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俊麗生於中原，長於中原，負笈西北隨我讀書七載，我對她個性與行事作風的了解遠超其他學生。在我的眼裡，她是一個獨立自強、性格堅毅並在學術上有著執著追求的女性，秀外慧中，做事心無旁騖，又肯下功夫。從攻讀碩士開始到博士畢業的七年時間，她憑著堅韌的毅力與刻苦的勁頭，不僅完成了碩博士階段的全部學業，打下了較扎實的文獻學與古代文學的基礎，撰寫了高質量的學位論文，順利畢業，獲得學位，而且還生下一個可愛的女兒。當然在這當中，除了她自己的努力之外，她的丈夫小崔也在生活和精神上給予了很大的支持與幫助。俊麗在參加工作之後仍然孜孜矻矻，專心於學術研究，每年的寒暑假幾乎都是奔波於各地圖書館之間，即使是參加學術會議，也是要利用前後短短幾天時間去當地圖書館查閱資料，這些都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絕非誇大之詞。幾年前，在她碩士與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書稿《清代韓愈詩文文獻研究》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這些成績的取得，都與她的勤奮、努力是分不開的。受我學術思路與方法的影響，俊麗的碩博士論文選題都與韓愈文獻與文學研究有關，經過幾年的修改完善，現在她的這部《清代韓愈詩文文獻研究》終於要出版面世了，欣喜之餘，她希望我為其著作寫序。忝為她的老師，當然為她取得的成績而感到欣慰，也更應該為她寫點什麼，因此，借此書出版之際談幾點我的感受。
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一代文章領袖，他所領導的唐代“古文運動”，變駢為散，“開創了中國古代散文的一個新時代”，“到唐代‘古文’，中國古典散文的面貌纔定型了。它奠定了此後散文發展的方向和規模”（孫昌武《唐代古文運動通論》）。韓愈的詩歌創作，“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葉燮《原詩·內篇》）。同時，韓愈又是唐宋文化轉型中的重要人物，陳寅恪先生即說：“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論韓愈》）韓愈尊《孟子》，推《大學》，倡道統，在古代思想史與哲學史上，“實可謂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馮友蘭《韓愈李翱在中國哲學史中的地位》）。因此，韓愈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宋人十分推崇韓愈，校勘注釋韓集蔚然成風，竟出現了所謂“五百家注韓”的盛況，其中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方崧卿《韓集舉正》、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等具有代表性。清代以降，傳統學術進入總結時期，由於桐城派的推波助瀾，韓愈地位不斷提升，學韓研韓的文人逐漸增多，使得這一時期的韓集文獻不僅數量豐富，而且質量之高、特色之鮮明，也超出前代，形成了韓愈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錢仲聯先生甚至認為：“清代學者，出其治學緒餘，旁治韓集，成績遠出宋、明人之上。”（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韓集文獻如林雲銘《韓文起》、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高澍然《韓文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等，都是值得我們關注並整理研究的重要韓愈文獻。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對韓愈的功績與地位概括為：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直指人論，掃除章句之繁瑣；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抵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獎掖後進，期望學說之流傳。能得出以上精彩論點，我想陳寅恪不僅僅是依靠韓愈的詩文作品本身，而大多是在總結宋代以後尤其是清代學者的韓愈闡釋成果基礎上所建立的認識。隻有對清代韓愈文獻做出整體梳理與研究，纔能進一步從理論上深入討論清人對韓愈的全面接受乃至清代韓學的發展。
