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用“鼎的話語”刻寫時間
日本作家堀田善衛（1918—1998）於一九五四年底創作完成的《時間》，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寫發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長篇小說。
這部小說的敘事，以南京屠城的蒙難者陳英諦的第一人稱日記體展開。在一九三八年“九一八紀念日”當天日記的開篇處，“我”發現日軍情報官桐野對七年前的柳條湖鐵路爆炸事件實為日軍自導自演的事實竟一無所知，於是錯愕不已，由此發出了這樣的受難者視角的感慨：
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卻不知道。如此看來，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爭，我們連“真實”都無法守護，也無法將它告訴給歷史學家。
上世紀末以來中日政府及民間在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認知上日趨拉大的差距，確鑿印證了這段感言的預見性。同時，在這段歷史面臨記憶危機的嚴峻現實的反襯之下，如此堅定地守護歷史真實的受難者的聲音，實則出自一個日本作家六十多年前的文學書寫，其遠見和勇氣就愈加顯得可敬可貴。
作為一名戰後派作家，堀田善衛在人生經歷與創作題材方面，都與中國有過深度的接觸和交集。二戰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堀田善衛曾赴國際文化振興會上海資料室任職，並在上海經歷了日本戰敗。同年底，他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日文化工作委員會留用，從事文化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國。抵滬兩個月之後的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同武田泰淳（日後同樣成為戰後派代表作家）曾一起遊覽南京。這次南京之行，成為日後創作《時間》的決定性契機。
回國後，堀田善衛連續發表了《祖國喪失》《齒輪》《漢奸》《斷層》《歷史》等一繫列以自身的上海經歷為基礎創作的小說，並以朝鮮戰爭爆發為敘事背景的《廣場的孤獨》等作品，於一九五二年初獲芥川文學獎。這一
年《舊金山和約》生效，美軍對日本的軍事占領宣告結束，日本正式恢復了國家主權。
長篇小說《時間》的寫作，起筆於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朝鮮戰爭停戰後不久，全篇在約一年的時間裡寫作完成。構成全篇的六個章節，曾以“時間”“詩篇”“山川草木”“受難樂章”“存在與行為”“回歸”為標題，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一月間，分別刊載於《世界》《文學界》《改造》等三種不同的綜合期刊。一九五五年四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單行本《時間》，這一年正值日本戰敗的十周年。
前後一年零九個月的在華經歷，使堀田善衛的文學創作呈現出不同尋常的寫作特質。他能夠在自己的作品中，借助來自於外部的他者化視角，反觀日本侵略對中國的加害，自省日本的戰爭責任。《時間》就是這種創作意識非常突出的作品。這部作品的寫作之際，雖然在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都曾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進行了審理和判決，但那場劫難的被害者的聲音卻被壓抑和屏蔽於公共傳媒與公眾話語的背後，更沒有傳達到海外。堀田善衛很早就意識到該事件作為侵略戰爭中最為血腥和殘暴的一幕，必將成為戰後重建中日關繫的一個焦點與核心性的問題。因此，他
在公開出版的相關資料極為有限、歷史研究完全處於空白的情況下，多方搜集和查閱了各類文獻，構思了這部告發日本戰爭罪惡、傳達大屠殺受難者聲音的文學作品。尤為重要的是，堀田善衛參照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庭審記錄中檢方舉證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小說中的很多場景都是依據其中的舉證事實寫作的。主人公蒙難經歷的部分細節，就依據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法庭證詞。堀田善衛還特意讓東京審判上出庭作證的檢方證人美國醫生羅伯特·威爾遜、原金陵大學歷史學教授邁納·貝茨（貝德士）、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以及他們的證詞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等第三方的見證者，以各自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出現在小說中，還原出了歷史現場特有的真實感。
