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文章，都是在《讀書》雜志上刊登過的，時間跨度有二十六年之久。
八十年代偶然接觸到了《讀書》雜志，上面一些智性的文字，多是思想的飄帶，攪動著閱讀時的心緒。每一期總有些有趣的內容，與社會流行的風向不同，引人到別樣的路徑中。那時我在魯迅研究室工作，中午拿著飯盒在資料室與同事小聚，閑聊時常常說起書架上的那本《讀書》，對於其間的妙思多有贊譽，而一些學術史的掌故與花絮，也在這樣的聚會裡得知一二。
我與《讀書》發生聯繫，卻是九十年代之後。
大約一九九一年秋，尹慧珉老師到我所在的《魯迅研究月刊》編輯部來，帶來了所譯的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那是第一次見到她，彼此所聊都很愉快。晚上讀著這位前輩的譯著，覺得散出了不同的氣像，是另一種的語境裡的魯迅研究之音，幾天後，遂寫了一篇心得。
文章沒有敢交給自己的編輯部，便投寄到《讀書》雜志。記得信封上寫著：“《讀書》編輯部編輯先生收”。那是歲末，天氣有些冷了，但自己內心的熱度還在，那是寫作衝動的結果吧。不久就得到吳彬老師的回信，知道文章被采用。我與《讀書》的聯繫，便由此開始。
魯迅研究在大陸已經形成一種相近的模式，李歐梵提供給我們的是別樣的視角。他的敘述方式在我們過去的學界甚為罕見，我們這些關注魯迅學的人，多少都從其中看到了學術研究的多樣性。寫這篇文章，其實是檢討自己過去思考問題的盲點。在大陸的語境裡，那時候還不太易有李歐梵式的思路，這類文章，某種程度與《讀書》的趣味有些吻合的。
那時候《讀書》依然延續著創刊時的風氣，拒絕八股無趣的篇什。老一代的學者在此多次發聲，新人也開始湧來。學院派們、江湖野老、報紙記者咸聚於此，並無什麼身份之感，隻要說出新意就好。因為要清理歷史積垢，便不得不反思過往的煙雲，引進新學識，重讀歷史經典也成了風氣。就現代文學研究而言，唐弢、嚴家炎、錢理群、陳平原都在雜志發表過各種議論，先前狹隘的審美空間，也一下子伸展開來。
往者難追不久我就參加了《讀書》的一些活動。雜志定期召開松散的聚會，大家隨便閑聊，地點與人員都不太固定。記得那時候在語言委員會一個房間裡，大家常常討論一些有爭議的話題，有時我與王得後、趙園夫婦約好同去，其間結識了許多人。與陳樂民、資中筠、陳平原、夏曉紅、雷頤、陸建德等人的認識也在那個時候。每個人的知識背景不同，興奮點各異，聊得卻很投機。沙龍氣氛也刺激了我對於一些問題的思考。
雜志的編輯都很活躍，除了瀋昌文先生，吳彬、趙麗雅、賈寶蘭都是能干的女將。多年後一些年輕編輯進來，依然保持認真的精神。這或許就是它的傳統。吳彬的敏銳、趙麗雅的博學、賈寶蘭的深切，在讀書界都被廣泛稱贊。我的一位學生專門寫過一篇研究《讀書》的文章，就對這支編輯隊伍發出敬佩的感慨。他們的遠見卓識，催促了許多思想的踫撞。
《讀書》是學術隨筆類的雜志，因為是思想的漫談，便有了不同精神的交織。我印像深的是辛豐年談音樂的文章，張中行的憶舊的感懷，黃裳的版本討論，王蒙的人物素描。不同人的風格，顯示了各異的文化亮點。五四後的《語絲》周刊的味道也飄動出來。有一次吳亮見到我，說這本雜志有點文體意識，“《讀書》體”的概念也就慢慢被更多人傳開了。
能夠吸引眾多的作者群，給雜志帶來了許多活力。那些人未必都參加沙龍活動，但彼此有著彈性的聯繫。一些活躍的作家、學者都有出其不意的靈思湧來，阿城在美國寫下的談古書的文字、汪子嵩的亞裡士多德的解析、趙一凡的哈佛讀書記，還有劉小楓那些描述早期閱讀記憶的短文，都是改變讀書風氣的書寫。我們在此看到了一些有銳氣的談吐，也感受到縷縷古風。舒蕪的隨筆是走知堂的路徑的，但有晚清韻致的卻是張中行、谷林這類人。他們的特點是恢復了傳統文章的觀念，又有現實的眼光。五四以後，在學術隨筆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雜志，舊時有《古今》，當代是《讀書》，彼此的作者有交叉，精神上有相近的聯繫。