近年來隨著傳統學術的繁盛，韓集文獻逐漸步入學者們的視野，產生了如張清華《韓學研究》、劉真倫《韓傳本研究》（2004年）、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2006年）、谷曙光《韓愈接受史研究》（2009年）、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2010年）、全華凌《清代以前韓愈散文接受史研究》（2011年）、姜雲鵬《韓愈古文評點整理與研究》（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張弘韜《清代韓愈詩歌注本研究》（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等成果，為我們整體把握韓集文獻及其流傳發展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據，同時使宋代韓愈接受與韓集文獻開掘探討展現出了新的研究概貌。宋、清二代是產生韓愈文獻的兩個重要時期，相對於宋代韓集文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學界對清代韓集文獻的關注度明顯不高，研究論著遠不能與清代韓集文獻的實際成就相匹配（按，清代重要韓集注評本即有六十餘種）。俊麗知難而上，其《清代韓愈詩文文獻研究》一書在對清代韓愈詩文文獻進行全面、繫統梳理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清代韓集文獻的特點與價值，揭示清人整理研究韓集的成就，並就韓愈對清代文學創作的影響作用做出理論上的論述，進而總結清人研治韓集的經驗與教訓，為今人整理研究韓集提供文本借鋻與資料依據，以期推動目下韓愈研究的良性發展。她所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分散收藏於各地圖書館的清代韓愈詩文文獻進行竭澤而漁式的搜集，並進行了歷時性、類型性梳理，尤其是一些未獲影印或整理且公私目錄書未曾著錄的韓集文獻，諸如韓集注本、評點本等。她對文獻的基礎工作在書中以敘錄的形式展現出來，也就是說作者分三個時期為近四十種清代韓集文獻撰寫了較為詳細的提要。內容不僅包括對注評者的籍貫、家世、科舉、仕歷的考述，也包括對文獻本身內容體例、刊刻流傳、存佚庋藏、版本著錄幾方面的考錄。
第二，對於清代韓集文獻及其階段性發展概貌，從時間與空間上做出鳥瞰式的展示與歸納，並運用歷史文化的分析方法闡述清代韓集文獻產生的原因以及文學風尚、學術文化背景，具體包括崇宋復古、理學傳播、乾嘉樸學、桐城文風、科舉制度、書院文化、文學評點、地域空間等諸多社會文化因素對於清代韓集文獻的影響與催化作用。作者將清代分為三個時期，並分析各時期不同的文化特征與韓愈文獻的關繫。如清中期乾嘉考據學興盛，韓集文本即以校勘、注釋為主，產生了如《韓集點勘》《韓集箋正》等校勘專著以及方世舉等人的注重詞語、典故、職官、地理、史實箋注的韓集文本整理著作。
第三，選取具有代表性的韓集文獻，如林雲銘《韓文起》、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李憲喬批《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高澍然《韓文故》以及清末馬其昶、林紓等人的韓文注評文本，分別進行個案式的深入探究，依據文本特色，各有側重，考論結合，文史互證，以此探討清人整理韓集的特點、方法與成就，並揭示清人整理詮釋韓集的價值與影響。如，通過對晚清馬其昶、林紓韓集注評本的深入解析，突顯桐城派的整體韓愈接受乃至文學思想，以小見大，以點帶面。
在此書的撰寫過程中，作者最用力之處是對文獻的搜集、梳理與考證。這一敘錄工作讀者或許輕易不能從中有所體會，其實背後付出的艱辛隻有作者自知。從查閱各種官私目錄書到坐在圖書館裡專心抄寫序跋、記錄文獻特征，甚至抄錄整本文獻，然後再對作者與文獻的相關方面進行詳細的考證、論述，需調動作者的目錄、版本、歷史、考據等諸多學科知識，工作環節既瑣碎又繁雜，是一項十分費力費時的工作。隻有對文獻有了如此深刻全面的梳理體認，纔能有後面的理論闡述。也就是說後一部分的提升研究，必須是建立在對文獻文本做全面梳理基礎上的理論探索。