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與梁啟超：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
第一章
我們的祖父——楊度少年得志，“有狂士風”我們楊氏，老家在湖南湘潭姜畬，祖父楊度的祖父楊禮堂是湘軍名將曾國荃的部下，因軍功升到哨長（正四品），是他，奠定了楊家習武世家的基礎。1858年，楊禮堂在與太平天國作戰中陣亡。他共有四個兒子，其中第二、第三個兒子早逝，長子楊瑞生十五歲就隨父參軍，蔭襲了楊禮堂的官職，後來隨曾國荃作戰有功，超過其父；攻占太平天國天京時，他已官至參將銜的哨官；平定捻軍起義後，升至副將，不久奉旨調任河南南陽總兵，成為鎮守一方正二品的高級武官（相當於地方軍區司令員）。他在湖南老家買地置房，成為湘潭姜畬當地有名的“大戶人家”。
我曾於1994年回湘潭“尋根”，由時任湘潭市政協主席的王耀章陪同，當時請來了縣委副書記，找到兩位姜畬的老人，幫助去識認過去的楊家故址。一路上他們講起過去姜畬當地兩大旗鼓相當的“大戶人家”，一家是與官府密切有權有勢的楊家，另一家則是經商發財的李家。這兩家彼此不服氣，相互“鬥法”。隻可惜等我們去看時，當年風生水起的“老楊家”就隻剩下依稀可辨的宅基地和院內的大池塘了。
楊度的父親是楊禮堂的四子楊懿生，他並非武夫，從小身體不大好，但天分高，好舞文弄墨，飲酒賦詩，不是一個事業進取之人。這樣一來，四房這一家的生計就隻能靠大哥楊瑞生來提攜了。楊瑞生先幫四弟捐了個隻拿薪俸並不需要干活的候補縣官，後來又介紹他到曾國荃的幕府中做個文書。但是，楊懿生隻干了不長時間就因病去世，留下三個孩子——長子楊度（十歲）、女兒楊莊（五歲）和小兒子楊鈞（四歲）。這樣的孤兒寡母就更靠著伯父楊瑞生來撫養。正好那時楊瑞生因連年征戰在外，還沒有子嗣，看著楊度天資聰慧，就收楊度為自己的繼子，一直給楊度親生父親一樣的關愛和培養。
這就是為什麼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自報身世稱：“我家數世皆武夫，隻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楊瑞生作為高級將領，並非簡單的一介武夫。他十分重視對後代的培養，聘請多名有識之士到姜畬楊家私塾來當老師，並親自過問這十幾個楊家後代的學習情況。他被告知：楊度是其中的佼佼者，纔思敏捷，過目不忘。楊瑞生為此十分高興，對楊度抱以很高的期望。他身在河南任總兵，但要求子弟要按期將自己的詩詞文章習作寄給他審閱。他自知武夫出身，需要靠知名的儒生指點纔能做出確切判斷，所以他每逢有識之士就會將楊度送來的詩詞文章取出，請他們指點評審。其間，楊度的詩詞受到當時很有名望的老學者的高度評價。這些信息又反饋到湘潭姜畬，使楊度“少年纔子”之名在家鄉傳播開來。
楊度的妹妹楊莊也是一個纔氣過人的女孩兒，能詩能文，堪稱當地小有名氣的女纔子。
身為總兵的楊瑞生，多年在官場，深知功名之道。他一方面在楊度十歲那年，將他們兄妹接到府中，延請當地名師，嚴格教育；一方面找尋科舉制度之下得到官方社會認可的進階途徑。
當時所有少年均要經歷的“正途”就是科舉考試。這種制度一方面本是相對公平地選撥人纔；另一方面還有整合社會統治紐帶作用。通過考試，不僅得到一種功名頭銜，而且得到某種社會階層的“入門券”。明清兩代科舉制度均分為三級：第一級是考秀纔，名為“小考”，以縣為單位舉辦；第二級是考舉人，名為“鄉試”，以省為單位舉辦（若以為鄉試乃按鄉來考試，那就大錯特錯）；第三級是考進士，名日“會試”，是全國統一考試，由中央政府舉辦，在北京舉行。這三級考試都是三年一次，但年份錯開，按“子午卯酉，辰戌丑未”來排，前四個字為鄉試之年，後四個字為會試之年；在一輪十二年中剩下的四年就是小試之年了。年輕人一旦通過小試中了秀纔，大家就不再直呼其名，而稱為“先生”，也就是說他進入了紳士階層。如果中了進士，那就等於進入了紳士階層的上層，大家就隻稱其“進士老爺”，連姓也免稱了；即使沒有行政官銜，照樣受到同樣的尊敬和禮遇。
這種“正途”的科舉考試到了晚清就走了樣，變得相當復雜。除了秀纔一舉人一進士這三級考試選撥人纔之外，還增加了“異途”科名的渠道，例如，監生、貢生等。這裡，將監生詳述一下。監生的原意是：國子監肄業生。國子監就是國家最高學府，在其中學習的學生稱為監生，都是各省府推薦來的優秀生員，所以也是一種榮譽。但是到後來，這種科名演變成為：不一定真正到國子監念書，隻要為國家捐出一筆錢，就可以取得這一種科名頭銜。取得這種頭銜有什麼好處呢？一是可以有“頂戴”，也就是一種鄉紳地位，遇見縣官（比如打官司）可以不跪；三是取得與秀纔“同等學力”，可以不經過“小考”，直接參加“鄉試”。這就為有錢人家子弟步入仕途提供了一條“捷徑”。
其中三級考試中以鄉試為最重要的一個階級。因為舉人以下的科名是比較復雜的，參加鄉試的“同等學力”者有各種各樣的人，如秀纔、監生、貢生都可以參加，但通過鄉試就“取齊”了，隻有中了舉人纔有資格赴京參加會試。所以，要取得進京趕考的“入場券”是相當嚴格的，從鄉試以上就隻有“正途”，沒有“異途”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