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故事主筆郭玉潔非虛構名篇首度出版：寫人，述事，記錄時代——千面、百態、萬像交織，凝成《眾聲》——北島、許知遠、葉三誠意推薦。
★對話陳忠實、北島、李海鵬、朱天心、楊牧、吳明益，追思鳳飛飛、蕭紅、張棗......聊工匠精神、文學初心，看命運如何寫進人生的底色。
★臺北—清道—柏林—烏蘭巴托：每一次出發，都是一場發現和追溯之旅，在時間往復的回聲中，不斷找尋通往人間的路徑。
★立足於人生現場，過去現在，時代變遷，作者以如實的觀察與行進，展開了一段段關於人世、際遇、命運的講述。聽過眾聲，纔能請教自己的內心。

*我十幾年前在網上結識了郭玉潔，後來成了好朋友。這些年，她東聲西擊，變化莫測，在我猜想中，她的寫作勾連成一條隱秘的小路，與馬路、公路和高速路無關。風格即人——她忠實於自己，傾聽自己的聲音，在黑暗中辨認方向。

——北島

*這本書充分展示了玉潔的纔華，她將纖細的感受力與銳利的思考美妙地結合起來，她必定會成為一位傑出的作家。

——許志遠

*讀郭玉潔寫的人和事，是近些年來少有的溫煦的閱讀體驗，就像在聽一個厚道而聰明的人將她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想，徐徐地講來。這些人和事中，奇聞不多，名流不少，然而歸根到底，我讀到的是一個朋友在講述她對世界的好奇、理解和思考。我想，這就是寫作的本質。
——葉三

時間的工匠
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許他就是這個時代的IT宅男。不過，他也曾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世界，成為主人翁。

天黑前趕到目的地
這就是有舞臺的人，擁有另一度生命。/像所有的流行明星一樣，她最終成為了化石，依據她的歌聲、形像，人們可以測定年代。

找一個自己的房間
自由從來不容易，不是一個姿態，一個手勢。自由是永恆的克服重力，掙扎著向上飛行。

詩人張棗之死
“隻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這是張棗最廣為流傳的句子。顧彬寫訃聞說，他是一個天纔，但他沒有珍惜自己的纔華。

在高山前，蓋一所木屋
當我回去，該如何描述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老師阿明
我的老師吳明益說，小說是一門展示心碎的技術，也是挽救心碎的技術。

在花蓮聽楊牧講詩
2013年，楊牧從華盛頓大學退休，73歲的他，仍然在教授《詩經》和葉慈。他小心地調和、安排，固執笨拙，卻保護了內心的完整與自由。

荒蕪青春路
我想，“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今天還活著，它會活在每個時代。

何偉的三場演講
很多時候，你仿佛在《江城》裡看見一個個性過於敏感的美國年輕人，在混亂吵鬧的中國小城，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和內在的完整，在做著絕望的努力。

文學是一場偷情
在一個貧瘠乏味、整齊劃一的矩陣裡，為何是這一個，而不是其他的編碼錯亂了，想要成為一個火箭，去往自由而無助的太空？

七次盛大的婚禮
穩定不是生活的本質，不穩定纔是。太平盛世的生存技能，就是在搖搖晃晃的世界裡，盡力保持暫時的平衡，活下去。

在成吉思汗的榮光裡凝望路易威登
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喚這個13世紀的霸主。正午的陽光下，他坐在歷史的陰影裡，越過前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的雕像，凝望著路易威登，社會轉型中的物質欲望。這就是蒙古的今天。

貧窮，然而性感
徹底的孤獨，與所愛的人、世界隔絕，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個更難以忍受？

柏林斷章
我想對我而言，答案很明確，不經反省的、太輕易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命運交叉的城市
臺北是一座與人和善的城市。小小的街道，處處是便利店、小喫店。臺大附近的巷弄裡，遍地是咖啡館、書店。人們在此戀愛、寫作、高談闊論，用最美好的方式打發時光。

一個老兵的春節
戰爭真的太可怕了，你們年紀太輕都不知道啊！

我相信，我記得
可是如果十七八歲的時候，你不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十七八歲——盡管那很貧乏，很小資，你怎麼可能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五十歲、六十歲？

陝西來了個倔老頭
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層層規矩裡催成的早熟下，尋求一個個性解放的生活？

