表他的收錢困難。這些都重要，但當年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阿爾欽在課堂上對產權的口述傳統。更重要是一九六四年起，阿師讓我隨時跑進他的辦公室去研討。我當時的意識，是制度對經濟發展有決定性作用，而制度的問題是權利界定與交易費用的問題。阿師當時反對我在產權與交易費用這些方面寫博士論文——他認為太困難，成功機會甚微，應先找較易的，拿了博士再作打算。我不接受這勸導，認為除了產權及交易費用經濟學老生常談的很沉悶。再兩年的尋尋覓覓，我一腳踏中佃農問題，推敲出來的重要收獲是合約理論的發展了。
提到這些，因為要問當年的經濟發展學得到的是些什麼呢?地球上從來沒有一個窮國因為西方這門學問的提點而發展起來。日本在六十年代經濟起飛時，西方的經濟發展專家感到奇哉怪也，急忙創立那些不知所謂的日本模式。印度的經濟發展學專家多得很，而盡管這些年該國頻頻報喜，到過那裡的朋友皆搖頭嘆息。中國的崛起是另一回事，這些年把老外嚇得要命。西方的經濟發展學說可以解釋中國的奇跡嗎?要看你怎樣算。
大哥一九四五年的博士論文詳盡地解釋了農業與工業化的關繫，同時指出了這關繫的體現是農業國家要發展起來不能避免的過程。我一九六七年的博士論文指出清楚界定權利與減低交易費用對經濟發展很重要，四十一年後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佃農理論》的延伸，不僅解釋了大哥早就希望的經濟發展，也解釋了中國。不是事後孔明：我在一九八一年就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連一些細節也預先寫了出來。可以這樣說吧，能成功地解釋一個大國從赤貧到小康的經濟發展例子，以農業與工業化的關繫為大前提及以交易費用與合約選擇的理論作解釋，走在前頭的經濟學者隻有大哥和我這兩個人，無疑也是經濟發展的學問，但跟傳統的是兩回事。
哈佛當年給大哥一個博士論文獎沒有判錯，但大哥之作的影響力甚微是悲劇。為什麼後者會是這樣呢?一個解釋是經濟學者對真實世界的觀察不重視。另一個解釋，不好說也要說，是因為大哥是中國人。在美國的大學之內種族歧視較少，但不能說不存在，尤其是大哥親歷其境的六十多年前。就是到了二十年後我出版《佃農理論》這本書，算是有點影響主要是因為有兩章先刊登在大名的學報上：第二章一九六八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報》之首；第四章一九六九年發表於《法律經濟學報》之次。書中其他較為重要的地方——關於中國的農業經驗——從那時到今天基本上沒有人讀。讀理論本身的不少，但批評多得我一律懶得回應。算是我歧視他們吧。今天我的佃農理論還在，昔日批評的人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炎黃子孫在西方受到歧視有些屬咎由自取，有些怎樣也說不過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認為那所謂崇洋媚外，或炎黃子孫喜歡把西方的名校大師之見看做高深學問或不敢貶低，可能是在西方飽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學之外的。我說過，中國三十多年來出現的經濟增長奇跡，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而劣策則全部是進口貨。我對西方經濟學不以為然的言論說得多了，這裡不再說，但希望大哥的書這次重印，可讓同學們知道從中國輸出求學的經濟學者的思想，因為經歷不同，際遇有別，在經濟發展學而言，比起西方是遠有過之的。
張五常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月蝕之夜

本書寫成於20世紀40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醞釀，卻早在30年代初當我在武漢大學經濟繫學習時，以及畢業後參加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農業經濟的調查研究工作時，便已開始。當時我經常考慮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經濟落後的以農業為主的中國將如何走上工業化的道路。20世紀40年代初，我考取清華公費留美，進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先學習工商管理，後又學習經濟理論、經濟史和農業經濟。通過這幾年的學習，我除了具體了解到美國的一些現實情況外，更從歷史文獻和統計資料中較多地閱讀了有關英、法、德、美、日、蘇聯諸國從“產業革命”以來各自實行工業化的書刊，從而使我更進一步認識到農業國家的工業化是一個帶世界性的問題。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前兩三年，我想到大戰後的中國遲早必將面臨如何實現工業化這一復雜而迫切的歷史任務。因此，以中國的工業化為中心目標，從世界範圍來探討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將要遇到的種種問題，特別是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繫及其調整和變動的問題，將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的。但在我當時所閱讀的書刊中，還沒有看到一種專著對農業國工業化問題進行過全面繫統的研究。本書英文原稿以《農業與工業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為題，作為博士論文完稿於1945年鼕，就是我以嚴肅認真的態度，試圖從歷史上和理論上比較繫統地探討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初步嘗試。
