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寫了歷史和個人相融合的文學上的八十年代。馮驥纔認為八十年代不僅是中國當代史一個急轉彎，也是空前又獨特的文學時代。那是一個非常的時代，也是一個反常的時代；一個百感交集的時代，也是一個心懷渴望的時代；一個湧向物質化的時代，也是一個純精神和思考的時代；一個干預現實的時代，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

在這本書裡，作者記述了他親歷的新時期十年的文學活動，以及作者對整個新時期文學現像的反思。

出版背景：馮驥纔計劃要寫的這一套書有五本，先後是《無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8-1979）、《激流中》（1979-1988）、《擱淺》（1989-1994）、《漩渦》（1995-2015）。五本書連起來是他五十年精神的歷史。他已經把前兩本寫出來出版了。現在《激流中》的十年記述了激流奔湧的八十年代，向讀者展示了作者人生一個跳躍式轉換的季節——由寒鼕快速轉入火熱的炎夏。

目錄

身返激流裡（自序）

一、當頭一棒

二、下一步踏向何處？

三、四隻小風箏

四、拐點

五、愛荷華生活

六、波濤洶湧

七、世間生活

八、海外紀事

九、雙管齊下

十、一個時代結束了

附錄：

致大海

愛在文章外

話說王蒙

懷念老陸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會開過，我扛著熱烘烘的一團夢想返回天津，準備大干一場。此時這種感覺我已經充分又飽滿地寫在《凌汛》中了。心中想寫和要寫的東西很像如今春運時車站裡的人群——緊緊地擠成一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內潛藏著一種危險，很可怕的危險。記得當時我對人文社的一位責編說，我有一種要爆發的感覺，我信心滿滿，洋洋自得，好像我要創造一個文學奇跡，記得當時我還不知輕重地寫過一篇隨筆《闖出一個新天地》，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承受不住了，要出大問題了。我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

1979年整整一年，我都陷在一種衝動中，片刻不得安寧，不得喘息。半夜衝動起來披衣伏案揮筆是常有的事。這一年我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中篇就有三部：《鋪花的歧路》《啊！》《鬥寒圖》，都是從心裡掏出的“傷痕文學”。還有許多短篇和散文隨筆。往往在一部作品寫作的高潮中，會突然冒出一個更強烈的故事和人物，恨不得把正在寫的東西放下，先寫這個更新更有衝擊力的小說。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覺自己整天是在跳動著。我那時煙抽得很兇。因為有了稿費，可以換一些好牌子的煙來抽，把“戰鬥”換成“恆大”。不知是因為好煙抽得過癮，還是煙有助於思維？我的煙抽得愈來愈多。煙使我更興奮更有靈感，還是更理性與更清晰？於是我小小的書桌上天天堆滿大量的手稿、信件和堆滿煙蒂的小碟小碗。有時來不及把煙蒂放進小碗，就帶著火按滅在書桌的側面。煙頭落了一地。這是一種帶點野蠻意味的瘋狂的寫作。

刺激我寫作的另一種力量來自讀者的來信。

那時一部作品發表激起的反響，對於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議的。來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撲面而來。在沒有電話的時代，讀者迫不及待想要與你說話時隻有靠寫信。那個時代的讀者可不是盲目的粉絲，他們都是被你的作品深深打動了，心裡有話渴望對你說，要與你共同思考的陌生人。每天讀者的來信塞滿了我的信箱，我不得不動手用木板自制一個更大的信箱，掛在院中的牆上。每當打開信箱時，讀者來信會像灌滿的水一洩而出，弄不好掉了一地。我每次開信箱時要用一個敞口的提籃接著。

那是一個純粹的時代，所有的信件都是純粹的。信件包裹著真實的情感與真切的思考。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使用各式各樣的信：有的人很窮，信封是用紙自己糊的；有的讀者不知道我的地址，信封上隻寫“天津作家馮驥纔”，甚至“天津市《×××》（我的某篇小說的篇名）作者馮驥纔”。這使我想起契訶夫的小說《萬卡》，九歲的萬卡第一次給他鄉下的爺爺寫信時，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址，在信封上隻寫了“鄉下的爺爺收”。還好，由於我的信太多，郵局裡的人熟悉我，隻要上邊有我的名字，我都能收到。

這些信有的來自遙遠的村鎮，再遠的來自邊疆，大多地名我從來沒聽說過。信裡邊的內容全是掏心窩的話，全是被我感動、反過來又深深感動我的話。他們向你傾訴衷腸，倒苦水，把心中種種無法擺脫的困擾告訴你，把你當作真正可以信賴的朋友，甚至不怕把自己的隱私乃至悔恨告訴你；還有的人把厚厚一沓請求平反的材料認認真真寄給你，他們把你當作“青天大老爺”。踫到這種信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