《時間的工匠》
一
李方樂個子瘦小，腦袋比起身子來，大了一號，腦門尤其大，前額鼓出一塊，在燈光下發亮，兩側是半寸長的白發。雖然已經72歲，但是走慣長路，行動十分敏捷。說話時有點不好意思似的，他並不直視，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條理清晰，一樣一樣，按照順序折好了放在腦子裡。年輕時，他必定是個聰明伶俐的工人。
都說上海人門檻精，李方樂表現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極有分寸。每次見面之前，一定會電話確認，提前五分鐘到。熱情，卻也絕不過分。有時也會禮貌地露出小心思：“現在也不興問女士的年齡了……”然後歪著腦袋等我回答。
李方樂不抽煙不打麻將，生活過得簡單。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職，賺一份應酬零花的收入，他最大的娛樂，就是看展覽。
每年年初，李方樂請經理上網，把全年的展覽找出來，他挑出自己喜歡的，打印出來，依次去看。這些展覽大部分跟機械有關，機床、模具、太陽能、自行車……一般免費，隻有一次，李方樂花一百塊，看了一場遊艇展。同事見他喜歡，送了他一張三千塊的賽車票，是主席臺附近的位子。但是，他看著車以極高的速度在場內轉來轉去，覺得很沒意思。2014年轟動上海的莫奈展，李方樂也看了。但是抽像畫麼，他覺得自己不大喜歡。
2014年，李方樂看得最過癮的一場展覽，是卡地亞的鐘表展“瞬息?永恆”。
十年前，李方樂曾在上海博物館看過一場卡地亞的展覽。那場展覽以珠寶為主，鐘表很少，隻占一個櫥窗。李方樂看到一座鐘，形似大門，鐘盤兩邊是兩根白色圓柱，撐起底座和門檐。看標識，這座鐘叫作“門廊”。讓李方樂奇怪的是，一般來說，時針分針背後，總能看到機芯，因為機芯帶動指針的轉動，但是在這座全然透明的鐘盤之中，他隻看到兩根針騰空旋轉，後面空無一物。隨便李方樂怎麼找，就是找不到機芯在哪裡。
仔細讀櫥窗邊的說明，李方樂纔知道，這是卡地亞著名的“神秘鐘”。這座鐘的奧妙在於：它打破了指針與機芯相連的技術慣例，把指針固定在水晶表盤上，成為整體，當機芯連接表盤，帶動表盤整體轉動，也就帶動了分針和秒針。
1912年，工匠莫裡斯?庫埃（MauriceCoüet）制造出第一座神秘鐘。當時，歐洲的貴族像一百年後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樂一樣，圍著神秘鐘，想要找出這一魔術的謎底。神秘鐘從此成為卡地亞鐘表的像征。很長時間內，卡地亞嚴守這一工藝的秘密，就像可口可樂的秘方一樣，讓懸念成為神話的一部分。一百年後，李方樂在這個懸念前徘徊不去。到底技術上如何完成呢？櫥窗邊的說明無法令他滿足。他每天琢磨這個問題，連看了三天展覽。
2014年，卡地亞鐘表展宣傳冊的封面，就是李方樂十年前看過的神秘鐘。不用說，他是一定要去的了。
這年夏天並不很熱，霾卻比往年嚴重。卡地亞的展覽選在黃浦江東岸的上海當代博物館，這裡原本是一座電廠，世博會期間，改建為法國館。世博會結束，荒廢了兩年之後，改建為上海當代博物館，電廠高聳的煙囪成了博物館的標志。這年晚些時候，蔡國強將在黃浦江上放煙火，與此相關的展覽“九級浪”就在上海當代博物館展出。
這次展覽，單是“神秘鐘”就來了十座。李方樂進了珍寶庫，眼睛都要不夠用了。更讓他驚喜的是，每隔一兩個禮拜，會有一個工匠從瑞士飛來，在展覽現場演示制表工藝。演示的環節共有四個：寶石鑲嵌、倒角、機芯組裝、琺瑯。其中，寶石鑲嵌、琺瑯都是裝飾性的技藝，李方樂並不十分欣賞，機芯組裝也還好，隻有倒角，李方樂最感興趣。
倒角，簡單來講，就是打磨機器零件。它看似一項微末的技藝，卻是高檔和低檔鐘表的重要區別之一。高檔鐘表，零件無論大小，全部精心打磨，表面像一面鏡子，邊緣像一道光。這樣，無論從正面，還是從透明後蓋看進去，機械與美呈現一體，價格自然也上去了。這道工藝雖有機器，卻由手工操作，全憑耐心和經驗。李方樂在國內從未見過，他想，未來也許用得到。
梁瑋是現場的法語翻譯，她對李方樂印像很深。因為演示結束後，一般觀眾都問：這塊表能賣多少錢？做這樣的表要花多長時間？但是李方樂上來就問：這用的是什麼工具？能不能讓我看看？
梁瑋記得，李方樂穿白色條紋短袖襯衫，身型瘦小，他說自己是個退休工人，鐘表愛好者。梁瑋倒覺得，李方樂很有知識分子氣質，很有禮貌，總說謝謝，也總擔心打擾別人。如果現場人多，李方樂會說，小梁，你們先忙，我等人少的時候再來。但是他對技術的痴迷，千真萬確屬於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隻有二十多歲，他來自制表重鎮拉紹德封，十多歲開始學習制表。相對於“這塊表多少錢”一類的問題，他也樂於和李方樂交談。他教李方樂如何使用工具，應該用什麼手勢。傍晚六點半，一天的展覽要結束了，李方樂把不懂的問題都記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樂不僅帶來了問題，還帶來了一個塑料袋。他從塑料袋裡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請工匠示範，然後自己打磨，再請工匠幫他修改。三天下來，工匠說，所有的技法，李方樂都已經學會了，隻需要再熟練些。
