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可能生活（第2版）/當代中國人文大繫》以無立場方法論重新分析了幸福和公正問題，試圖重建一種綜合中西理論優勢的當代美德倫理學，其中關於幸福的兩條原則，自成目的和他人禮物，典型地表達了作者在美德倫理學上的當代推進。

趙汀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任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繫“北京講座教授”，歐盟國際跨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常委，清華大學倫理和宗教中心客座研究員，北京大學應用倫理學中心客座研究員，浙江大學哲學繫客座教授，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客座教授。著有《天下體繫》和《壞世界研究》等。

★我在高中時聽過倫理學課，課本用培先生的《中國倫理學史》。後來也曾涉獵一些倫理學專著和論文。但是，那些書和論文，同趙汀陽的《論可能生活》比較起來，都顯得比較膚淺，比較一般化。此書邏輯推理極為嚴密，東西倫理思想都在探討中，是一部優，秀的著作。
——季羨林

★認真思考、深入鑽研是趙汀陽的主要特色，其學術水平、態度和風格絕非時下一知半解即誇誇其談者所可比擬。
——李澤厚

★通過“可能生活”這一概念的提出和展開，該書走在了現代倫理學研究的前沿。
——陳筠泉

《論可能生活（第2版）/當代中國人文大繫》：
3．做事與做人
對於動物來說，“是這種動物之所是”和“做這種動物之所能”是一致的。例如對於一條狗來說，是一條狗就是做狗所能做的事情。而人則不同，人不僅是其生物意義上之所是，而且是在行為中做成的。“是一個人”（to be a man）不足以表明他作為人的價值，他還需要像一個人那樣去行事纔是“做一個人”（to do as a man does）。就是說，就人這種特殊存在者而言，他有著雙重的存在論問題，不僅有著關於“是”（to be）的存在論問題，而且有著關於“做”（todo）的存在論問題。從根本上說，人是做成的而並非生就的（a mandoes rather than is）。關於“是”的存在論其實沒有太多的問題可以討論，而且相當空洞。關於“做”的存在論（ontology of doing）纔是有豐富意義的存在論，它涉及著倫理學、政治學、社會理論和文化問題，所以，是“做”的存在論而不是“是”的存在論纔有理由成為其他各種問題的理論基礎，纔能夠對人、生活和社會進行基本說明。當然，“是”的存在論可以是知識問題的一個基礎，但也不是完整的基礎，因為人文社會知識的基礎問題就屬於“做”的存在論。“做”的存在論是中國古典哲學的隱含傾向，盡管中國古典哲學並沒有明確提出這個問題，但我關於“做的存在論”的創意無疑是以中國古典哲學為背景的，盡管“存在論”這個語詞來自西方。在西方的存在論中，海德格爾可能是最具創意的，他以人這一具有自身意識和自身反思從而具有反身性結構的“親在”（ Dasein）①作為存在論核心，明顯突破了無生活和無歷史的抽像“存在”問題。但這一突破仍然不夠，因為，在反身性的存在意識中所能夠表達的是個人的甚至是一個抽像化的個人，Dasein雖然與Cogito的內容不同，但結構上是類似的，都是抽像化的、匿名的主體。笛卡兒的“我思／我在”知識論框架至今仍然是西方哲學在表達存在論問題時的知識限度。關於“做人”的存在論問題則大不相同，它與孤獨、絕望和煩惱等“生命經驗”問題無關，而與幸福、正義和相處等“生活事實”密切相關。全部生活事實的解釋都可以基於“做的存在論”。在“做的存在論”的框架中，to be化成了to do，或者，to be is to do（生而有為）。①這樣，我們就能夠把生命問題轉化為生活問題，也就是把個人問題轉化為人類問題。顯然，如果僅僅是生命經驗，就不構成思想問題，因為，你自己生命經驗的厭煩和憂慮，與“我們”有何相干？有意義的問題必須是個生活問題，因為你我都卷入在共同的生活空間裡，這樣纔是哲學問題。在這個條件下，生命的意義纔變成生活的意義，生存就變成做人。
做事必須符合規範，做人必須符合人的概念。
規範是利己主義的產物，它總是使得某一社會共同體的成員能夠保險地各自獲得某些利益（忽視規範的利己主義性質往往源於高度文明所培養的虛偽）。由於在生存空間中存在著利益爭奪，由於利益爭奪是破壞性的，所以，為了保證每個人的那些被認為更根本的利益，共同作出某些讓步是必要的和值得的。規範是利己主義的利益讓步形式，是利益的一種理性的分配方式。
人們總是誤認為倫理行為是利他的。所謂利他性需要分析。利他的行為實際上有兩個類型：一種是以自己利益為先決條件的利他，這終究是利己性質的行為。它表現為這樣的格式：如果做某件事情a對別人有利，但對自己更有利，那麼就做a；另一種利他行為則是為了實現自身做人的價值，這是純粹出自美好心靈的行為。它表現為這樣的格式：做某件事情a對別人有利，雖然自己的利益因此有些損失，但做a使自己做人做得愉快，那麼就做a。這兩者都是“為自己著想”，但境界天上地下，前者是自私，後者是自尊。自私隻是做事，而自尊卻是做人。
……

由於語言分析的影響，現代倫理學特別倫理學”的研究。但事實表明，對倫理語句和概念的邏輯分析並不能解決傳統的規範倫理學問題。倫理學問題最終要求“實質的”而不是形式分析的解決。不過，規範倫理學糾纏於“應該不應該”等一繫列問題，這就在方向上注定了它僅限於實質的努力但達不到實質的解決。由於從“應該做某事”推不出“應該做某事是好的”，義務論的觀點注定是錯誤的，因為沒有一條應該的規範是既普遍又公正的。“應該”的規範總是基於利益的行為策略，它表現為勸導或威脅；另一方面，所欲望的事情也推不出“所欲望的事情是好的”，因為這是的事情。於是，經典目的論注定是無意義的。我相信倫理學命題必須既是有實質意義的又是真理，但不是事實真理而是價值真理。或者說，倫理學既是實質的又是中立的。所以，我將從行動而不是從規範的角度去分析道德，並且力求符合一般人的直觀而不求與倫理學傳統一致。
我在此感謝三聯書店出版此書，並且感謝季羨林、李澤厚、陳筠泉諸位先生對此書的支持和呂祥、郭良在各方面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