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現實,又充滿奇思異想,筆法亦莊亦諧，格拉斯展現了他對在人口危機和核軍備競賽陰影籠罩下的未來世界的憂慮。

《大腦產兒》寫於1979年。君特·格拉斯夫婦和電影《鐵皮鼓》導演施隆多夫夫婦訪問了中國、印度等國，亞洲之行激發了他對世界人口、核危機等問題的奇思異想，寫下了這部“隨筆、小說和電影劇本的集合體”。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德國作家、畫家。生於但澤(今波蘭格但斯克)。父親是德國人，母親為波蘭人。1944年入伍,1945年負傷住院,後被關入美軍戰俘營。戰後做過鉀礦工、石匠學徒等，曾在杜塞爾多夫和柏林學習造型藝術，參加過爵士樂隊。

1955年開始參加“四七社”活動，1956年出版詩集《風信雞的優點》，1957年劇作《洪水》首演。1959年問世的長篇小說《鐵皮鼓》使他獲得世界聲譽。其代表作還有《貓與鼠》《狗年月》《比目魚》《母鼠》《遼闊的原野》《我的世紀》等。199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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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絕對真誠之作。

——（美）約翰·艾文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19

第三章37

第四章52

第五章74

第六章91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譯後記（一）

譯後記（二）

第一章

穿行於自行車流之間，騎車人不斷從身邊騎過，常出現相同的裝束，相同的姿勢。這是一個大都市的自行車流，其密集程度猶如熱帶密林；這是上海，一個生活著一千一百萬中國人的城市。異國民眾之間，我們腦際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如果將來在兩個德國生活的德國人成了九億五千萬，中國人變成了近八千萬，世界將如何？

不由自主地，我計算下去，這樣的話，為世界施展與生俱來的勤勞的德國人中，薩克森人會達到一億，施瓦本人會達到一億二千萬。

我們在這自行車流中膽戰。這樣的假設可以做出嗎？這樣的假設被允許嗎？現在變成了九億五千萬的德國人，如果以他們每年1.2%的人口增長率增長，到2000年，德國人口會達到十二億。可以想像這樣的世界的存在嗎？可以指望這樣的世界的到來嗎？這個世界該不該抵制（可是怎麼抵制）這個數字？或者，這樣的世界真能容下這麼多（包括薩克森人和施瓦本人在內的）德國人，就像能容下九億五千萬中國人一樣？

這種的假設理由是否充分？需創造怎樣的條件來讓德國人口這樣嚇人增長，又需通過怎樣的方式來取得成功呢？是不是得通過鋼鐵紀律，通過德國化進程，還得通過“模範母親或者生命泉協會的精神”這四項都為納粹時期通用的政治方針。當時多子女的母親被標榜為模範母親。而生命泉協會是個納粹協會，宣揚種族純化。——譯注（本書中的注釋皆為譯者注）來實現？

為了不在這眾多思緒中迷失方向，我們這樣安慰自己：如果將普魯士老傳統請回來，統治十億德國人應該沒有問題。就像在中國，盡管經歷了種種革命，行政傳統仍保障著他們對民眾的管理。

至此，烏特和我必須馬上回到現實，留意從身邊駛過的一輛輛自行車。（我做得幾乎不顯鼻子不顯眼，若走在德國自行車流中，卻是無法避免的。終於我們安然無恙地離開了車流，也離開了我們可能會衝撞的其他事情。）然而，當我們結束數月亞洲之行，訪問了中國、新加坡、馬尼拉、開羅，又回到慕尼黑、漢堡、柏林後，我們的德國現實感中同樣伴隨著種種假設的出現，不過這些出現是反向的。

具體地說，德國人口的發展問題正引起國人的爭論。在野黨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指責政府阻止了德國人口的正常增長。他們說，致使德國民族面臨人口萎縮的原因，是社民黨自民黨大聯合政府管理不善，政府工作不利，導致人口增長停滯，使聯邦德國六千萬人口的穩定隻能靠外國人的加入來保障，他們認為這簡直是恥辱；這樣發展下去，如果不考慮外國人（外國人本來就該考慮，自然而然要被考慮）的加入，德國人口增長還會緩慢，人口老齡化趨勢更會加劇，以至不能不預見德國人會消失殆盡的前景。同時人們知道得很清楚，根據統計數據，中國人口在迅速遞增，2000年時，他們的人口將達到新高。

如果在聯邦議會及公眾輿論討論德國人口減退問題的當口，偏巧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來訪，這很可能會造成在野黨的恐懼。這使他們恐懼。德國人恐懼感的增速總是不慢，它比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還快，因為會制造恐懼的政治家們將此項工作列入了他們的日程安排。

德國人正在死絕。世界上會出現一個沒有人民的空間“沒有空間的人民”曾是納粹為發動戰爭制造輿論的口號之一。這裡是格拉斯借此做的文字遊戲。。這能讓人想像嗎？允許不允許人這樣想像？沒有德國人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沒有了德國人，世界會有怎樣的新開端？從此世界得靠中國人拯救？沒有了德國人其他民族會感到缺什麼嗎？沒有了我們德國人，世界還有什麼意義、什麼情趣嗎？難道世界不用再造出包括薩克森人、施瓦本人在內的新德國人了？回顧歷史，德國人的死絕會不會被認為理所應當： 他們不過隻陳列在博物館玻璃窗內，世界終於可以安寧下來不再受其野蠻干擾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德國人如果放棄人口增長，讓自己從歷史上消失，讓自己變成世界新成員的教材，這是不是一種高姿態？