這次展覽，李方樂去了11次，常常等展覽關門纔離開。他學會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沒有告訴工匠，這門技術，他要用在自己的機芯上。
二
最早，李方樂感興趣的並不是鐘表。
李方樂八歲跟父親到上海，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20歲，他高中畢業，分配到百貨公司繫統，做過營業員，倉庫保管員。後來進入文具廠，專門生產圓規。1979年，上海百貨公司將部分鐘表修理作坊組成鐘表零件廠，統一承接零件加工業務。李方樂也調到了零件廠。
上海開埠以來，就是一切時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鐘”繫列在歐洲問世的時候，上海有了亨達利、亨得利，大量進口瑞士鐘表，浪琴、勞力士、歐米茄……通過上海，銷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鐘，尚可購買零件組裝，但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精密機械，是歐洲工匠幾個世紀的智慧累積而成，當時的中國沒有能力生產，隻能進口。
1949年之後，進口之路幾乎斷了。新中國的領導人指示，要“填補空白”，制造中國自己的手表。但是，當時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沒有圖紙，沒有加工機器，工人們以洋傘骨、繡花針、自行車鋼絲為原材料，進行研制。在這樣的條件下，1955年，天津制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制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後，這兩座城市分別成為鐘表制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樂進入零件廠時，中國的鐘表行業正在進入最好的時代。“文革”結束，人心有期待。生產力和消費力都在釋放，人們結婚要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和手表。一塊上海牌手表120塊，是工人三四個月的工資——昂貴又夠得著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鐘表行業已連續九年每年生產手表一千萬隻以上，有24家工廠，一個研究所，20個經銷部門，一所職工大學，一個運輸隊，兩家合資企業，全行業在編職工31720人。
零件廠一時壯大，有300多人。廠裡的工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1960年代以來鐘表技校的畢業生，他們好比唱戲的科班出身；另一類是1949年之前就在鐘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們熟悉進口表的結構，能夠仿制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裡記載了一件事：一位少數民族著名人士，外賓送給他一隻刻有沙特阿拉伯國王頭像的手表，不慎損壞，別的地方無法修理。鐘表零件廠受理後，指派技師畫稿制版，翻新表面，重刻頭像，整舊如新，他非常滿意，贊揚該廠是一家“鐘表醫院”。
李方樂不是鐘表修理工，他是金屬加工車間的機修工。當時，盡管手表可以國產，機芯、齒輪、遊絲都可以國產，但是制造手表的關鍵機器全部是瑞士進口。李方樂負責維護、修理機器，也常常去其他鐘表廠，參觀生產線上的瑞士設備。他覺得鐘表修配沒什麼，機器，纔是最復雜最現代的工作。而廠裡那些六七十歲的老師傅，還在用十幾歲學徒時的機器，手搖操作，制造零件。他邊看邊想，這實在太土了。
1990年代，鐘表業的好日子結束了。市場的蓋子一旦打開，暴風雨就會到來。原來在隔絕和保護下生長的工業體繫，很快被衝垮了。一方面，廣州、深圳等地進口零件，組裝廉價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貴的進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終於又來了。作為實用物件，市場已經飽和了。作為奢侈品、裝飾物，上海手表沒有競爭力。
1998年，鐘表零件廠關門。在那前後，鐘表制造廠、紡織廠、儀表廠、熱水瓶廠……紛紛關閉。上海曾經是中國的輕工業基地，是好質量的像征，這一頁沉重地翻過去了，頁面上是一百多萬下崗工人，和社會主義工業的歷史。上海新的野心，將是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崗工人一樣，李方樂過了一段蠻討厭的日子。55歲的他，每月拿325塊補貼，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們還要供女兒讀書。同事們各尋出路，有的去名表維修店，有的下海做買賣。李方樂靠修理音像設備，撐過了許多年。