1947年春，哈佛大學決定將本論文列為《哈佛經濟叢書》，於1949年出版。1951年譯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國再版。1947年到1948年間，當時跟隨我在武漢大學經濟繫學習的兩位研究生，現任武大經濟繫教授的曾啟賢同志和現任商業部商業經濟研究所負責人的萬典武同志，曾經根據論文原稿將全書譯成中文，但我未予出版。
三十餘年過去了。在這個期間，曾有歐、美、亞、拉美等地區的一些經濟學者來信詢問或專程來訪，想同我討論本書提出的問題。但由於各種原因，我卻未能再繼續從事這一問題的研究。
自從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以來，特別是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過撥亂反正，實現了我國歷史性的偉大轉變，把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上，四個現代化纔真正提到了議事日程。像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的正處於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盡快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就成為我國經濟學界所要從事的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課題。
要研究我國或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問題，無疑地主要是根據本國國情，從實際出發，制定方針政策；但同時也要了解外國實行工業化的經驗和教訓，以便從中有所取舍和借鋻。我原來撰寫的《農業與工業化》，就其所提出的問題、所搜集的歷史文獻和統計資料以及所作的某些分析，容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參考，並可作為我自己繼續研究這一問題的起點。但原稿寫成於三十多年以前，自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三世界的一些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工業化的過程中又產生了許多新的特點，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這一切特點和問題，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結合本書原來的分析，重新加以考察和探討。更者，我國現在所實行的工業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從而又需要結合我國具體國情，進行專題研究。為此，我特於去年秋鼕間制定出新的寫作計劃，擬將全書擴大為上、中、下三卷，仍冠以《農業與工業化》的總標題，而將早已以英文本問世的本書作為上卷，加上分標題《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初探》，第一次以中文與我國讀者見面。接著我計擬在數年內，寫成中卷《大戰後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再論》和下卷《社會主義中國農業與工業化問題研究》，陸續出版。回想我撰寫本書上卷時還隻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而現在我已年屆古稀，看來要完成本書後續部分的寫作任務，還十分艱巨。但當此祖國四化建設宏圖大展的歷史時刻，我一定以“老牛奮蹄”的精神，盡力實現這一寫作計劃。
本書上卷中文版，仍以曾啟賢、萬典武兩同志的中譯稿為基礎，特在此向譯者致謝。從去鼕到今秋，我自己又花費了近十個月的時間 (大部分是我重病後住在醫院治療和療養的時期)，前後三次，把中譯稿從頭到尾，逐段、逐句、逐字地進行了審閱和修訂。在內容方面，為了歷史存真，除了個別詞句外，我未加以任何改動，全部保持著原來的面貌。在譯文方面，則在準確性、文風以及用語、用字習慣上，我做了比較多的修改和核正。當年在撰寫本書時，往往假定“社會制度是給定的”，或者指出“對社會制度不予考慮”。在分析上，采用了經濟學中常用的抽像法，因而本書的結論，對於一切發展中的國家可能均有參考價值。
張培剛
1983年10月，於武漢市
華中工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