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輝煌燦爛的中國文明史，是由生活在這片遼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書寫的，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然而，在漫長的歲月中，幾乎無人檢視這部文明史的一個重要篇章：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本來是由漢族文論和少數民族文論共同構成的中國文論，實際上卻成了漢族（或者說漢語）文論的同義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終於有拓荒者陸續走進這片未開墾的處女地，用默默的耕耘，去換取思想的果實，然而，時至今日，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少數民族文論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免不了存有各種各樣的疑問：少數民族文論能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它是怎樣發展的？其前景如何？等等。本書開端就這些問題進行簡要回答。
一
恩格斯曾經指出：“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從開始便是由生產決定的。”任何民族文學理論批評的產生和發展，也都是由該民族文學生產的歷史和現實決定的。無論是哪個民族，人們創造文學的最初動因，是通過文學去表達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感受，但同時，人類在無意識中又創造了一個召喚自己去探索的藝術世界。文學存在的重要條件之一是被廣大的讀者或聽眾接受。讀者或聽眾的接受過程，不是一個單向的、機械地反映過程，而是一個雙向的、能動地信息交流過程。讀者在接受的過程中，必然會生發出種種或強或弱、或隱或顯、或深或淺、或肯定或否定、或簡單或繁雜的感受和認識。這些感受和認識被傳達出來，有的毫無反響或反響甚微，於是轉瞬即逝；有的卻引起人們的共鳴，成為人們的共識，於是得以更廣的持久的傳播，並逐漸積澱、升華、演化為文學理論。因而，伴隨著文學創作的產生和發展，又有了文學理論的出世和成長。文學理論實際上就是人類對文學的沉思，也就是人們對於自己面對文學的世界而提出的一繫列命題所作出的回答。還可以這麼說，文學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召喚文學理論的誕生；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總是在相互激發、相互促進的過程中發展的。
中國文學是多民族的文學。漢族文學是它的主干，各少數民族文學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以來，我國各少數民族創作了浩如煙海、形態各異的文學作品，詩歌、小說、史詩、散文、戲曲文學、民間文學，種類相當齊全，而且在某些領域，占據著中國文學史的核心地位。譬如史詩，建國至今,“彝族發掘出版的創世紀史詩、長篇抒情詩、敘事詩似乎是最多的，發表最早，作品分布的地區也很廣”。“彝族產生了這麼豐富動人的長詩短歌，能夠沒有詩論、文論嗎？”不僅彝族，對整個少數民族我們都可以發出這樣的疑問。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擁有文學創作歷史的民族，會在理論上留下一片空白。這樣一個推理在理論上人們也許不難接受。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是否充分認識到少數民族文論特殊的存在形態。這個問題解決了，人們就不會面對大量的少數民族文論遺產視而不見，就能發現一個個具有廣闊開拓前景的理論的礦脈。
在西方，自亞裡斯多德以降，文論家們一直堅守著一個牢固的信念：文學如同其他事物一樣，也有一個有跡可循的邏輯結構，因而文學理論必須立足於認識論的基礎上，重分析性、思辨性。體繫完整、概念周全的理論著作的產生，往往被視為某一學科或某一學派得以確立的標志。與西方文論家不同，我國漢族文論家，歷來重經驗實感的形像描述，往往點到即止，不作詳盡的闡發，表現形態多是隨筆式的詩話、詞話、曲話及短小零散的序、跋、注、疏、評點、回批等。如果我們用西方文論的存在形式為範型去尋找少數民族文論，那麼，所得勢必很有限。同樣，用漢族文論的存在形式為範型去尋找少數民族文論，所得亦不全面。因為許多少數民族文論家，在表述自己文學見解的時候，選擇了一些特殊的形式，它不僅有別於西方文論，而且與漢族文論也不盡相同。比如在少數民族文化中，長期存在一種科際融合的現像，在許多理論著作中，包容著多學科的內容，它們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岩鋒在論及傣族文學理論時指出，由於傣族在較長的歷史時期，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保持著原始的聯繫性，物質生產的知識和精神生產的知識並未分離，而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與西方人習慣於把人類的知識，劃分為一個個獨不同，傣族人民更習慣於把人類知識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觀念造成了傣族人民特混合型的知識結構。這就使得傣族歷史、哲學等著作中包涵著文論見解,而文論往往包容著歷史、哲學等學科知識。彝族古代的“大君師”舉奢哲，一生扮演著多種角色，他是經師、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文論家，又兼通音樂和工藝美術。他的名著《彝族詩文論》，不僅談論了文學創作，而且還談論了歷史和醫學的寫作以及工藝制作。這種情況在漢族文論中雖有存在，但基本上隻限於哲學與歷史著作。這就告訴我們，探尋少數民族文論，必須突破西方和漢族文論的視域，在更廣大的範圍內搜羅鉤沉。
少數民族文論與西方文論和漢族文論，在存在形式方面，另一個顯著的區別在於：許多理論思想都寄寓在口頭文學之中。實際上，任何民族都有口頭文學；自從有了文學，就開始有了說明文學現像的言論和觀點。在書面文論出現之前，它們往往寄寓口頭文學之中。我國第一部漢語詩歌總集《詩經》，從嚴格意義上說，是口頭文學的記錄，其中就包含著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美”、“刺”見解。後來，由於漢民族文化的迅速發展，書面文學理論日益發達，口頭文論便降為次要地位，並逐漸從漢民族文論史中隱去；即使人們還可以從民間或典籍中搜尋到部分口頭文論資料，也由於它們從整體上來說，已無法在博大精深的書面文論面前顯示出思想的獨創性和新穎性而喪失了在文論史上的重要位置。相反，對於一些歷史進程較為緩慢的民族來說，書面文論往往處於起步階段，甚至還沒有書面文論；即使那些已有的書面文論，嚴格說來，也還是用文字記錄的口頭文論而已，因而，在這些民族的文論史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口頭文論。這些口頭文論，有的比較繫統，具有初步的“論著”形態，如傣族老贊哈歌手講授傣族文學的口頭講義，但更大量的文學見解，則散布於傳說、故事、歌謠、諺語、格言等各種體式的口頭文學作品中。這些口頭文論，是少數民族文化構成中不可分割的有機部分，也是我們了解和認識少數民族文學的不可缺少的鑰匙和參照繫。因而，我們不能用看待漢族口頭文論的眼光來看待少數民族口頭文論。少數民族口頭文論在少數民族文論中的價值，遠遠大於漢族口頭文論在漢族文論中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