盡管如此，他對機械、機床仍然有很大的興趣。2000年，女兒大學畢業，家裡經濟好轉，但仍有債務。這時，李方樂在朋友的廠房看到一臺別人存放待售的機床。他一眼看出，這是瑞士著名車床“肖別林”。他請朋友留一留，先不要賣。他四處借錢，湊足了7000塊，加上運費、請客，8000塊，車床到手。李方樂立即動手拆解車床，再重新安裝。在關鍵部位反復了無數次，花了一兩年，纔完整裝好。拆裝的過程中，他無數次感嘆，這部車床零件加工之精細，對精度考量的縝密，國產機器根本無法相比，中國要成為制造強國，實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零件廠裡，有一位比李方樂年輕十多歲的同事小董，畢業於鐘表技校，長得五大三粗，李方樂覺得他像山東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邊，像拿棍棒的拿著繡花針。但這位同事卻是同一批技校生裡最聰明、技術最好的。下崗後，小董什麼都做，修表、賣鞋、倒賣水貨鐘表……一年能賺三十多萬，但是他不甘心，想研發陀飛輪——這是當時最復雜的鐘表技術之一。小董找來李方樂，幫他做加工設備。
一天，小董叫李方樂去他家。他說，我讓你看樣東西。他拿出一座鐘，透明的表面之內，機芯排成狹長的一條。這是老牌廠家積家的鐘。李方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機芯。機芯由一百多個、甚至數百個零件組成，關繫復雜，圓形最適宜擺放，所以一般來講，機芯都做成圓形，中國的鐘表制造也一律如此，溫飽而已，從未有過這麼特別的設計。李方樂想：原來鐘表也可以這樣玩，那麼，我也可以試一試。
2007年，他決心動手。
第一步，畫圖紙。他不懂用電腦，畫圖全靠手工。他也沒有設計的經驗，隻能參考原來廠裡的資料，再做改進。在一張工程圖紙上，為了能畫出合適的弧形，李方樂拿出早年的功夫，自制了一支一米長的圓規。
第二步，他在舊貨市場以十塊一隻的價格，買了許多上海手表，把機芯零件拆下來，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設備，又曾有金屬加工的經驗，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錢去寧波訂制。他存夠錢，就去，沒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機芯做好了，但是沒有走動。
2009年，李方樂再次試驗，做出了第二款機芯。形狀不錯，一條長型的夾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齒輪、遊絲、擺輪。但是上完發條，仍然沒有動靜。這時他纔後悔，當年沒有跟老師傅學習手藝。盡管各類加工他得心應手，但是調試、尋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樂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幾年，同事小董患癌癥去世了。他沒能做成陀飛輪。他和李方樂所做的，原本應由整個工業體繫來支持，最後卻成了孤獨的徒勞。
2013年春節，李方樂待在家裡左右不是，最後下了決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設備悶頭搞起來。同事看他已經忙活了好幾年，問道，老李，怎麼還沒搞好？李方樂呵呵笑道，完成之後，一定請你們喫酒。心裡想的是，這次如果搞不出來，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圖紙，四處找數據，發現原來是齒輪的中心距不對，所以兩隻齒輪咬住了不轉。必須要重新制作齒輪。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師傅留下的“土”機器，手工操作，做了兩隻像指甲一樣大小的齒輪，每隻齒輪有84齒。
李方樂的第三個機芯，轉動了。他實現了自己的許諾，請同事們喫了一頓飯。
三
按照北方話，李方樂會被稱為“李大爺”。他連聲說：“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爺。”“叫我老李。”他說。最後我們折中為社會主義時期的稱呼：李師傅。
李師傅穿著樸素，同事送的羽絨服，鼕天也不舍得穿，礦泉水瓶子裡泡好了茶，塑料袋裡裝了他所有的寶貝，機芯、圖紙、眼鏡……他說，他沒有別的興趣，隻喜歡這個：鐘表。
李師傅關於鐘表的知識，大部分是從展覽和雜志中來。
