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這天打海岸的部隊決定晚上總攻。我們文工團創作室的幾個同志，就由主攻團的團長分派到各個戰鬥連去幫助工作。大概因為我是個女同志吧！團長對我抓了半天後腦勺，最後纔叫一個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進保險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訊員走了。
早上下過一陣小雨，現在雖放了晴，路上還是滑得很，兩邊地裡的秋莊稼，卻給雨水衝洗得青翠水綠，珠爍晶瑩。空氣裡也帶有一股清鮮濕潤的香味。要不是敵人的冷炮，在間歇地盲目地轟響著，我真以為我們是去趕集的呢！
通訊員撒開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開始他就把我落下幾丈遠。我的腳爛了，路又滑，怎麼努力也趕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卻又怕他笑我膽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個人摸不到那個包扎所。我開始對這個通訊員生起氣來。
噯！說也怪，他背後好像長了眼睛似的，倒自動在路邊站下了。但臉還是朝著前面，沒看我一眼。等我緊走慢趕地快要走近他時，他又噔噔噔地自個兒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幾丈遠。我實在沒力氣趕了，索性一個人在後面慢慢晃。不過這一次還好，他沒讓我落得太遠，但也不讓我走近，總和我保持著丈把遠的距離。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搖搖擺擺。奇怪的是，我從沒見他回頭看我一次，我不禁對這通訊員發生了興趣。
剛纔在團部我沒注意看他，現在從背後看去，隻看到他是高挑挑的個子，塊頭不大，但從他那副厚實實的肩膀看來，是個挺棒的小伙兒，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黃軍裝，綁腿直打到膝蓋上。肩上的步槍筒裡，稀疏地插了幾根樹枝，這要說是偽裝，倒不如算作裝飾點綴。
沒有趕上他，但雙腳脹痛得像火燒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會兒後，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頭上坐了下來。他也在遠遠的一塊石頭上坐下，把槍橫擱在腿上，背向著我，好像沒我這個人似的。憑經驗，我曉得這一定又因為我是個女同志的緣故。女同志下連隊，就有這些困難。我著惱地帶著一種反抗情緒走過去，面對著他坐下來。這時，我看見他那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頂多有十八歲。他見我挨他坐下，立即張皇起來，好像他身邊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局促不安，掉過臉去不好，不掉過去又不行，想站起來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隨便地問他是哪裡人。他沒回答，臉漲得像個關公，訥訥半晌，纔說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來他還是我的同鄉呢！
“在家時你干什麼？”
“幫人拖毛竹。”
我朝他寬寬的兩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現了一片綠霧似的竹海，海中間，一條窄窄的石級山道，盤旋而上。一個肩膀寬寬的小伙兒，肩上墊了一塊老藍布，扛了幾枝青竹，竹梢長長地拖在他後面，刮打得石級嘩嘩作響……這是我多麼熟悉的故鄉生活啊！我立刻對這位同鄉越加親熱起來。我又問：
“你多大了？”
“十九。”
“參加革命幾年了？”
“一年。”
“你怎麼參加革命的？”我問到這裡自己覺得這不像是談話，倒有些像審訊。不過我還是禁不住地要問。
“大軍北撤時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後，共產黨為了全國人民實現和平的願望，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並忍痛撤出江南。但時隔不久，國民黨竟背信撕毀“雙十協定”，又向我中原、蘇中等解放區大舉進攻。我自己跟來的。”
“家裡還有什麼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我家裡。”
“你還沒娶媳婦吧？”
“……”他飛紅了臉，更加忸怩起來，兩隻手不停地數摸著腰帶上的扣眼。半晌他纔低下了頭，憨憨地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我還想問他有沒有對像，但看到他這樣子，隻得把嘴裡的話，又咽了下去。
兩人悶坐了一會兒，他開始抬頭看看天，又掉過來掃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動身。
當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我看見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沒出一滴汗，為了我跟他說話，卻害他出了這一頭大汗，這都怪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