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現代文學史上毀譽參半的人物，其學識淵博、散文創作的深厚功力，使他在文學上的成就無可否認，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功績不可忽視，但其在日偽時期又充當了漢奸，成為他一生中無法回避的污點。本書作者以精致流暢的語言敘寫周作人的一生事跡，對周作人復雜的心路歷程做了細致的探析。作者的文字不枝不蔓，既無學究氣，也少有多愁善感的矯情，娓娓道來這位想做隱士而終陷於泥淖的散文大家的一生。

題 記
一
老人轉世
二
家 變
三
讀書滋味
四
走異鄉，逃異地
五
洋學堂
六
求學日本
七
歸 來
八
告別紹興
九
教書北大
十
成 名
十一
青春期
十二
迷 惘
十三
“自己的園地”
十四
兄弟失和

十五
鬥 士
十六
“兩個鬼”
十七
小品文家
十八
失 節
十九
“壽則多辱”

附 錄
讀周札記
後 記

十六
“兩個鬼”
人往往是復雜多面的，尤其是像周作人那樣的人。魯迅常告誡說，要論人，就得論及人的全般。陶淵明在人們心目中歷來是一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士形像，魯迅卻特別提醒人們，五柳先生也有“金剛怒目”的時候。他那麼說的時候，未必會聯想到周作人，不過在三十年代，的確很有些人願意把周作人來比陶淵明的。女師大風潮及“三一八”慘案中，周作人將自己身上“金剛怒目”的一面發揮到了極致，不過周作人畢竟是周作人，正像陶淵明之為陶淵明，最重要之點還是他的隱逸態度。
其實，即使在為學生奔走，與陳西滢等人筆戰正酣之時，周作人也不是那麼義無反顧。一方面，在眾人面前，他的態度可以說是非常激烈，另一方面，當他獨自面對自己時，他又對自己的所為感到懷疑：這麼做有意義麼，值得嗎？常常在一輪舌劍唇槍過後，他會產生一種無聊、疲乏的感覺。有一天他從抽屜裡找到了祖父的一本家訓，讀到其中這樣一段話：“少年看戲三日夜，歸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為下賤戲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後逢歌戲筵席，聊憶前訓，即托故速歸。”他大發感慨道：“我讀了不禁覺得慚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談政治什麼似的。我真是非立志滾出這個道德漩渦不可，反對假道學和偽君子豈不是與反對無恥政客一樣地危險，即使沒有大之小之的各種災難，總之也是白費精神，與看戲三日夜是同樣的昏愚。”這篇題為《我最》的文章發表在《語絲》上，有些話是諷刺語，借了“慚愧”來表示對正人君子之流的蔑視，不過“立志滾出這個道德的漩渦”，過一種潔身自好的生活，又確是他內心的真實。中國舊式讀書人一向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周作人身上本有著古來讀書人的影子，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退潮，知識分子身處混亂的中國現實中，實在也看不到有何“達”的可能，何況周作人本性上又更適於寧靜的書齋生活。若是從到南京求學時算起，他在獨善其身的書齋生活與投身社會改革浪潮之間已有過好幾番進退了，他本不想過問世事，熟識周氏兄弟的人都認為魯迅“熱”，周作人“冷”，可二十年代的周作人還沒有“冷”到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地步，而中國社會的現實也太叫人煩心了，要視而不見並不像孩子在一邊哭鬧他仍能埋頭讀書那樣容易。他已決意要埋頭耕種“自己的園地”，可遇上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他又實在不能安坐書齋，一次又一次，他最終還是被卷到了社會運動的風口浪尖。假如卷進去之後便即全身心地投入，倒也罷了，糟糕的是卷進去後又有另一個自我在冷眼旁觀，令他懷疑、後悔、對自己不滿。不止一次地，他陷入到自我的矛盾中。