1990年代初，他帶女兒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鐘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館的藏品，其中有一隻擺輪作360°旋轉，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陀飛輪。
1999年，他在書報亭看到一本雜志《名表之苑》，在雜志裡，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隻是勞力士、歐米茄。之後，他又看到《名表論壇》，這本雜志由香港“表王”鐘永麟創辦。鐘永麟是物質富足時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車名筆樣樣都能寫，寫得最多的是腕表。每隻表他都能夠講出機芯、機構[鐘表裡面的一些零件，叫做機構，專有名詞，不是結構]、歷史……他說，一個男人必須要有三塊手表：日常佩戴、運動款和適合正式場合的華麗腕表。而鐘永麟本人則收藏了四百多塊名表。
這些表沒有一塊是李師傅買得起的。李師傅講了一個故事，香港彙豐銀行的一個大班，無意中在倉庫裡看到一批古董鐘表，迷住了。他退休後，在世界各地收集鐘表。有錢，此事也不難。可是有一次，在拍賣會上競拍時，他最後差一口氣，心愛的腕表給人買走了。大班生了一場大病，幡然醒悟，連開兩場拍賣會，把所有的收藏都拍賣掉了。李師傅說：“徹底解脫了。再也不動這個念頭了。”
月薪兩千多塊的退休工人，談著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卻絲毫不令人覺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懷表、腕表一直是有錢人的財產，闊太太小姐的首飾。“一戰”後，盡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檔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琺瑯、鑲鑽，向來不是一般人能夠擁有的。李師傅卻用這個故事，想說明名鐘名表背後財富的虛無，沒有也罷。他最在乎的是：這些機械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從鐘表愛好者，李師傅最終走向了制造者。
李師傅決定做機芯之後，很少告訴別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別人笑話。你也能行嗎？他怕別人這樣問。盡管第三隻機芯走動了，但走了幾天，又停了。有時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勞力士，你這是甩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決定再拿出一年時間，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師傅也清楚，自己的機芯，隻是個人的玩具。把機芯改變形狀，重新排列，在鐘表行業，也隻是簡單的、已成型的工藝。至於更復雜的功能，隻能望洋興嘆了。在卡地亞的展覽上，對著滿室的名鐘名表，他覺得自己的機芯，好比丑媳婦，難見公婆。
但是談論這些復雜的工藝，仍然是李師傅最開心的事。比如積家的“空氣鐘”，利用溫度變化，熱脹冷縮，作為動力的來源。“相當於永動機了。”他贊嘆。
還有“三問”，何為“三問”？報時，報刻，報分。李師傅翻開一本磚頭厚的雜志，大半本雜志包著一個“三問”的簡易機芯，機芯旁邊寫著12：59——一天中數字最多的時刻。他從塑料袋裡拿出一個鑰匙扣電池，小心地放進去，壓上開關。
“叮，叮，叮……”雜志的小洞裡傳來了12下聲響。十二點。
“叮咚，叮咚，叮咚。”李師傅伸出三個手指，示意這是三刻。
“叮，叮，叮……”報分的聲音與報時相同，卻要高八度，聽起來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靜的辦公室裡，我們身後是一排排電腦。通常，我們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開手機，看阿拉伯數字顯示的時間。人類曾經努力將時間實體化，在小小的表殼內玩弄炫目的把戲，窮盡了心思。以至於今天，鐘表已不再有技術創新，隻是把一百年前的花樣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再看表，更不問表了。
李師傅不懂電腦，制表時很喫虧。現在學，也來不及了。他說，對他來說，時間已經在倒數了。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許他就是這個時代的IT宅男。不過，他也曾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世界，成為主人翁。
“叮！”高音停了。耳朵靠在雜志邊一直凝神在聽的李師傅抬起頭，說：“這是12點59分。”
……

