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國就如同登上月球一樣嗎？等我回來的時候，會告訴你們的。
——[美]蘇珊·桑塔格
2011年是我人生中至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結束了在劉夢溪先生門下的博士學業，入故宮博物院，幸運地成為故宮的一名研究人員。也是這一年，我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兩本書——《紙天堂》和《辛亥年》。這是我在進入故宮博物院以前出版的最後兩本書。有意思的是，這兩本書都與故宮（紫禁城）有關。前者透過西方人的視角探查中國歷史，尤其是宮廷的歷史；後者透過宮廷的視角觀察革命。在我進入故宮之前，我的寫作，也在一步步向故宮靠近。
這一本《遠路去中國》，正是《紙天堂》的修訂本。關於此書的寫作動機，我在三聯版的自序裡已經講過，此番修訂，補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尤其是新發現的珍稀照片，以增加歷史的現場感。但在這裡，我想說的是，透過西方人的視角看待故宮（紫禁城），無疑可以增加我們觀察這座宮殿的維度。因為故宮不隻是中國的，也與“世界”相連。厚重的宮牆，並不能把宮殿隔開，使它自外於“世界”，淪為一座華麗的孤島。實際代以後，人類就啟動了全球化的進程，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身份不同，心思各異，卻一頭扎入奔向東方的漫長旅程，而紫禁城，正被他們視為它最輝煌的終點。在馬可·波羅的時代，他們或許還有些形單影隻（馬可·波羅與自己的父親、叔父同行）；在利瑪竇的時代，就已成群結隊；到馬戛爾尼的時代，政府業已組織公費參訪團；而到綠蒂的時代，已變成有組織的侵略戰爭。他們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宮殿的命運，歷史的發展邏輯，也如草蛇灰線，隱含其中。至於英國人呤唎，雖然未曾進入過北京紫禁城，但作為參加過太平天國的一個外國人，他曾目睹過南京天王府——可以被視為太平天國的紫禁城，而那座城的風吹草動，亦牽動著北京紫禁城的神經。
馬可·波羅曾經朝故宮（紫禁城）已經消失，朝故宮的基礎上建起新的宮殿，到2020年，就整整六百歲了。六個世紀中，它與“世界”的聯繫未曾間斷，即使在“閉關鎖國”的年代，也不曾“閉關鎖宮”。宮殿是中外交流的“特區”，比如西洋“自鳴鐘”，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帶入紫禁城的，萬歷皇帝很快為之沉迷，難以自撥，到雍正、乾隆時代，這些西洋鐘表更是在宮殿裡大量繁殖，技術上也日趨復雜，寫字人鐘，甚至可以寫出滿文和蒙文。乾隆二十九1764年）西洋某國贈送的一套機械繫統（機器人），十八個銅鑄伶人竟然可以演出全本《西廂記》，每以鑰匙上弦啟動，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這些“角色”便從箱子裡走出，身段交接、揖進退讓，與劇情完全吻合。
人們對故宮有一個誤解，即：故宮是中國文物的大本營，這不錯，但不夠，因為故宮也收藏著很多外國文物，說它是一座世界文物的博物館，也不為過。比如故宮就庋7—8世紀印度、尼泊爾的古佛像，明清兩季大量的西洋科學儀器和鐘表，日本江戶至明治時期的繪畫、書籍、瓷器、琺瑯器、金屬器、漆器、織繡等。這些收藏，是歲月失落在故宮（紫禁城）裡的遺物，也證明了這座宮殿的深邃與廣大。
東西方的歷史互相影響和激蕩，這種互為“他者”的互動關繫，故宮（紫禁城）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視角。站在這個視角上看，歷史纔能豁然開朗。“故宮學”的創始者鄭欣淼先生一再指出“故宮學是一個開放的繫統”，我慶幸這本書暗合了“故宮學”的開放視角，盡管它隻是一本寫歷史的隨筆，講述的是宮殿布景下的人與事。
惠特曼曾經說過一句話：隻要適當說出事實，一切羅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正是這句話，為我多年的寫作提供了方向，而我編輯生涯的1998年，對於我的寫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一年，我開始編輯一套“西方視野裡的中國形像”叢書。編這套叢書，使我認識到我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幾乎為零，多年來接受的歷史教育，隻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大而無當的框架和一些值得懷疑的結論，它既不負責提供細節，也不提供論證過程。歷史隻是一個年素周期表，科學、完整，卻毫無感情，我們與歷史的關繫，隻能建立在背誦之上，我們無法回到從前的某一個夜晚，傾聽歷史人物內心的呼告與吶喊。那麼多的歷史書籍看上去更像一個個的抽屜，有著結實的結構，但拉開它時，裡面卻是空的。而我們需要的，是門，但面對抽屜，我們找不到返回歷史的路徑。