這樣，我纔知道當時大地上有那麼廣闊無邊的苦難與冤屈。那部《鋪花的歧路》招致那麼多老紅衛兵寫信給我，叫我知道時代強加給他們的苦惱有多麼深刻。尤以一種來信給我的印像至今不滅。這種信打開時會發出輕輕的沙沙聲。原來這些讀者寫信時，一邊寫一邊流著淚，淚滴紙上，模糊了字跡。我原先不知道眼淚也有一點點黏性。帶淚的信折起來，放在信封裡，郵寄過程中一擠壓，信紙會輕微地黏在一起，打開信時便發出沙沙聲。這極輕微的聲音卻強烈地打動我的心。我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寫作，竟與這麼廣泛的未曾謀面的人心靈相通。文學的意義就這樣叫我感悟到了。

1979年我寫過一篇文章：《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認為作家的社會職責是“回答時代向我們重新提出的問題”，作家的寫作“是在慘痛的歷史教訓中開始的，姍姍而來的新生活還有許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這樣的時代，“作家必須探索真理，勇於回答迫切的社會問題，代言於人民。”我在這篇文章中專有一節“作家應是人民的代言人”。這是“文革”剛剛過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會擔當與思想勇氣的一句話。

這樣一來，不但讓我自覺地把自己釘在“時代責任”的十字架上，也把身上的壓力自我“坐實”。我常說“我們是責任的一代”，就是緣自這個時代。它是特殊時代打在我們這一代骨頭上的烙印，一輩子抹不去，不管背負它有多沉重，不管平時看得見或看不見，到了關鍵時候它就會自動“發作”，直到近二十年我自願承擔起文化遺產保護——這是後話了。

現在，我要說說我個人經歷的一場災難了。

在長期各種——外部的和自我的壓力下，我的身體發生了問題。最初出現了兩個跡像：一是在1979年初鼕一個夜裡，我埋頭在自己抽煙吐出的一團團銀白色濃霧裡寫作時，腦袋忽然有一種異樣感。我感覺我對所有東西好像全都隔著“一層”，沒有感覺了。這十分奇怪。我叫醒愛人，說我腦袋不大舒服，出去散散步，便下樓出門，走到大街上。那時城市汽車很少，也沒有夜生活，路燈昏暗，但十分安靜。我走了一會兒仍然感覺腦袋是空的，我試著背誦幾首古詩，檢查一下自己的腦袋好不好使，這些古詩倒還都記得；再想一想自己正在寫的小說，卻什麼想法也沒有，好像機器停擺了。我不知自己犯了什麼病，走了一大圈也不見好，回來倒下便睡。早晨醒來竟然完全恢復，頭天夜裡那種離奇並有點可怕的感覺一點都沒有了，腦袋裡一切如常，我就接著干活。以前除去感冒我沒生過什麼病，眼下又急著寫東西，便沒有把昨夜詭異的感覺當作一個危險的信號。

過了幾個月，《人民文學》通知我去北京參加一個短篇小說的“交流班”，與陳世旭、賈大山、艾克拜爾?米吉提等五六個人同住一屋。後來纔知道我們都是1979年全國優秀小說獎的獲獎者。我們天天在屋裡聊天說笑，可是我又出現一個毛病，經常感到有一種身體突然往下一掉的感覺，同時還有種斷了氣那樣不舒服的感覺。這種感覺不時地出現，這又是什麼毛病呢？反正我年輕，能扛得住，先不理它。那時獲得全國小說獎是一個很大的榮譽，心裡的興奮把潛在的疾患壓住了。由北京返回天津那些天，這種身體的不適竟然也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我認為這就過去了呢。

一天，百花文藝出版社請我去講一講北京文壇的情況。那時，文壇的前沿和中心都在北京，我一半時間在北京，又剛剛獲獎歸來，各種情況知道得多。我到了出版社，和編輯們坐下來興致勃勃地剛剛一聊，突然感覺胸部有很強的壓抑感，呼吸喫力，甚至說不出話來。大家發現我臉色不對，前額竟流下冷汗來，叫我別講了，說我肯定這段時間太累。我天性好強，不舒服也不肯說，逢到頭疼肚子疼，向來都是忍一忍。我在編輯部休息了一會兒，感覺好一些，便起身告辭。當時我急於回家，很想馬上躺下來。

百花文藝出版社離我家很近，平時一刻鐘就可以到家了，可是那天我感到兩條腿真像棉花做的，身體很沉。我騎上車從勝利路拐向成都道時，忽然肩膀酸疼起來，胸悶，剛纔那股勁兒又來了。我從來沒有過心慌，我感覺心慌得難受，跟著心髒像敲鼓那樣咚咚響，猛烈得好像要跳出來。這時我已經騎到黃家花園拐角處，遠遠看到我家所在的那條小街——長沙路的路口了。我想我要盡快騎回家，到妻子身邊，可是忽然我好像沒有氣了，心髒難受得無以名狀，我感到已經無力回到家了。第一次有要死了的感覺。