應當說，《讀書》的脈息裡以新舊京派為主，加之一些從域外傳來的書卷氣。即便是作家著文，也是有學問的走筆。汪曾祺就給《讀書》寫過文章，他和編輯間的關繫亦好。隻是那時用心散文小說的寫作，不太顧及學術隨筆。不過，他偶爾給《讀書》的文章，都很漂亮，最後一篇是談瀋從文的小說。那時候汪先生身體已經出現問題，文章斷斷續續纔完成。在我看來，他的文字可能最符合《讀書》的口味，有些不凡的學識，加之良好的藝術感覺，作品便很快傳開了。
我的印像裡，黃裳可能是給該雜志寫文章最多的人。他在不同的隨筆裡，表現了很好的學識。身上的舊文章脈息甚多，在什麼地方有知堂的味道。但他自己不承認此點，以為自己喜歡的是魯迅傳統。他在明清歷史方面多有建樹，從材料說話，文字亦好，周氏兄弟的筆法藏在筆後，真的是民國辭章的延續。而我印像深的是他關於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理解，以京派的文字傳達左翼的思想，在文體上獨步學林。
我自己很喜歡那些有歷史感覺的文章。許多前輩對於舊時風景的打撈，依然帶有八十年代新啟蒙的意味，談歷史人物，尤其是那些學問家的往事，其實也是在溫習歷史。以人入史，或從史入人，用心的人總有些獨特的發現。金克木、季羨林、李澤厚的某些短章，催開了諸多思想之門。我們隨之思之、問之，好似進入山間的小徑，彎曲之中，忽見到諸多風景。
因為倡導“讀書無禁區”，雜志涉獵的話題甚多。近代史與古典學一些鮮見的影子飄來，驚喜之外還有觀念的洗刷，引起爭論也是自然的。有人曾說《讀書》是一本時髦的雜志，那其實是誤解。上面的話題看似很新，其實許多是舊事重提。史學界對於民國學人的追憶，文學界重讀經典，哲學界則是注重原典的價值。那些關於域外思想的介紹，也多是學界百年來思想的延伸。作者們一個共識是，接續前人的薪火，纔能回到學術的基本話題中。而王國維、魯迅、胡培的精神，需認真咀嚼方能發現真意。但是在眾多文獻的閱讀中，我發現我們與前人的距離甚遠，今人要弄清五四那代人的話語方式，其實並不容易。所謂往者難追，是的的確確的。
我給《讀書》的文章有兩類，一是命題作文，一是圍繞魯迅傳統的心得。記得趙園剛出版了新作，大家都說好，吳彬便邀我寫點評論。有感於趙園的五四遺風，便說了諸多的感受。多年後我寫鄒韜奮的文章，繫祝曉風所約，他剛剛接任主編，策劃了紀念鄒韜奮的專題，我便匆忙為之。其實我對於鄒韜奮隻是一知半解，寫《走向大眾的知識人》時，翻了許多檔案材料，對於三十年代的出版業與文化思潮的關繫，有了另一種理解。而關於魯迅傳統的研究心得，寫得很隨意，並不繫統。從曹聚仁到徐梵澄，從唐弢到高遠東，都是沉澱下來的感受，隨讀隨記，留下彼時的一點心緒。感謝吳彬、葉桐、衛純等友人的催促，二十多年間，沒有間斷給雜志供稿。自己的趣味在慢慢變化，唯一不變的是對於魯迅以來知識分子風氣的關注。
但雜志也因其一些觀點刺眼，引起過不少的爭鳴，被讀者批評也是自然之事。可是《讀書》並不自以為是，也願意刊發反駁自己園地裡的作品的文字，於是形成一種對話氛圍。記得茅盾誕辰百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篇《身後的寂寞》，有人並不同意我的觀點，寫了尖銳的批評來信，《讀書》照登。那批評並非沒有道理，比如說我以魯迅的標準要求茅盾，有點刻薄，想起來說得也對。自此以後，在審美的思考上，我便注意不再以唯一的尺子去量歷史人物了。
給《讀書》的文章，也讓我想起諸多的故事。王瑤去世後，關於他的話題變得沉重起來，幾年後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潤華集》。忘記怎麼得到了這本書，讀後對於先生的晚年有了許多認識。憑著一點印像，以此為入口，梳理他的學術思想，在我是一次學習的嘗試。文章最初的標題是《讀〈潤華集〉》，吳彬以為不好，改為《拖著歷史的長影》刊發出來。
寫關於王瑤的隨感，其實是為了感激他帶來的啟示。上大學的時候，王瑤來我們學校做過演講，後來在魯迅博物館工作，有了接觸的機會。他很幽默，講話中沒有一般教授的腔調，語態保持了民國讀書人的機敏、隨和，一些談吐帶有《世說新語》的味道。他的新文學研究與一般人不同，有史學家與左翼經驗為基礎，毫無匠氣。也就是說，新文學研究，與自己的人生體驗有關。但背後有很強烈的學理的支撐。他晚年的思想其實很重要，較之先前是有很大變化的。這變化學界注意得不夠，我們在錢理群、趙園的寫作中其實看到了王瑤的長長的影子。