雖然不像魯迅那樣無情地“嚴於解剖自己”，周作人卻也是一個喜歡自我分析的人，他對自己內心的矛盾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他自言心中有“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兩個鬼“在那裡指揮著我的一切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鬼占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秘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可是當那“流氓鬼”要引著他盡興撒野時，“紳士鬼”就會出來攔著，於是乎“流氓鬼”便住了手，甚而跑得沒蹤影了。奇的是若他跟了“紳士鬼”走，“學習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於擺臭架子”時，“流氓鬼”又不答應了，要冒出來破口大罵“你這混帳東西，不要臭美，肉麻當有趣”。於是乎，“紳士鬼”又縮了頭。周作人感到他既不可能扮演十足的“流氓”，也做不成百分之百的“紳士”，“流氓鬼”與“紳士鬼”二者都有他戀戀不舍的某種東西，他欣賞“紳士的態度”，卻又鐘情“流氓的精神”。“紳士的態度”是矜持、體面的，內底裡是講秩序，講等級；“流氓的精神”即是反叛的精神，反叛現存的秩序，反叛權威，用魯迅的話說，就是要給紳士們的“好的世界”添點亂，讓其不那麼如意。
要說魯迅是反叛精神的化身，那麼《現代評論》派諸人就可以看作是“紳士”的原型了。周作人身在“流氓”“紳士”之間，常常不能協調身上的“兩個鬼”，使之合而為一，也隻好一會兒做“流氓”，一會兒做“紳士”了。因為有“紳士”的一面，他即使在與魯迅並肩與現代評論派對陣時，態度上與魯迅也有微妙的不同。魯迅是棒打一大片，對正人君子一個也不放過，他則幾乎隻是和陳西滢一個人單挑。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關於打不打“落水狗”的爭論。魯迅的《論“費阨潑賴”應該緩行》1949年以後曾多次選入中學語文課本，這篇名文直接針對的是林語堂，從頭裡說卻是周作人引來的：女師大風潮以學生的勝利告終後，周作人便覺可以息兵罷爭了，有位曾經提倡白話文的老資格人物吳稚暉出來說，章士釗既已倒臺，再施以攻擊便有打“死老虎”之嫌。周作人很有同感，馬上撰文應和，提出應該講究“費阨潑賴”精神，在一篇題作《失題》的文章裡又說：“打‘落水狗’（吾鄉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樹倒猢猻散，更從哪裡去找這般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卻也有我的體統和身份。”他這番話自然有他的矜持，同時也還留有幾分奚落對手的“師爺氣”，同在《語絲》上寫文章，後來成為“幽默大師”的林語堂把話頭接了過去，一本正經來了一通並不幽默的發揮：“費阨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於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以為對手敗了，已然自據為勝利者的身份，有資格來行大度寬容了，林語堂實在要比周作人“老實”得多。
魯迅看到周作人、林語堂的文章，大不以為然，立即寫了《論“費阨潑賴”應該緩行》，力主“痛打落水狗”，他說，老實人以為，落水狗既已落水，就會懺悔，不再咬人，事實上卻正相反，不打落水狗，就會再被狗咬——“他日復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果如魯迅所料，先是章士釗的黨徒成立“女師大公理維持會”，揚言要找那些幫助學生的教職員算賬，其後又有當局屠殺學生的慘案發生。周作人的“費阨潑賴”眼見得是有些“迂”了，他寫了《大蟲不死》一文，對掮出不打“死老虎”招牌的人提出批評，其實是做了一番自我否定，也可以說，他是間接地接受了魯迅的批評。
當然，單憑了魯迅的文章是不可能將周作人身上的“紳士鬼”趕跑的，周作人也不會因為某一次在事實面前的踫壁就改變了習性，就此徹頭徹尾做“流氓”。對這一點，他的論敵倒是一直有著準確的預感和判斷，陳西滢等人一邊同他打著筆仗，一邊也就看出他與魯迅的不同，對兄弟二人區別對待了。他比較兄弟二人道，“其實，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真有些冤屈了我們的豈明先生，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是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正是叫陣的當口，陳西滢的話也自然含譏帶諷，不過即在挖苦中也可看出對二人態度上的差別，魯迅一直是教育部的官員，“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暗示的正是這一點，比較起來，對周作人還不能算是不留餘地。正因為感應到了周作人身上“紳士”的一面，就有了這樣有趣的情形：最先和陳西滢等人指名道姓打筆仗的是周作人，一開始他也確是《現代評論》諸人正面衝突的頭號對手，所謂“攻周專號”，首先是針對他的，可是筆仗打著打著，原先隻是作為“周氏兄弟”組合而被扯進來的魯迅越來越成為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被看作真正不能兩立的冤家對頭，“始作俑者”周作人倒被放過一邊了。