……

身返激流裡

（自序）

二月驚蟄已過，還是很冷，不敢減衣，春天好像還遠，它遠在哪裡，遠得如同隔世一般嗎？忽然一位朋友從微信發來拍攝於南方某城的一段視頻，打開一看叫我驚獃！高高的天上，一隊隊大雁正列陣飛過，每隊至少一二百隻，它們或是排成極長的一橫排，手牽手一般由南朝北向前行進；或是排成美麗的人字，好像機群，一隊隊源源不絕地飛過。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壯觀的景像，據說此時這個城市的飛機都停飛了，是為了飛行安全，還是為了給它們讓路？我不曾知道歸雁竟然這樣氣勢如虹！

我想，此時即使是在南方，高天之上也很冷吧。然而，再寒冷也擋不住春回大地時刻大雁們的勇氣。它們一定要最先把春之信息送到人間，讓我們心中陡然燃起對春天的渴望，焰花一般冒出對新一年生活浪漫的遐想。尤其是一隊隊歸雁中領隊的那隻頭雁，讓人分外尊敬。它充滿豪氣地衝在最前邊，它伸長的頭頸像一把劍扎進寒風裡，刺破僵死的鼕天世界，翅膀不停地扇動著從南國帶來的風。它叫我們感到，大自然的春天和生命的力量無可阻擋。它叫我激情洋溢。不知為什麼，我心中竟然一下子莫名並熱烘烘冒出了一個過往的時代的感覺——八十年代！

那個激流奔湧的時代，那個時代的文學。同樣的勇敢，衝鋒陷陣，激情四射，精神純粹和不可遏止。於是，無數人和事，無數叫我再次感動的細節，像激流中雪白的浪花照眼地閃耀起來。我有幸是那個時代的親歷者，我也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中的一個呢。

於是，我有了按捺不住要繼續寫出我心靈史的第三部《激流中》的渴望。《激流中》所要寫的正是從1979年到1988年我親歷的社會與文學，還有我的生活。

此前不久，我還同樣有過一次動筆要寫《激流中》的衝動。那是在去年的十月份。我在意大利中北部做了一次路途很長的旅行，跑了許多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曾經光彩奪目的大大小小的古城。我尋訪古跡，拜謁那些大名鼎鼎的博物館，為的是體驗那場偉大的人文運動的精神與氣質。當我從中強烈地感受到西方人由中世紀黑暗時代掙脫出來所爆發的無窮的激情與創造力時，我也情不自禁聯想到我們的八十年代。盡管在本質上絕非一樣。但這種生命的爆發、這種不可遏止、這種天地一新，卻令我同樣激動，讓我懷念，也使我沉思與嘆喟。

八十年代是我必須用筆去回憶的。我一直揣著這個想法。

我承認，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結。不僅因為它是中國當代史一個急轉彎，也是空前又獨特的文學時代。當然，它還是我人生一個跳躍式轉換的季節——由寒鼕快速轉入火熱的炎夏。

那是一個非常的時代，也是一個反常的時代；一個百感交集的時代，也是一個心懷渴望的時代；一個湧向物質化的時代，也是一個純精神和思考的時代；一個干預現實的時代，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一切都被卷在這個時代的激流中——特別是文學和文壇，還有正值中青年的我。可是，現在為什麼看不到幾本記錄和探索這個非凡時代的書呢？為什麼？

在屈指可數的關於八十年代文學的書籍中，有一本馬原的作家采訪錄，書名叫作《重返黃金時代》，讓我怦然心動。他竟然用“黃金時代”來評價那個時代。隻有俄羅斯把他們的十九世紀初的文學稱作“黃金時代”。然而馬原的這個稱呼並沒有引起格外的注意。盡管八十年代已成為歷史，但它至今還得不到歷史的“認定”。

可是我一動筆，太多的往事、細節、人物、場景、畫面、事件、觀點、衝突、恩怨、思想、感動，全都一擁而至。這個時代給我的東西太多了。文字是線性的，無法把這些千頭萬緒的內容全都放進書裡。最後我隻能這樣為自己解脫——如果我能將那個時代獨有的精神和氣息真切地表達出來了，我的工作便算是完成了。

當然，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看一個時代，沒有人能夠把歷史真正地說明白，可是我們卻能把個人的經歷和體驗說真實。當然，還不能小看這“真實”二字，因為真實的後邊需要誠實和勇氣。這時，我想到自己說過的一句話：

老天叫我從事文學，就是不叫我辜負時代的真實。

於是，我轉過身來，縱入昨日——八十年代的激流中。

20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