為了對那場慘絕人寰的事件展開可信的敘述，小說選取了第一人稱日記體的敘述策略，作者設定了從年齡（三十七歲）到人生閱歷、知識程度都和自己大體相仿的陳英諦作為敘述者，他在南京淪陷後的浩劫中歷盡劫難，家破人亡。小說通篇由他在屠城前後跨度約十個月間的日記構成。
身為侵略戰爭發動方的日本作家，卻選擇了被害方的中國人視點，敘述蒙難者的心靈創傷，見證加害者的暴虐無道，這是小說《時間》作為一部日本戰爭文學作品的最為獨特之處。這種視角的對調，若非有正視歷史的良知和自我批判的勇氣，以及對於他者的想像力，便難以為之。作家在寫作過程中，需要不斷努力克服自我局限，超越個人的身份與視野，穿越時空去換位思考。
小說主人公陳英諦，是在民國海軍部任職的一名文職官員，在司法部任職的哥哥攜家眷隨政府部門遷往漢口，陳英諦和臨盆待產的妻子莫愁及五歲的兒子英武一起，留在了已被日軍包圍的南京，並接受了為政府部門收集情報的任務。陳英諦一家和南京陷落前從蘇州逃難而來的表妹楊妙音，共同親歷親見了日軍入城後的百般屈辱與危難。在輾轉進入金陵大學難民區避難後，陳英諦被日軍認作軍人，強行拉到西大門外集體處決，全家人就此離散。懷有身孕的莫愁與腹中胎兒，以及淪為街頭乞兒的英武，都慘死於日軍的暴虐，陳英諦在集體屠殺中僥幸逃生，在逃亡路上被日軍征用為挑夫。數月後，陳英諦終於逃回城內，發現自家樓房被日軍情報官桐野占用。陳英諦以充當桐野的伙夫為掩護，利用外出機會與地下情報員聯絡，夜間秘密發電向重慶傳遞情報。陳英諦的伯父卻充任偽職，與日軍勾結販賣鴉片，坑害同胞。幾個月後，在假扮磨刀人潛入城內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幫助下，找到了遭受日軍輪奸後自殺未遂的楊妙音的下落。身患性病及海洛因中毒癥狀的楊妙音被接回陳家，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她漸漸恢復了生存意志，和磨刀人策劃共同逃出南京。
在按照敘事時序梳理出來的這個概要性的情節鏈之上，構成作品血肉的，是身處劫難之下幾度死裡逃生的主人公的心路歷程和精神告白。他以不懈的思考深化人性認識，確立直面殘酷現實的主體意識，在精神傷痛的自我救治中升華苦難體驗。因此，關於敵我雙方的觀察審視，對自身境遇的體味自省，關於人類與戰爭、生命與死亡、人性與道德等哲學命題的深思等等，占據了大量篇幅，使作品具有了“思想小說”的傾向。在蒙難者和記錄者之外，主人公的思考者的一面，同時也是作者本人的分身與自我投射，堀田善衛借主人公之口反復自問：“為何一定要將如此的慘狀記錄下來呢？明確地說，那是為了我自己，為了我自身的復生。”這裡的“我自身的復生”對於主人公而言，意味著他在目睹了人性扭曲的暴虐與邪惡後，直面民族苦難，重新獲得生存勇氣的精神“復生”，同時，對於作者而言，則意味著對自己身為加害國國民的道德責任的自覺擔當與自我救贖。
本部作品寫作的立足點與出發點，自然是戰後不久日本與國際的政治與社會現實，惟其如此，作品呈現出的觀察與思考，與冷戰初期的時代語境密切相關。就其對歷史的感知與領悟方式而言，注定與大屠殺蒙難者的實際感受會有所不同，也不可能同被害方的認知取向完全吻合。這部作品的意義，首先就在於其獨特的敘述方式與視角。作家超越自身的身份與視角的局限，以趨近極限的文學想像力讓自己身處歷史現場。設身處地直面人類劫難，感同身受正視戰爭加害。以反思戰爭為前提的這種視角轉換的努力，其意義不止於一次寫作的挑戰，也是對歷史與戰爭深化思考的思想實踐。因而，在日本戰後文學史上，《時間》也是戰爭反思方面具有深度的作品之一。
在小說的整體敘述中，紫金山、長江、明孝陵神道的石人石獸、馬群小學的旗杆等被賦予像征意義的景觀與物像都曾反復出現，有效營造出歷史浩劫之下特定時空的豐富的意蘊表達，寄意凝重而深遠。陳英諦妻子的名字“莫愁”，也構成了金陵古都的換喻。而陳英諦在殘垣斷壁之間偶爾看到的一尊煙氣蒸騰的黑鼎，更成為通篇文字中最核心的意像。黑鼎上方，猶如“人的血液和脂膏化作蒸汽，煙氣氤氳地向空中升騰”，“仿佛像征著這一瞬間的、世界上的南京”。這無疑屬於典型的像征化的文學修辭。然而，陳英諦卻曾明確表示，記下這部日記時他所留意的，就是決不使用文學的話語修辭去記述，因為庸俗化的文學修辭，有可能削弱敘事本事的真實質感。當陳英諦遇到了那尊黑鼎後，便決意用“鼎的話語”記述所見，因此，小說中的像征性話語實為主人公自我定義的“鼎的話語”。在他看來，“如果不以那尊鼎為支撐，接下來要講述的後續的事情是根本無法開口，也無法下筆的” 。進而，這尊鼎又讓他有了這樣的感悟：