相比起來，徐志摩的一段話更能表明“紳士派”人物對周作人的態度，他稱魯迅的作品他很少拜讀，“平常零星的東西”（當是指魯迅論戰批評一類的文章）“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者沒有看懂”；至於周作人，“作品我也不曾全看，但比魯迅先生的看得多。他，我也是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博學。”說魯迅的話是盡量地刻薄，不能當真；說到周作人，總還留著幾分客氣和尊重了。
……

後記
餘斌
從寫書的角度去說，傳記可以簡單地分為兩類，一類是好寫的，一類是難寫的。給周作人做傳，顯然屬於後一類。說難寫，其因有三。第一，周作人是個極其復雜的人物，以我看，新文學作家中，就意識的復雜，思想的深邃而言，魯迅之外，就要數他了。這樣一個人，要透徹地理解他，實在是難。第二，周作人又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他在新文化運動、新文學史上的功績是明擺著的，其淵博的學識、散文的功夫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他在日偽時期又有過一段極不光彩的經歷，對此他至死也沒有悔過，即使我們不是給他簡單套上一頂“漢奸”的帽子就算數，他人格上的污點也是不能回避的。對這樣的人物，評斷上要拿捏得準，把握住分寸，做到恰如其分，頗不容易。第三，周作人一生過得基本上是一種平靜的書齋生活，讀書做文幾乎構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內容，絲毫沒有傳奇性可言——找不出戲劇性的事件，甚至也沒有多少趣聞軼事。這樣一位傳主的生平，要想寫得生動有趣，有可讀性，近乎不可能。
前兩個難題可以合二而一，事實上，如果我們對周作人有了較透徹的了解，評斷也就自在其中。這方面因為已經有過幾本很不錯的周作人傳記，作者可以占些便宜。最麻煩的卻是第三條——對於一本面向普通讀者的書，可讀性也許應是第一位的，偏偏傳主不給我們提供增加可讀性的機會。對此，除了多一些敘述，少一些議論，文字力求平易淺顯之外，我實在也想不出什麼別的高招。“深入淺出”應是這類書最理想的境界，也是我希望達到的，但一邊寫著，一邊我就在懷疑，我是否既未能“深入”，也沒做到“淺出”。因為我總想，對於這樣一位復雜的人物，不抵達他內心的某些角落，實在是無從說起的，寫了也等於白寫，所以不免要對傳主思想的起承轉合做些交待，可這麼做時，又在不住提醒自己，不可卷入太深，糾纏太過，再不抽身退步，讀者就要棄書不觀了。如此忽“深”忽“淺”，首鼠兩端，其結果，很可能是於“深”於“淺”，兩皆失之。
盡管如此，我仍希望這本書能夠使讀者知道周作人這位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經歷，他的榮辱浮沉，他的是非功過。同時，我也希望通過對他思想演變大致輪廓的勾勒，幫助讀者理解他何以走過了這樣一條曲折的人生路。
題記
這本小冊子是多年前寫的，有關的話，大多已在原後記中說了。還有些“內幕”，現在說出來似亦無妨。
大概是1998年，江蘇文藝出版社上馬一套“中外名人傳記叢書”，對像明確，就是中學生。“一般讀者”隻是兼顧，因為照策劃者的設想，大體上是不進入市場。據說其時教育部正在狠抓中小學建設，其中瓶包括圖書館，須得藏書多少多少，纔算合格。圖書館大樓好蓋，藏書卻是積累的過程，一時間哪來那麼多合適中學生的書，此外買書錢從來都是有限的，如何以有限的經費讓書籍的冊數迅速膨脹，在上級的考核中達標？出版社的策劃就是衝著這“市場”去的，於此見微知著，倒也可知中國式“市場”的概念，確有別解。對出版社，這是商機，對學校，這是圖書升級的方便之門，必要條件是教育部門的肯於買賬，比如發文令下屬學校圖書購置時優先考慮這套書，就像諸多報刊的銷路可以靠飭令單位訂閱來維持。當然，大約沒有這樣的紅頭文件，不過後來印出的書上出現了龐大的編委會，“顧問”、“主任”皆由相關的頭頭擔綱，也算是“過了明路的”了。
