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可稱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給人類帶來了不可逆轉的影響，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影響之中。在硝煙日漸遠去的今天，有必要讓讀者重溫並牢記這段歷史。為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我們編輯出版了這套“二戰記憶”叢書。
入選作品取材廣泛，既有正義力量抵抗侵略的無畏戰鬥，如《日日夜夜》《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青年近衛軍》《喪鐘為誰而鳴》《焦點不太準》，也有法西斯鐵蹄下人民生活境況的真實寫照，如《一個人的遭遇》《安妮日記》《上海，遠在何方？》，從不同角度展現了法西斯對人類的戕害，以及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顯現的英雄氣概。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本叢書對於廣大讀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歷史有所助益。

《二戰記憶 焦點不太準》由《焦點不太準》《卡帕之路》兩部分組成。
《二戰記憶 焦點不太準》是卡帕的二戰回憶錄，再現了他隨盟軍出生入死，轉戰大西洋、北非、歐洲的歷程。文字幽默、痛快。收入卡帕二戰中所拍照片百餘幅。
《卡帕之路》記錄了卡帕四海為家的一生。精選了他在西班牙內戰、中國抗日戰爭、首次中東戰爭、印度支那戰爭等各個時期的攝影作品百餘幅。
《焦點不太準》寫就於一九四七年。卡帕大概得了些『老爸』海明威的真傳，有很強的講故事能力。這本回憶錄就頗用了些小說家的筆法，不必全當成『實錄』來看。

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原名安德雷·弗裡德曼，匈牙利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戰地攝影記者之一。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麼是因為你離戰場不夠近。”他在西班牙內戰和二次世界大戰中拍攝的很多照片已經成為攝影史上的永恆經典。

