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離家出走之後，蕭紅短暫的一生都是與“保護者”一同度過的，這是她自己的選擇。表兄陸振舜、未婚夫王恩甲、蕭軍、端木蕻良都曾經是她的“保護者”。蕭軍和端木也都理解蕭紅想在精神上追求獨立。但是蕭紅過於性急，想要走在時代前端。她知道在那個時代，女性想要一個人走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纔主動選擇合適的“保護者”。但是蕭紅所希求的“保護者”和他們想像中（或者是他們認為蕭紅要向自己尋求）的“保護”並不相同。或許這種說法對蕭紅而言有些殘酷，她實際上想讓他們為自己走上獨立的道路遮風擋雨，或者說作掩護。然而現實中他們都將蕭紅視為弱者，對她像對待孩子一般，蕭紅必須忍受自己的這一地位。蕭紅應該更早意識到男性“保護者”們帶給她的歷史的和社會的枷鎖，然後再決定是否與他們一道走下去。許廣平這樣寫道：
也許，她喜歡像魚一樣自由自在的吧，新的思潮浸透了一個尋求解放舊禮教的女孩子的腦海，開始向人生突擊，把舊有的束縛解脫了，一切顯現出一個人性的自由，因此惹起後母的歧視，原不足怪的。
（《追憶蕭紅》）
而且，蕭軍在《蕭紅注釋錄》中這樣寫道，“由於我像對一個孩子似的對她‘保護’慣了，而我也很習慣以一個‘保護者’自居，這使我感到光榮和驕傲”（第九封信注釋）。還寫道，“她最反感的，就是當我無意或有意說及或玩笑地攻擊到女人的弱點、缺點”（第十九封信注釋）的時候。
她為他們做飯、縫衣服、處理各種日常雜事，有時候還要幫忙謄寫稿子。不過這些行為對蕭紅而言似乎並沒有那麼不情願。
蕭紅先生因為是東北人，做餃子有特別的技巧，又快又好，從不會煮起來漏穿肉餡。其他像喫燒鴨時配用的兩層薄薄的餑餑（餅），她做得也很好。如果有一個安定的、相當合適的家庭，使蕭紅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會弄得很體貼的。聽說在她旅居四川及香港的時候，就想過這樣的一種日子，而且對於衣飾，後來聽說也頗講究了。
（許廣平《追憶蕭紅》）
“旅居四川及香港的時候”指的是與端木結婚生活期間。
但是，每當對方心中生出那是對“保護”理應做出的“回報”的心理時，蕭紅都會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厭惡和屈辱。與蕭軍分開後，蕭紅在西安與聶紺弩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飛吧，蕭紅！你要像一隻大鵬金翅鳥，飛得高，飛得遠，在天空翱翔，自在，誰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間籠子裡的食客，而且，你已經飛過了。”（中略）
“你知道嗎？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麼討厭呵，女性有著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還是免不了想：我算什麼呢？屈辱算什麼呢？災難算什麼呢？甚至死算什麼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是這樣想的是我呢，還是那樣想的是。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聶紺弩《在西安》）
她一生想要切斷的就是“保護”者和被“保護”者之間產生的絕對權力關繫，或者說，男女之間默默滋生的權力結構（而且，在“保護”的美名下，或者說理所當然，男性一方很少被問責）。然而，社會還遠沒有進步到這一步，連解決問題的契機都未出現，她就去世了。
…………
…………
在抗日的戰火中顛沛流離，在香港結束自己短暫的一生，這些都絕非蕭紅本意。但是，蕭紅在香港完成了兩部前所未有的長篇，正如前面論證過的，《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在蕭紅的整個作品世界中居於要位，它們將蕭紅的作品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由此可見，香港為蕭紅提供了一個優越的創作環境。以這個觀點重新審視蕭紅的創作生涯，我們會看到一個與之前不同的、新的蕭紅形像。
將蕭紅作為生活在中國抗日戰爭時代的一個女性形像進行總體把握和理解時，女權主義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用的觀點。應該說，有了女權主義的見解，我們纔得以將蕭紅的文學創作活動在歷史上明確定位和理解為一個女性自立的過程，這是她對社會和歷史的勇敢挑戰，是女性的前衛行為。女權主義試圖將女性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各種行為從傳統的男權的支配及為他們所構建的言說中解放出來，重新正面評價女性氣質，這種嘗試的確充滿魅力、振奮人心。但是僅就蕭紅而言，筆者感受到一種危險性。蕭紅一直以來被許多善意的讀者構建成一個經歷了女性特有的苦難與不幸的形像（如蕭紅紀念館前的坐像），並對其寄予同情和共鳴。由於女權主義本質上對女性氣質的同情與肯定，它與這一形像的融合有可能會制造出新的偶像。