在那套叢書裡，那些闖入中國歷史的西方人，包括旅行家、探險家、傳教士、記者、外交官、商人等等，他們的書稿、信函、照片，勾勒出的卻是和我們的記憶與想像大相徑庭的歷史圖景。當我第一次借助他們的鏡頭看到梳著長辮的臣民在黑板上用圓規做幾何題，晚清的帝國官員集會的會場上寫著“立憲萬歲”的大幅標語，纔意識到歷史原來是一條如此豐饒的河流，所有的事實都像今天一樣地具體。自中世紀開始（自馬可·波羅開始），西方就有了對古老中國的敘事衝動，到19世紀，更形成強大的東方主義話語。無論這種東方主義是否定的、意識形態的東方主義，還是肯定的、烏托邦式的東方主義，他們的敘述都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中國。從那一天起，我就決定潛入那條豐沛蓬勃的歷史河流。
我在那時意識到西方史料對於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並開始對海外漢學的研究投入特別的關注，盡管與許多學者相比，這隻是一種遲到的覺悟。任何單一的視角都有限制性，而隨著視角增多，事實也會變得立體和豐富。無論對於中國，還是西方，都是如此。觀察那些曾經介入中國歷史的西方人的命運，梳理西方視野裡的中國形像，進而在一個更大的視角上（也就是全球的視角）考察中國的歷史，在縱向的線索之外，尋找橫向的線索，這個願望，在我的心中一路潛滋暗長。這是一次艱難的泅渡，需要跨越兩種歷史之間空曠的中間地帶。我在訪學美國時利用海外史料完成我的學術專著《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與麥克法誇爾、馬若孟、史景遷等漢學家的交流，以及為中央電視臺撰寫一些有關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紀錄片，如《1405，鄭和下西洋》《利瑪竇：岩中花樹》等，都是在完成這樣的過程。
如同黃興濤、楊念群在那套叢書的前言中所寫，“中國融入世界是一個雙向流動的過程”，但這個雙向流動的過程，常常被人忽略。人們看到的是“中國文明”與“地中海文明”在各自孤立的前提下發生和發展，仿佛兩棵相距遙遠的樹，他們看不到兩棵樹的根繫在地下的隱秘連接，看不到汁液在根繫內部的暗流湧動。在各種歷史教科書上，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迥然分開，互無干繫。實際上，這種條塊分割式的歷史敘述，使它們各自的完整性都受到了損害。“中國文明”與“地中海文明”確為兩種性質不同的文明——“中國文明”的發生地，中為陸地，四周是海，中間實，四周虛，故而它的文明，是“聚攏型”的文明；“地中海文明”的發生地，中為海洋，四周是陸地，故而它的文明，是“發散型”的文明。然而，正是這一虛一實，構成了兩種文明天然的聯繫，有學者比喻為陰陽兩極，在“兩極互動”中，像永不停歇的雙槳，推動人類歷史的發展。古老中國的成長，這個有時瘋狂、有時溫順的西方伙伴剛好起到了“他者”的作用，使中國在一種更大的、全球化的敘事中確立自我的身份，在戲劇化的接觸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在熱衷於攝影、考察等實證方法的西方敘事中留存的數量龐大的歷史證據，無疑會激發和喚醒已成逝水落花的歷史記憶。
“9·11”以後，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全世界引起廣泛共鳴，該理論認為未來世界的衝突主要表現為文明的衝突，不同文明板塊之間必然引發衝突。如果是這樣，歷史就是在向著一個萬劫不復的終點衝刺。對此，我們有必要結合歷史來重新思考。歷史中，這種“文明的衝突”固然屢見不鮮，但並沒有導致文明的死亡，相反，文明一次次地浴火重生。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都是在觀察和借鋻對方的過程中，通過自我懷疑完成了自我超越。不同文明之間並非隻有差異，它們的共同點，始終真實地存在著，比如，在世界“軸心時代”，“帝”“天”“道”作為早期中國相繼出現的終極性詞彙，在後世的文明建構中所起的作用，與基督教“聖父”“聖子”和“聖靈”三位一體性終極實在的功用極其相似。這些文化的特性，是人類的共同性所給予的。而人類的共同性，遠遠大於差異。如周寧所說：“超越東方主義的途徑不對立的格局內，從一方轉向另一方，從西方轉向東方，而是采取一種強調同一與連續性的態度，強調世界歷史發展中不同文明互動的關繫，強調不同種族、文明之間的所謂‘跨文化空間’或‘跨文化公共空間’的發展動力，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分野（Demarcation）不僅是相互對立與排斥的過程，同時也是超越界限、互通有無、互滲融會的過程。”“中國文明”與“地中海文明”兩種文明的發展史，同時也是兩種文明互證的歷史。也唯其如此，中西各自歷史纔能環環相扣地延續到今天而沒有同歸於盡，讓我們在面對明天的時候感到的不是絕望而是希望，那些死去的每一天纔能通過我敲動鍵盤的手和血流的節奏，回到了生者之中。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有幸被列入中國作家協會重點扶持項目，同時得到北京作家協會、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以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大力支持，汪家明先生和張荷女士都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在此一並致謝。
在最後校閱這部書稿的日子裡，北京在春天到達的時候居然下了一場久違的雪。看麗日下的雪景，回想多年來從事的自己喜愛的事情，內心感到澄明而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