張熾恆，翻譯家，譯有泰戈爾、威廉·布萊克等的多部作品。

1942年夏
那些天絕對沒有必要更早起床。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棟三層小樓的頂樓，整個屋頂被天窗占據，角落裡放著一張大床，電話機擱在地板上。沒有其他家具，連個鐘也沒有。陽光把我喚醒。我不知道時間是幾點，也並不特別想知道。我身上的現金隻剩下一枚五分鎳幣。電話鈴不響，我便不想動彈，我等著人家來電請我喫頓飯，給我份工作，至少借給我一點錢。電話鈴不肯響，我的肚子卻叫了起來。我意識到，再想睡上一會兒那是沒門兒了。
我翻了個身，看見了女房東從門底下塞進來的三封信。最近幾個禮拜隻有電話公司和供電局給我來信，因此，那神秘的第三封信終於把我請下了床。
果然，一封信是愛迪生聯合電信公司來的。第二封信來自司法部，通知我說，我，羅伯特？卡帕，前匈牙利人，現無明確身份人士，據此而被劃歸為潛在敵僑，因此必須交出相機、雙眼望遠鏡和輕武器，如果要外出離開紐約超過10英裡，必須提出申請，獲得特批。第三封信是柯裡爾雜志的編輯寫來的，他說，對我的剪貼簿經過兩個月的研究之後，柯裡爾雜志突然確信我是一個了不起的戰地攝影師，非常樂意派我去擔當一項特殊任務；他們為我在一艘四十八小時後開往英國的船上預訂到了一個艙位；信中附有一張一千五百美金的支票，作為預付薪酬。
這其中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我有打字機，有足夠的勇氣，便會給柯裡爾雜志回信，告訴他們：我是敵僑，連去新澤西州都不行，更不必說去英國了，我帶上照相機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市政廳那邊的“敵僑財產處置所”。
我沒有打字機，但口袋裡有一枚鎳幣。我決定擲硬幣。如果擲出個字，就設法逃之夭夭，去英國；如果擲出個背，就把支票退回去，向柯裡爾雜志說明情況。
硬幣擲了出去，是個背！
但接著我意識到，一枚硬幣裡是沒有前途的，我會收下支票，把它兌成現金，無論如何，我會去英國。
鎳幣交給了地鐵。支票交給了銀行。我在銀行隔壁的詹森餐廳喫了早飯，真是大喫一頓，花掉了兩塊五。這樣一來事情就定了。我總不能還給柯裡爾雜志一千四百九十七塊五毛，而柯裡爾雜志肯定也脫不了干繫了。
我重讀了他們的信，確定我的船在48小時後啟航。我又重讀了司法部的信，琢磨著從什麼地方下手。我所需要的一切是：征兵局的豁免，國務院和司法部的出境和再入境許可，英國簽證，還有辦簽證要用的某種護照。一開始就踫釘子我可擔待不起，所以我得先找個聽得進去的地方開口。我有麻煩。嗯，美國纔剛開始知道麻煩的滋味，而英國已經打了兩年多的仗，對這種滋味應該已經是熟知了。我決定先去找英國人。
從詹森餐廳到航班終點站步行五分鐘就到了。我得知不到一小時後就有一班飛機飛往華盛頓。我買了一張票，柯裡爾雜志的錢又少了一些。
兩個半小時後，一輛出租車把我送到了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我要求見新聞專員。他們帶我去見了一位穿粗花呢衣服的先生，那人臉膛很紅，神情很厭倦。我報上姓名，但不知從何說起，因此我簡而化之，把兩封信給他看，先是柯裡爾雜志的，然後是司法部的。第一封信讀下來，他沒有作出任何反應；但當他把第二封信放下來時，他的唇邊露出了一絲笑意。不知怎的我受到了鼓舞，掏出愛迪生聯合電信公司寄來的那封尚未開拆的信，遞給了他；我清楚得很，那是通知我，要斷我的電了。他示意我坐下。
想不到，他一開口便人情味十足。戰前他是地質學教授。戰端初起之時，他人在墨西哥，正快樂地研究TIRED火山頂的土壤成份。他對政治並沒有多大興趣，但這是戰爭，他應召而去，成了新聞官員。從此以後，為了維護英國人的利益，他不得不拒絕種種提議和要求。他安慰我說，我這件事非同一般。我排到了頭號！對他、對我自己的同情令我大動。我提議共進午餐。
我們去了卡爾頓餐館，等座位的時候，我們百無聊賴，喝了許多干馬提尼酒。我的同伴已經相當興奮，而我也開始感到，那位大使館專員和大英帝國，連同柯裡爾雜志，將和我的命運緊緊相連。我們終於等到了一張桌子，我拿起菜單，先點了每份一打的藍點牡蠣（主要產於紐約長島，1912年成立的藍點公司專門生產這種牡蠣──譯注）。五年前，在法國，我在飲酒方面可是下了很大本錢的。我記得，每一篇英國神秘小說中，每當彼得？溫西爵士有話要說時，喫牡蠣總是佐以那種名叫Montrachet的勃艮第白葡萄酒。1921年產的Montrachet在單子的末尾，價格昂貴。這是個快樂的選擇。同伴告訴我，十五年前，他在法國度蜜月時，就是用這種酒讓他的新娘大為動容。因此，當那瓶酒喝到底的時候，話題已經變成我們對於法國和Montrachet的愛好了。喝完第二瓶之後，我們一致同意，在把德國人扔出美好的法蘭西這一點上，我們的情感同樣強烈。喝完咖啡加CarlosPrimero白蘭地之後，我給他講了西班牙內戰期間，我在共和軍裡的三年經歷，以及我為何有充足的理由恨納粹。
回到大使館後，他拿起電話，要通了政府部門。他越級找到了某個高層人士，直呼其名，說他的辦公室裡有個“好人老卡帕”，說我去英國這件事重要至極，我會在十五分鐘後過去拿我的出境和再入境許可證。他掛上電話，給我一片紙，上面寫著一個人的名字，十五分鐘後我到了國務院。一位衣著端正得體的先生接待了我，他在一份表格上填上我的姓名和職業，簽了名，告訴我明天早晨九點，去位於紐約港的斯塔騰島區的移民局辦事處，一切都會辦妥。然後他陪我走到門口，這一會兒，他變得很隨和，拍拍我的背，朝我使了個眼色，祝我“好運！”
我回到大使館的時候，我的專員朋友有點嚴肅，還有點著急，我趕快告訴他，我的第一步成功了。這一次他打電話的對像是英國駐紐約總領事。他對他說，“老卡帕”要去英國，絕對一切都妥當，就是沒有護照。又打了幾通電話之後，也就是過了十分鐘吧，大使館的海軍專員、教授和我，已經在一家小酒吧裡喝酒祝賀我出行成功。到我去趕飛機的時間了，但在分手之前，海軍專員向我保證，他會給聯合王國的每一個港口發電報，說我將乘船抵達，隨身帶著相機和膠片，讓他們在各方面幫助我，把我安全地送到倫敦的海軍部。
回紐約的飛機上，我斷定英國人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有一種令人愉快的幽默感，境遇艱難的時候，他們也應付裕如。
第二天早晨，英國駐紐約總領事說，我這件事極不尋常──不過戰爭也極不尋常。他給我一張樣子很普通的白紙，要我寫下我的名字，解釋一下我為何沒有護照，說明我的旅行緣由。
我寫道，我名叫羅伯特？卡帕，出生於布達佩斯，海軍上將馮？霍爾蒂和匈牙利政府一向不喜歡我，我也一向不喜歡他們；自從希特勒合並匈牙利之後，匈牙利使館便既不承認我不是匈牙利人，又不承認我是匈牙利人；既然是希特勒在管著匈牙利，我便干脆不承認我是匈牙利人。按出生而論，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猶太人，我痛恨納粹，覺得我拍的照片可以用作反納粹宣傳品。
把那張紙遞還給他時，我稍稍有些擔心自己有沒有拼錯詞，但他加了印，蓋了章，周遭繞上一根藍絲帶，一本護照便誕生了。
當天上午我便要上船，但還有四五項小的許可證要辦。我母親當時住在紐約，她陪伴著我；我去弄必需的最後那幾張蓋章紙片時，她坐在出租車裡等我。我每一次回到車裡時，她都靜靜地坐著，想從我臉上看出結果如何。她是一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為了我如願，她希望我把各種許可證弄到手，順利地成行；而以她的母愛之心，她卻暗中希望出點什麼岔子，使我無法離開她再去戰場。
最終我得到了所有的許可證，但這時已經比我那艘船的預定開船時間遲了一個半小時，我母親僅餘的希望是：船已經開走。
但是我們到達碼頭時，那艘髒兮兮的舊商船還在那兒沒走。一個大塊頭愛爾蘭裔警察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我給他看證件。
“你遲到了，”他說：“你最好麻利些。”
到此我母親必須止步了。她不再代表“戰爭時期的勇敢母性”，而是化作了一顆寬容和充滿愛的猶太人的心。從她那大而美麗的棕色眼睛的眼角，積蓄和壓抑已久的淚水泉湧而出。六英尺六高的愛爾蘭裔警察用胳膊摟住我那五英尺高的小個子母親的肩膀，說道：“夫人，我去給你買杯喝的。”
我向著母親飛了最後一個吻，向船的跳板走去。
我看美國的最後一眼，是愛爾蘭裔警察和我母親的背影，穿過馬路，走向突然露出笑顏的摩天大樓腳下那間小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