《讀書》上有許多王瑤弟子的文章，他們的精神邏輯大致是一致的。以錢理群為例，他討論五四以來的文學與思想，顧及不同流派的價值，而自己的興奮點在魯迅思想的繼承。這個思路也深深影響了我，覺得梳理魯迅傳統需要幾代人努力為之。呼應錢理群的有許多人，王乾坤、王曉明的文章似乎也在相近的語境裡。大家意識到，要有多學科的交叉纔能夠搞清楚其間的經緯。
我自己因為對於極左思想的痛恨，在面對以往的陳跡時，有意回避左翼的詞語。這是與錢理群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偏執之語。那時候喜歡以胡適、知堂的視角回望昨天，所寫曹聚仁、劉半農、臺靜農的文字都留下這樣的痕跡。細想起來，隻是在知識上豐富了自己，其實未必切中新文學傳統本身。這給我很大的困惑。有幾篇舊文使我想起一些當年的片段。比如，我對於江紹原先生一直有種神秘感，看周作人的日記，知道他與周氏兄弟關繫的密切，是一般人不及的。我與江先生的女兒江小蕙曾經是同事，從小蕙老師那裡，看到了魯迅、周作人、胡適、錢玄同大量的手稿，知道了一點五四學人的舊事，尤其是民俗學的建立，江紹原先生可謂功不可沒。而魯迅對於民俗學的理解與推廣，不僅給江紹原頗多影響，對於後來文學觀念的演進的認識，也可說有推進作用。但這樣的描述，對於魯迅與同代人的關繫上僅僅停留在趣味之中，那其實也遺失了思想史素。
讓我驚異的是域外學者的一些思考。過去談魯迅的影響力，一般都在本土的語境裡。自從日本、韓國的學者的研究成果介紹過來，東亞視角成為一個不能忽略的存在。多年前日本衝繩之行，給我很大的衝擊，發現了魯迅精神在東亞知識界的活的形態。八十年代後，我自己喜歡在非左翼的話語裡回望歷史，但衝繩的文化卻告訴我魯迅的生命力卻在那種左翼的反抗精神中。日本知識界喜歡魯迅，與那思想的反抗性不無關繫。而底層讀書人在面臨苦難的時候，魯迅遺產給予的支持，是別的傳統不易代替的。毋寧說，魯迅激發了草根左翼的產生。
在衝繩訪問的時候，發現實地考察得出的印像，可以修補許多過去的盲點。人活在絕望、不幸的陰影裡，纔知道陽光的可貴。被戰爭扭曲的衝繩天空，流散著冤魂的影子。那些反抗美軍占領的知識分子從魯迅那裡得到的啟示，形成了新的文化意識。在凝視那些人與文字的時候，我纔知道了魯迅的跨國界的影響是如此之大。
以魯迅為核心，擴展起來看過去的文化變遷，會發現我們的文化有一個生態繫統，但後來的觀念對於這些生態的描繪過於涇渭分明，實際上那時候的人與事乃相互交叉的。《讀書》本身也包含左右不同思潮，作者群的交叉其實給雜志帶來了生氣。我過去幾十年也關注日本的漢學傳統，尤其是現代中國的研究，發現那些研究者雖然立場不同，但對於文化生態總體把握時有一種立體感，這恰是我們要借鋻的態度。我的寫作過於纏繞在過去的單一記憶裡，好似一直沒有走出八十年代。得中之失與失中之得，也是摸索中的代價。
魯迅傳統博矣深矣，這些跨出了文學的疆域，在金石、考古、宗教、哲學與東亞近代史諸方面都有很廣的話題。我自己隻是梳理了其間的部分內容，有些也吸收了同代人的觀點。王得後、錢理群、王乾坤、汪暉、王曉明、林賢治、高遠東等人的思考，給我帶來不少的參照。他們身上的個性之光，也證明了魯迅之於今人的意義。而《讀書》要繼承的，也恰恰是這樣的傳統。
如今談及這段歷史，眼前晃動著無數人影。要感激的人呢，自然很多。學術史與編輯史是不能分開的，幾代編輯留下了諸多可以感念的形影，他們的率真、灑脫，讓我持續地與雜志保持著友誼。君子之交，乃在望道之樂。因為深知人類認知的有限性，渴念著從精神的小徑走向開闊之域，偶有一些荊棘算不了什麼，在差異性語境裡思考問題，纔不至於被歷史的循環之影絆住。
至於我自己在《讀書》上的文字，不過個人閱讀史的痕跡，在那些年月，隻是隨著同代人一起進行著自我的突圍而已。其間的幼稚、彷徨與憧憬，都如影子一樣，隱入逝去的昨夜。《讀書》創刊的時候，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年代。從禁錮裡走出的人，懂得自己要尋找什麼。我們這些曾經帶著尋路之夢的作者，精神有深淺之別，見識有高下之分。但追趕思想的腳步，是不能停歇下來的。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