1

我出生之後，四爺來看我。
他問，起名字了嗎？
母親說，起了，叫育傑。教育的育，傑出的傑。母親出生在地主家庭，幼年父母被批鬥，死於饑荒年代。她在福利院長大，幾次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盡管母親絕頂聰明，但是僅僅活下來、讀書、工作，就竭盡了她所有的力量。她希望我長大後，能出人頭地。
四爺是我媽的叔叔。他生得早，享受過地主家的好處，是一個會做格律詩的慈祥老人。他說，這個名字不好，改成這兩個字，玉潔。
我們縣有一個著名的書法家，叫馬玉浩。所有學校的校名都是他題的，領導辦公室、有身份人的家裡，都掛著他的作品。左下角署著三個字：馬玉浩。我上學之後，老師點名，郭玉浩。同學們哈哈哈笑起來。有的老師仔細看一下，故意說，我還以為是郭玉浩呢。這不太好笑的笑話，同學們也哈哈哈地笑起來。課間，放學後，同學跟在後面叫，郭玉浩，郭玉浩。連我弟想要氣我時都會說，郭玉浩，嘻嘻。
長大以後，我看到成年人的行為，回憶起童年的遭遇。比如說，人們蹲下來看著你，說出兩個人名，然後問，他們是誰？你已經略懂人事，知道這是你父母的名字。但是你不想回答，因為從對方憋住笑的臉上，你感覺到了問題背後的惡意。
原來隻是名字，就足夠讓人難堪了。
離開了家鄉，馬玉浩的噩夢終於消失了。但是，這個名字再一次讓我覺得不自在。朋友介紹我，郭玉潔，玉潔冰清的玉潔。又是一陣哈哈。這個名字寓示著強烈的女性氣質，而我明顯的，並沒有太多這樣東西。
後來，我成為了記者。有時候曲盡聯繫，終於見到（男性）采訪對像，我在猜測，對方會不會感到意外呢？——女記者比較占優勢，因為受訪者通常是男性，這是書本裡沒有、但在媒體圈流傳的關於采訪的學問。
我開始寫文章，標題另起一行，鍵入“郭玉潔”三個字。刊印之後，一位讀者約我見面，她驚訝，原來你這麼年輕，我以為你四十多歲呢。哦，是嗎？我想，讀者會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呢？也許會覺得自相矛盾，不易浮現出一個清晰的形像。年紀很輕，文字老成。名字柔弱雅致、有點俗套，但我追求的文字風格，是沉郁頓挫——這倒與我的性格相符了。
文字符號有自己的生命，背後是語言傳統，他人的期待……名字與我，仿佛兩個人。我有時候想，說不定我媽取的第一個名字，“育傑”，農家子弟頭懸梁錐刺骨，鯉魚跳龍門的形像，還更像我一些。
我緩慢地寫著，直到結集出版的這天。