正如面對歷史上發生過的所有事件一樣，我們是無法徹底了解此刻從南京的這尊鼎上升騰起的蒸汽的具體含義的。可是，隻要有去了解的意志，我們就可以作為一個提問者，成為對話者的一方。
敘述者在無意間將單數的“我”轉換成了復數的“我們”。細細品味，這段敘述更像是對於不分國界的後世之人應該如何面對那段歷史的具有啟悟意圖的提示。鼎既意味著對歷史性時間的永久性的銘刻與凝固，同時，也是後世之人以自我的良知與智識跨越時空對話歷史的具有像征意義的媒介物。如今，坐落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國家公祭鼎，是二○一四年首次國家公祭儀式上揭幕的，其兩耳三足的形制與小說裡的鼎完全相同，恰如小說中的那尊注滿罹難者的血淚而沸騰的黑鼎跨越了世紀，在劫後的廢墟化成的祭壇上重現。國家公祭鼎上，也刻有“昭昭前事，惕惕後人”“永矢弗諼，祈願和平”的銘文。
不論在堀田善衛的創作中，還是在日本戰後文學史上，《時間》都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和文本價值。發表後也曾得到過日本國內部分評論家的高度評價，但因日本文壇及評論界對於這部小說的刻意沉默和集體失語，並未引發應有的熱議和關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笠原十九司曾指出，如果《時間》成為暢銷書或被改編為電影，有可能對日本國民的戰爭認識產生影響，讓南京大屠殺成為日本人的戰爭記憶的一部分。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在一般讀者的文學閱讀及文學史敘述中，《時間》都遭受到長久的漠視與遺忘。二〇一五年岩波書店將這部長篇小說收入“岩波現代文庫”中再版，時隔數十年後，《時間》終於重新進入日本讀者的閱讀視野。
本譯本得到堀田善衛之女堀田百合子女士和岩波書店的授權翻譯出版。
代後記：《時間》*
一九四五年暮春，武田泰淳和我流落在戰爭末期的上海，我們被當時急劇的通貨膨脹所苦，陷入到極度貧困的境地。我像一名乞丐一般，每天都要去海軍武官府蹭午飯。不是去做任何的工作，每天去隻是為了能喫一頓午飯，是名副其實的乞食者。對我們心生憐憫的攝影家名取先生給了我們一些錢，讓武田和我去了一趟南京。詩人草野心平在南京，款待我們兩人喫飯喝酒，還借宿給我們。
在南京隻住了五六天時間，但我們一起走遍了城內的街巷。其中一天，我們去看了南京的城牆。站在城牆上，入神地眺望著無邊無際的江南曠野，我心裡不禁去想：究竟是哪一個日本人抱了那樣的一種痴心妄想，竟然以為用軍隊這種粗暴的工具就能制服這塊無垠的土地和在上面居住的中國人民？對此先暫且不論，當時，紫金山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視線。
正值夕陽西下的時刻，這座不高的石岩山，果然映現出了紫金色的光輝，我渾身上下被它那攝魂入魄的硬質的觀念性的美所深深震撼。於是，我有了一種衝動，想要用筆將這種硬質的礦物質地的美書寫出來……
當時，躺在我身邊的武田泰淳突然坐起身來說：“我要寫一部明朝沒落史。”從那時起，九年過去了，我寫出了《時間》。
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名中國知識分子，日軍占領南京後，他淪為日軍情報官的男僕，私下裡卻用藏在地下室裡的無線電發報機，通報南京被占領後的情況。這種情節設置應該十分適於寫成通俗小說，然而，由於那種映現出紫金色光芒的硬質之美頑強地盤踞在我的心中，阻止我去通俗化處理，而且那種美無論如何也不容許日常經驗式的、小說式的描寫和情節編排，因此，這部小說最終寫成了文庫本的解說撰寫者佐佐木基一所說的“極為思辨式的小說”。
原本我是從詩歌和評論的領域進入到文學世界的。所以，即便主人公處於極易滑向通俗小說的位置，但我也決不使用“文學小說式的話語修辭”，而是最大限度地使用評論式的語言、評論式的方法去書寫。此外，如果“觀念化”一詞已成為我的標簽，我也想看一看，如果我自己毫無保留地去做一番徹底的觀念化的嘗試，那麼究竟結果會怎樣？
時間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地點是南京，那麼，理所當然，其中就會包括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我不知道這其中的因果關繫孰先孰後，或許，為了寫出刻印在我胸中整整九年也未曾消退的那種莊嚴的紫金之美，就隻能以那樣一種殘虐絕倫的現實來作襯底……
最近我在《發自海鳴的地層》中描寫了“島原之亂”。這也是我學生時代就想過要寫的題材。前者用了九年時間，後者用了二十年時間。一個作家的執念實在可怕，我時常會對作家這份行業感到厭煩。
* 本文由本書作者發表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朝日新聞》晚報，後收入隨筆集《歷史與命運》（1966年，講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