這些假設縈繞腦際，揮之不去，說明已成了我的課題。不知道的是：它們該寫成一本書，還是該拍成電影？這本書或這個電影可以以《大腦產兒》命名，或者兩者可以享用同名。這個名字來自有關宙斯神的傳說。宙斯神的女兒——女神雅典娜是從宙斯腦袋裡出生的。放到如今，說男人腦袋裡可以懷孕，實屬荒謬至極。

譯後記（一）

君特·格拉斯的這部《德國人會死絕嗎？》出版於1980年。當筆者2010年接到翻譯任務時，腦袋裡的確閃過這個念頭：三十年了，會不會過時？眾所周知，經典文學具有雋永的生

命力，可是三十年前的文學作品誰還會讀？

像是要對筆者問題做出回答，德國DVA出版社於2010年8月底出版了薩拉青的《德國自行滅亡》一書，該書一出版就成為暢銷書，幾天之內銷售一空，半年之內再版了十七次。這期間，一位德國學生到我這兒上私人漢語課，我們剛提到這本書，她就說：就是這個問題，我們德國人正在死絕！我問她知不知道格拉斯的這本書，她說不知道，但她說，“德國人正在死絕”的說法對德國人一點不陌生。這個說法同樣是薩拉青提出的植根於德國人心靈深處

的重要憂患之一。

君特·格拉斯的這部作品寫於1979年。1979年中國是什麼樣子？筆者當時還沒上大學，還是天津某機械加工廠的年輕女工。當時剛結束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四人幫”不久，那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開始的重要一年。可正是那年，君特·格拉斯訪問了中國！他參觀訪問了中國許多城市，同中國文化界人士進行了座談。他和他太太還走訪了東南亞一些國家。

那時的德國是什麼樣子？兩個德國還處於分裂狀態，德國已經出現了人口危機——這是格拉斯在上海遭遇自行車流時當即想到的，德國還有建造核電站的問題，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繫問題，二戰罪責問題，兩個德國問題，德國大選問題……所有所有的這些問題都是格拉斯要在

他書中涉及的。

德國書評上介紹說“這是一部隨筆、小說、電影劇本的集合體”，正是如此。大上海的自行車流，讓作者遭到觸電一般，在大腦中激起了不絕的意識流——即：他的大腦產兒，從關於德國人口的思考又引出了他形像生動的大腦產兒——電影劇本的主角：一對也關心人口問題的教師夫婦，於是他讓這對夫婦討論人口問題，討論大選問題，討論德國1968年學運的影響……他將他們在東南亞的經歷讓給了這對夫婦，讓他們去亞洲旅行，其間常常穿插上

格拉斯自己的議論、回憶，還有他對作家同事伯恩的深深哀思。

這對夫婦關於“要不要孩子”的討論實在絮叨，當我將這個想法說給我的德國朋友羅爾夫·繆勒（Rolf Müller）老師時，這位在翻譯過程中一直給予我很大幫助的退休教師說：“當時的討論就是這種情況，總是翻來覆去的。”曾為文理中學的繆勒老師是這對夫婦的同齡人，

他很了解那個過去的時代，他說，這些討論“正是當時德國知識界的心靈之路”。

格拉斯寫這本書是要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告別，用以迎接奧威爾筆下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從那時起，三十年又在倏忽之間過去了，其間的變化不論在德國，還是在中國，乃至世界，又如何能夠數清：東西兩個德國已經統一二十多年了，中國擺脫了“文革”陰影成了世界矚目的經濟大國，格拉斯在上海不會再陷入自行車流，他會見到擁堵在一起的私家車。而德國以至世界的人口問題並沒有發生多少變化，還有核電站……當2011年3月日本在遭受極強地震、海嘯之後，又出現了令全世界擔憂的核災害時，格拉斯書中教師夫婦奮力抵抗修

建的核電站已經在德國供電服役二十四年了。誰說三十年前的一切都已經過去？

本書在翻譯期間除了受到先生裡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退休教師羅爾夫·繆勒（Rolf Müller）先生的鼎力幫助外，還受到了德國弗萊堡La Gaffe 酒館老板米歇爾·費舍爾（Michael Fischer）先生，及其酒館周日德國文學沙龍成員林德·伍特克（Linde Wuttke）女士、彼得·施佩特（Peter Spt）先生的驅迷撥霧，在此一並致以衷心感謝。郭力

德國弗萊堡

2011年3月22日

譯後記（二）

很高興人民文學出版社計劃出版《格拉斯文集》。這樣，作為譯者，筆者很慶幸又可以

修改一次自己七八年前的譯作。

其實讓筆者覺得最傷腦筋、最費時的是這本書的書名翻譯。2003年臺灣的譯本將之譯為《消逝的德國人》，國內有關格拉斯作品的介紹中，將之譯為《頭腦中誕生的人或德國人死絕了》。經過請教德國友人，2011年筆者將之翻譯為《大腦產兒或者“德國人會死絕？”》，最後以《德國人會死絕？》為書名，經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得到《格拉斯文集》出版計劃的消息時，高興之餘，對書名心中仍然有拿不準感。因原文“Kopfgeburten oder Die Deutschen sterben aus”中沒有問號。借助在弗萊堡大學教漢語的機會，我在課上征求德國大學生的意見。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將原著書名譯為《大腦產兒或者德國人正在死絕》，認為“德國人正在死絕”是君特·格拉斯提出的一個挑釁性命題。因為德語中的現在進行時

同現在時形式上沒有區別，按上下文推理，這個書名還是取進行時為適宜。

當然在通讀舊譯時，還發現了一些其他錯誤，借此一並做了修改。

郭力

德國弗萊堡

201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