比如，這明顯地表現在，對蕭紅作品中的什麼和哪一部分應該給予正面評價。對於這一問題，女權主義出場前後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例如，在《生死場》中，對女人們經受的各種苦難的相關描寫的確十分突出，但是從未有人關注過穿插在其中的男性形像。人們將散文集《商市街》視為蕭紅得到蕭軍這一伴侶，剛剛步入抗日作家這一新的人生道路時美麗又甜蜜的回憶，而未像本書所指出的從中可以看到她強烈希求獨立的決心。因此，《商市街》經常被人們從研究對像中去除。一直以來，人們將《呼蘭河傳》幽閉在“寂寞”這一詞語中，認為該作品中沒有抗日意願，與蕭紅的其他作品風格迥異，對其評價較為消極。由於女權主義的解釋，《呼蘭河傳》得以擺脫以往的消極評價，在蕭紅的一繫列作品中得到一席之地。但是，這部魅力四射的作品中講了許多故事，女權主義僅看到了團圓媳婦的悲劇，幾乎從未提及有二伯和馮歪嘴子的故事，盡管蕭紅在此之前還寫過關於這兩個人的其他作品。這一點與之前毫無二致。
而且，關於蕭紅的苦難和不幸，人們認為，她身邊的男性，尤其是蕭軍負有很大責任。因此，盡管蕭軍對促使蕭紅走上作家道路貢獻很大，但是在影響關繫方面人們一味強調他的負面影響。這與蕭軍強烈的個性有很大關繫，通過將粗暴的蕭軍與病弱的蕭紅進行對比，善意的讀者們更加同情蕭紅的悲劇。女權主義者也將此作為前提，進一步充實了自己的理論。然而，這依然沒有超出傳統女性觀的範圍，傳統女性觀認為，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屬物，唯有脆弱和可憐纔是美的。即便這不是人們故意為之，而是由於對蕭紅善意的態度所致，但它對相關的男性作家們，尤其是蕭軍的評價是不公平的，而且這反而會影響到對作為一個獨立作家的蕭紅的評價，從結果上降低對蕭紅的評價。此外，關於端木蕻良，在人們眼中，蕭軍代表了男性的“陽性”部分，他代表的是“陰性”部分。人們認為，他的每一次行動都是任性的，“不像男人”，因此無法保護蕭紅。這對端木難道不是很不公平嗎？
唯其如此，盡管筆者在本書中高度評價女權主義的觀點，卻慎重使用該觀點，筆者試圖依據眾多資料和作品，盡可能客觀地評價蕭紅作為一個作家的行為。但是，筆者想在此重申，這絕非輕視蕭紅和迄今為止女性們所經歷的苦難的歷史和殘酷的鬥爭，反而正因為重視纔如此，筆者自己也希望能夠將先輩們開闢的道路開拓得更寬更遠。女權主義的確在文學研究領域打開了一個新視野。但是，由於它擔負著肯定女性氣質和恢復女性權利這一歷史和社會的巨大使命，因此往往采取一種偏袒女性、對女性寬容，對男性稍顯苛刻的觀點。然而，如今，女權主義的觀點已經在社會上得到了一定的認可，我們應當讓它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邁向一個更高的臺階。這時，問題恐怕就會轉向“個體”的狀態。而且，這就是蕭紅最終追求的主題。
比如，迄今為止，人們都將《呼蘭河傳》視為一部充滿思鄉之情的回憶錄。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的，文中有許多作者有意識進行虛構的成分。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描述的“我”的家庭，是為了描寫一個名為呼蘭河的小鎮上凝固的空氣而創造的背景，未必就是現實中蕭紅的家庭。而且，關於生活在“我”周圍的貧困的人們，如前所述，他們的故事也不乏作者人為修飾的痕跡。不可否認，文中充滿了作者濃濃的思鄉之情，但是這並非該作品的主題。前面講到，這部作品的主題是居住在“荒涼的院子”中的人們各自的抵抗和成果。但是，這種抵抗並非當時人們所期待的針對侵略者進行的民族抵抗。團圓媳婦自始至終沒有舍棄作為“一個人”的自己，死去了。有二伯試圖通過從自己沒有被認可為“一個人”的現實中逃出來，維護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馮歪嘴子成功地實現了他所期待的作為“一個人”的幸福，想要將它一直守護下去。或許對於那些貧困弱小的人而言，當危及自己的生存問題時，原本隻是努力活下去的行為本身就成了抵抗。如何將這一個個作為“一個人”的抵抗升華成為全體的抵抗，即民族的抵抗呢？
蕭紅早已將“一個人”的問題作為自己的追求，在戰亂中被迫輾轉各地，耳聞目睹了人們遠離抵抗的現實之後，或許讓她萌發了把個人追求推廣到普羅大眾之中的想法。如果這些弱小、貧困、沒有知識和文化，對一切都采取認命的態度，淡然地活著的人們，沒有作為“一個人”的意識，就不可能發展成抗戰。隻有發覺自己是“一個人”，擁有作為“一個人”的意識，追求作為“一個人”的幸福和權利，一直被視為宿命的東西纔會現出原形。通過他們的抵抗，所謂的宿命便會被粉碎。而且，這必將會走向民族的抵抗。這恐怕正是身為女性，不得不時常面對作為“一個人”的問題的蕭紅纔會有的觀點，這恐怕也是與《七月》座談會的成員或者準備棄筆從戎的蕭軍截然不同的觀點，即使她的最終目標與他們相同。
對於蕭紅而言，最大，從結果看也是最後的課題就是，事已至此依然遠離抵抗的知識分子的問題。他們為躲避戰火，像無根之草一般四處輾轉，他們身上原本就沒有那種將自己束縛在土地和家人身上的宿命意識。為了讓他們擁有和恢復作為“一個人”的自覺和榮耀，蕭紅在文中設定了馬伯樂這一徹頭徹尾自私利己的小人物形像。馬伯樂從未真正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危機。但是從他罵自己的同胞“真他媽的中國人”這一行為中可以看出，他在內心已經有了將“中國人”同外國人相對比的意識。既然如此，可以說，他的任務就是弄清自己將“中國人”視為劣等民族的根據何在，而且覺悟到自己也是這一劣等“中國人”中不折不扣的一員這一事實。對於馬伯樂而言，這或許也稱得上“一個人”的發現。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可以看出，蕭紅作為作家的一生由一條主線貫徹始終，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條連續的線上進行的一種連續的精神行為。不過，遺憾的是，《馬伯樂》尚未完成而斯人已逝，我們永遠失去了弄清蕭紅這一宏偉計劃的去向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