因此，作者在此書中所得出的結論也多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比如，作者分析清代韓集文獻產生的原因與背景時認為：從時間發展來看，清代不同時期的韓集整理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前期韓文評點文獻較多，中期韓集注本繁興，後期韓詩批本較多。從空間地域看，清代韓愈詩文文獻主要集中於科舉發達、刻書興盛地區——福建、江浙、安徽、嶺南等地。科舉制度促進了韓集整理的繁興，又使韓集評點中滲入了八股文思維。從當時的文學思潮特點來看，清初古文復興運動中，韓愈被看作通往先秦、兩漢文之“舟楫”，引起了研治韓文的熱潮，促進了清初韓文評點文獻的興盛；評點學的繁興與新變又使韓集整理富有特點，精評與詳解相結合，考據與評點相融合，故韓集創作技巧、意旨及風格特征得到深入解析；貫穿有清一代的桐城派推崇韓愈，研治韓集成果豐富，不乏新穎之見，對韓愈在清代地位的提升與鞏固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晚清宋詩運動的興起再一次促進了韓集整理的熱潮，宗宋派不同程度地學韓研韓，通過“扶韓歸杜”，形成了“當代兢宗韓”的局面，促成了韓詩文獻的撰著風氣；嶺南是韓愈一生三入之地，歷來宗韓風氣濃厚，有刊刻韓集的傳統，清代也產生了十數種韓集文獻，極具地域特色，這些文獻的編刻流傳，既推動了彼地的韓學流播，亦可窺見韓愈對嶺南文學的深遠影響。
又比如，在個案研究中，作者通過分析《韓文起》的編排體例與文本，認為評注者以道統思想為核心，結合其經世觀念，又融入福建地域信仰文化，顯示出韓文批評的獨特性。作者對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作出深入探討，凸顯此書開創韓詩編年編排體例的價值，用詩史互證方法分析韓詩，又貫以注者的詩學觀，注釋極為精細，是一部集大成的韓詩注本，在清代韓集注本中質量最高。李憲喬曾批點過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作者對此書也進行了繫統探究，以為此批點本批評韓詩的方法較為獨特，首次揭示韓愈《喜雪獻裴尚書》《詠雪贈張籍》等涉雪詩開“白戰體”之先河，是清代嶺南地區宗韓之風影響下的一部韓集文獻。對於另外一部文獻《韓文故》，作者側重於其文化背景的挖掘，認為在福建地區深厚的理學傳統和濃厚的宗韓風氣下，注評者高澍然深解韓愈紹繼孟子及其“修辭明道”之志，評價韓文“廣博易良”，是清中後期漢宋思想融合下清人研治韓文的代表性文獻。另外，對於馬其昶的韓文批注、林紓的韓文評析，作者也都一一進行了分析闡述，以此揭櫫桐城派的尊韓方法及其文學價值與學術意義。
對古人詩文集注釋與評點的整體探討，我們現在一般將其納入詮釋學（闡釋學）的研究範疇，詮釋學的核心內容是對文本意義的理解與解釋，而在文本的解釋當中，方法就顯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說方法是闡釋學的關鍵環節。……晚清面對內憂外患的社會危機，漢宋之學的調和，理學與今文經學的相雜糅，韓集詮釋體現出漢宋兼采的學術方法，既批點又考據，既注重挖掘韓愈的浩然之氣和仁道思想，又有意為挽救民族危亡尋求精神支撐。注評者注重運用文史互證的方法從史實背景切入，考證探索韓愈詩文中的隱微。同時，對各種文獻存在的不足之處，俊麗也多有總結。總之，在受大傳統文化影響的同時，又受到地域文化的影響，使得清代韓集的詮釋方法豐富多樣、大放異彩。這些中肯的結論，都是在細讀文本並深入解析文本之後的創獲。
俊麗為完成這一部著作，花費了近十年的時間與心血，面對她發來的三十餘萬字的書稿，我想到劉禹錫的詩句“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辛苦與勤奮換來的終究是令人可喜的成果。雖然，書中一些問題仍有可深入挖掘的空間，一些觀點也尚有可商榷之處，但我以為這部繫統全面總結清朝一代韓集文獻的《清代韓愈詩文文獻研究》總體上是一部考論扎實並具有較高學術質量的著作。程千帆先生倡導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古代文學研究理路，對於我們的文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俊麗在這部書中，很好地體現了這一研究思路。我相信此書的出版必將對國內的韓愈研究有所推進。因此，我願意將其推薦給廣大讀者與研究者。是為序。
郝潤華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於西北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