2

人有可能一輩子生活在出廠設置之中。
我經常回憶起我媽說的一些話，驚異它們對我的影響之深。比如，人要懂得報恩。小時候，我真是聽膩了母親的故事。通常都是她小時候，誰曾分她一碗小米粥，誰曾在假期收留她，給她家庭的溫暖，誰在逃荒路上等她活過來。她不停重復這些名字，確認他們永遠不會被忘記，並成為她、也成為我平生行事的依據。
我媽喜歡講的第二句話是，做大事，不拘小節。我在報紙上讀到，諸葛亮執政巨細靡遺，辛勞而死，也未能使蜀國一統天下。我又讀到另外一句，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原來兩句真理是可以互相反對的。那時的我沒有去想，到底未來要做什麼大事，又要去掃哪一個天下。隻隱隱約約覺得，這和我媽不喜歡做家務有點關聯。長大後的生活裡，我毅然選擇了聽媽媽的話，隻在乎很少的事情：愛，友誼，知識，某些原則。其他事都是小節，包括家務。
第三句對我影響至深的話是：不要自己誇自己，要把事情做好，讓別人誇你。
不用說，這句話是多麼落伍了。
1980年代工廠改革之後，就有人在報紙上教育大家，“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不對的，光是產品好沒有用，要懂得推銷，做市場。三十多年過去，商業邏輯已經爬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人本身——名字，面孔——也變成了商品，變成了渠道。經營它，傳播它，利益自然會來。所謂網紅，莫不如此。
我的職業生涯，目睹了媒體市場化的進程，各家媒體學習西方的老師，建立起部門完備的公司，發行、廣告、內容、美術，各司其職。一些雜志喜歡談論《經濟學人》、《時代》周刊，個人不重要，新聞是集體協作的產物，機構本身就像征了專業水準。也總有人宣稱要創辦中國的《紐約客》，培養有個人風格、成熟的作家。不管哪一種，在那些最好的媒體，總能在一種成熟的商業模式之下，承諾內容生產的嚴肅性和公共性。
互聯網之後，原有的商業模式失效了。機構媒體衰敗、破產，必須向市場證明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一夜之間，部門之間的壁壘打破，每一個內容生產者都必須學習做生意，學習營銷、銷售，或是配合營銷、銷售。更不用說那些四處奔散的自媒體。離開了機構，人們急於建立個人名聲，讓粉絲圍繞在自己的名字周圍。越是年輕人，越是能迅速理解新的遊戲規則。盡管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但這是距離成功最近的路了。
出版同樣如此。讀書的人越來越少，利潤微薄，競爭卻很激烈。低調出好書、等待知音人，再也行不通了。腰封、讀者見面會、請名人捧場、互捧、大量簽名，漸漸成了出書的標配。這大約也是對的，誰會買一本從未聽過的作者的書呢？
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說，你想去看看我們的倉庫嗎？都是賣不出去的書，過了一定時間，就要回收變成紙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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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章，是我為所供職的媒體所寫，《生活》、《lens》、《正午》，還有和我情感深厚的《今天》、《單讀》。我還記得其中一些形成的過程。有時一整個月，腦子裡照著一盞明燈，白天黑夜，反復默誦每一個句子，不時躍出新的靈感；有時候滿心恐懼，不肯開始寫作，夜深時終於咬牙坐在書桌前，放任自己掉入黑暗的深淵，感覺天旋地轉，皮膚微微發麻，輕微的暈眩中，一個世界出現了，寫完時抬頭，天已亮了；有時正在旅途中，被無邊的孤獨襲擊，像癱瘓了一樣，掙扎著起來，寫下一千字，勉力度過一天。
我寫得很慢，網絡那頭，總有一個即將崩潰的編輯。終於寫完，我打開信箱，寫下編輯的地址，貼上附件，按下“寄出”。漲滿了風的帆突然癟了。我心想，糟了，我一定沒寫好。此後，我拒絕詢問發表的時間，也不看付印後的文章。偶爾拿到雜志，瞥見自己的名字，面紅耳赤。
這種對自己名字的羞恥，我已經不確定是家庭教育形成的謙虛自抑，還是因為我太重視寫作而無法面對這個疑問：我可能真的寫得不夠好。為了擺脫這種巨大的恐慌，最好的辦法就是忘記它，開始下一篇。
互聯網時代，掉頭不顧已經不可能了。讀者好像就在家門口，熱切評論，等待你的回應。但我總感覺受寵若驚，又無話可說。我想說的，都在文章裡了。我最赤誠、深沉的心思，都在其中。希望你樂意閱讀。
我已經找到了新的和名字相處的方式。我想像傳統的理想人格，就像玉一樣，溫和堅定。至於“潔”，或許可以看作人們熱衷談論的“純粹”，那是我希望擁有的品質。人是可以賦予名字意義的。但是除了自己，這意義對他人卻是虛空。歷史上有很多佚名的詩歌，難以考據作者生平的文章，它們流傳下來，就已經很美麗了。
謝謝我的父母，我今天的樣子基本上是他們塑造的。謝謝於威、北島、謝丁、婁軍等編輯對我的寬容和鼓勵。謝謝小燕，她總是我的第一個讀者，也是最重要的讀者。
希望能盡快度過這段充滿悖論的喧囂，然後，沉入我所熱愛的靜默，繼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