凡此種種，與作者原無關繫，就像這套書與編委會大多數有頭有臉的人物與叢書的編輯工作毫不相干一樣。與作者相關的恐怕隻有一條，即每書限定十萬字，——如此纔可保證售價的低廉，學校的藏書量也纔可以於一樣的費用之內一舉有大的飛躍，反正是黃仁宇所說的那種“數目字管理”，不論皇皇巨著抑或箋箋小冊，以冊計數，都是一樣的。
我不明白的是，這樣一套書中，周作人怎麼會入選。周固然是名人，在我們的正統教育中，此“名”卻大體上是臭名昭著之“名”：大多數人或者對他的學問文章、二三十年代在人們心目中要可與魯迅相埒的地位或不甚了然，他額上的“漢奸”戳記卻差不多盡人皆知。中小學的教育，首在勵志，知曉名人，意亦在此，出版社除了文字淺顯、通俗易懂之外，好像也對作者提了這方面的要求。但是其他人猶可，周作人則如何去“勵志”？既然中小學教育中的“勵志”一向被賦予最狹義的理解？
我後來猜測，是不是周作人的文章進入了中學課本，故有這樣的安排，問了問，似乎也不是，雖說知堂文章比充斥現今語文課本的那些濫情造作的課文，不知要好多少倍。
當然選題早巳定下，無須作者多慮。在我個人，攬下這件應屬“來料加工”的活計，乃因於對周作人的興趣：借此機會重讀知堂，看看相關的資料，倒是快事一樁。但事情顯然不是這麼簡單，讀書，尤其是讀知堂，固然愜意，一旦寫起來，便覺處處為難。首先是找不到敘述的口吻與節奏，雖然並不格外在意面向中學生的“既定方針”，卻也做不到全然不管不顧。問題是，中學生是怎樣的，我並不知道。孫敬修爺爺給小朋友講故事？似乎太小兒科了，何況怎麼講周作人的故事？依著面對小朋友的調子，周作人隻能是個罪大惡極的漢奸。以我曾為中學生的經驗，應將這個人群看作較少閱歷而求知欲更強的成年人，事實上在我們的環境中，成年人的是非觀比中學生也復雜不到哪兒去，尤其在面對歷史的時候。
淺白的文字適合於表達早有定論、“成竹在胸”的內容，而隻是照本宣科式地娓娓道來，又心有不甘。並非我一向寫文章有艱深的傾向——就幾滴墨水，想要艱深恐怕也隻能是做艱深狀——，相反，自以為是通俗易懂的，但此番似乎更應有另一副針對青少年的筆墨。結果是開頭幾易其稿，弄出了一種略帶俯就，多少類乎“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個廟”的調子，而後面雖然文字上刻意明白暢曉，卻也不能一以貫之。
當然也就並未如我所願，在書中夾帶更多的“私貨”，即我對周作人的個人理解。一方面固然如上面所說，體例、對像、篇幅均不許，更重要的是我雖不甘俯仰隨人，真正要做到對周作人深入的體認與把握，以我的知識儲備與思考的力度，事實上卻有所不能。讀知堂越多，越覺其人不可測。此前寫過《張愛玲傳》，對如何追蹤傳主心路，不能說全無經驗，然而張愛玲固不簡單，周作人卻復雜得多，更復雜的思想，更曲折的人生軌跡，對中西傳統更紛雜的取用，與時代之間更緊密也更周折的關繫……總之張可以當作文學家較封閉地處理她深而狹的世界，周作人則有遠出於文學家的多個側面，甚至首先不是文學家，他的世界進去即不易出來，反倒容易迷失其中。寫張愛玲雖不容易，至少自以為較有把握，寫周作人則並落筆時頗為必要的“自以為是”也不易確立。有一點是越寫到後來越明白的：即使沒有篇幅等等的諸多限制，任我“自說自話”，我也寫不出一部合格的周作人傳來，這當然關乎材料，——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不過倘是面向對周作人已有所知的讀者，我可以有更多的討論，至少可以將我的困惑呈現出來，以為討論的進階。“中學生”的預設則要求作者扮演一個全知敘述者的角色，心存疑惑也要篤定權威，仿佛成竹在胸，就像教師爺面對學生提出的問題不能無解，強詞奪理也要給出明確的答案，態度堅定，不容暖昧。不能說，“我也不懂”。
所以這部小書是不許（“通俗易懂”的體例限制），不甘（不願隻是敷衍事跡，重復“公論”），不能（做不到對傳主的透徹理解）的“三不”產物。之所以還拿出來重印，一是因於那一點“不甘”，雖非出諸我喜歡的形式，七折八扣的，多少還是留下了一點自己的思考，就算半生不熟，也是一種理解。二是有些朋友讀過之後以為還算可讀，對周作人可知其大概。他們大多是周作人的讀者，並非專家，其判斷讓我相信，以十來萬字的篇幅，對周作人生平做尚不算公式化的交待，這書也許對傳主不無普及之功。
當然，相信朋友所言並非敷衍，沒準隻是“敝帚自珍”的自戀的某種反射。這可能也要算做“人性的弱點”吧？我對人性並無過高的要求，對過度的自戀雖極反感，敝帚自珍，則還能接受。因此對自家這毛病，也傾向於寬容，所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是為記。
2009年11月2日於南京黃瓜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