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民詩界引言
遺民詩群是詩史上的一種復合群體，是特定時代急劇的政治風雲激漩盤轉中聚彙而成的詩群形態。這是一群“行潔”、“志哀”、“跡奇”，於風刀霜劍的險惡環境中棲身草野，以歌吟寄其幽隱郁結、枕戈泣血之志的悲愴詩人。
按照儒家傳統說法，遺逸之士商周之際即已存在，《論語》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歟”見《微子》篇。雲雲就是以伯夷、叔齊為逸民史事之冠首的記載。然而從華夏歷史的發展言，特別是從封建時代根深柢固地確立起“夷狄華夏”之大防的儒家觀念出發，那麼真正地在民族戰爭中漢族王權截斷，即所謂“宗國淪亡”的則隻有宋、明二朝，所以“孑遺餘民”之屬，也隻之初與清初順、康時期。這樣，從嚴格意義上說，東晉末年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潛應是逸民，而當有別於宋、明之季的遺民。凡遺民必是隱逸範疇，但隱逸之士非盡屬遺民，“漢官儀”、漢家衣冠的是否淪喪，正是甄別此中差異的歷史標志。顯然，這之間的差異就在於孑遺之民的不降志、不辱身，其潛在深層心理中已不隻是對某姓王朝的忠貞。強烈的民族自尊意識的世代積澱，終於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被充分地淋漓盡致地激發而起。正因為如此，遺民意識中是足能分解析離出愛國主義精神來，成為我們這個民族可貴的精神傳統的組合部分。
關於遺民的歷史認識意義，黃宗羲在《南雷文定三集·餘恭人傳》中有個簡捷深切的論斷：宋之亡也，文（天祥）、陸（秀夫）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彷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見卷二，四部備要本。浙江古籍出版社《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五九七。從精神、節操而不徒以行跡論高下，黃氏的史識自有其精闢之處。由此，他在《南雷文約·謝時符先生墓志銘》中既暢論遺民精神是一種天地正氣，又揚棄狹隘偏激的消極觀念：故遺民者，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己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見《文約》卷二。《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四一○。這當然不應當誤解黃宗羲過於持中和折衷態度，事實上他在《文約·時禋謝君墓志銘》裡以深沉的悲慨之情寫道：餘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崟奇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杖劍沉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為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為怪民，不亦冤乎？《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四二六。黃氏之所以以“亦止於不仕”作為遺民、特別是明遺民的志節界限，就其本意實有修撰有明三百年之歷史的願望在，即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之旨。而從清初實際的政治環境的兇險看，“止於不仕”亦正非易事。這形似“隱忍苟活”而實際有所期待或企求有所作為的抗爭新朝的“不仕”行徑，在順治初期絕不比殺身成仁容易堅持。清廷對明遺民，尤其是對知名度甚高的纔學之士的高壓逼迫“出山應召”，或驅赴新開之科舉考試，所運用的手段之陰柔和酷烈遠較前代為厲。這正是“亡國之戚，何代無之”，而明季的遺民在清初要守志自潔特見艱辛。對此，康熙年問浙東著名史學家邵廷采的《思復堂文集》卷三《明遺民所知傳》開篇處有一段重要論述：於乎！明之季年，猶宋之季年也；明之遺民，非猶宋之遺民乎？曰：節固一致，時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馬廷鸞等，悠遊岩谷竟十餘年，無強之出者。其強之出而終死，謝枋得而外，未之有聞也。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於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餘所見章格庵、熊魚山、金道隱數人，既逃其跡，旋掩其名。竊喜為紀述，惜衰年心思零落，所取益不欲奢。人心亦以機偽，名實鮮真。姑錄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為僧而保初服，猶尤尚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二一二。清初遺民僧人之多，是一個特有的文化現像。這現像本身已足以表明要逃脫不薙發不“胡服”，在那“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嚴酷年代是多麼艱難！遁入禪門，緇服袈裟，是當時躲繞鋒銳的不得已之一途，雖似下策，亦需毅力和勇氣。至於“不為僧而保初服”，並能一再抗拒征召出仕之壓力和誘惑，是確實該“尤尚之”的。
清初的遺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卓爾堪十六卷《明遺民詩》收有作者五百零五人，事實上遠不止此數。清末民初孫靜庵編著《明遺民錄》立小傳八百餘人，而無錫病驥老人的《序》說：“嘗聞之，弘光、永歷間，明之宗室遺臣，渡鹿耳依延平（即鄭成功）者，凡八百餘人；南洋群島中，明之遺民涉海棲蘇門答臘者，凡二千餘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頁三七二。至於東渡日本的明遺民中，尤多著名詩人文士，他們或為僧，或行醫，或講學，在《長崎紀事》、《長崎志》、《續日本高僧傳》以及《李朝實錄》等史籍中尚可考見遺民們在東瀛的行跡。
既然這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文化現像，是刻印有深深的時代烙印的群體，那麼該群體中的詩人們的深寄以家國淪亡之痛而足能感鬼神、泣風雨的血淚歌吟，自然具有巨大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遺民詩群的哀苦之篇，不但表現了那個時空間的愛國志士的泣血心態，如鵑啼，如猿哭，如寒蛩之幽鳴，而且記錄有大量為史籍所漏缺的湮沒了的歷史事件，具備一種特為珍貴的“補”史功能。誠如《南雷文約》卷四《萬履安先生詩序》所說：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乎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四七。詩當然不是史，也不應是史。然而，史原本是“人”所演進，同代之人則正是那時世的歷史見證者。而詩又是乃“人”之心聲，當其身處國破家亡，或存沒於干戈之際，或行吟在山野之中，凡驚離弔往、訪死問生、流徙轉輾，目擊心感，無非史事之一端，遺民之逸跡，於是必亦與“史”相溝通。南宋末年文天祥《指南錄》、《集杜詩》就是關涉當時八閩粵東之史量《湖山類稿》（又稱《水雲集》）則備載亡國宗室北遷為俘之苦情，詩足補史。明末清初史事多賴“亡國之人物”哀唱苦吟而不致湮沒，更屬數量可觀。可憾者歷經新朝文網之災，散佚十之八七，所幸其漏網喁魚，猶時存見。這就為一代清詩起首之章增添著淒楚蘊結、血淚飄蕭的悲歌色調。
這原是一個各不相干的，在詩美情趣上頗多徑庭的詩人群體。是亡國之痛、破家之哀、風刀霜劍之慘酷遭際，概言之是時代的劇變將他們推進了一個炙心灼膚的大熔爐。共同的命運即使是尚未泯滅他們審美追求上的畛畦，但當他們的心脈在家國之恨上豁然相溝通時，門戶之見、宗派習氣終於在特定時期淡化了。遺民詩群並沒有盟約，可他們在投入和唱時卻共譜著一種基調；盡管在詩風上在藝術風格上各自仍有異趣，然而和唱歌吟的聲韻卻奇妙地諧協著。情思上的通同、認同、相合，詩藝上的歧異觀念原自可以化解的，進而也必可融彙滲透、互相吸取，出現一個詩史上的轉化期。當詩人們在非常的年代裡冷靜反思，各自對原所宗奉的或者是抨擊的詩風稍稍客觀地辨認、審視時，存在於明中葉以來的熱衷門戶之見的偏激情緒，理當能夠廓清。
明遺民詩群從整體上看具有上述超越自己的藝術趨向，這是該詩群復合體的非常值得審辨的詩史現像。有了這種自我超越的智見和勇力，事物始得以演進，認識也得以升華。清代詩歌本可從明人“因”、“變”關繫的反復糾結、膠粘不清的歷程上掙脫出來，以謀詩的發展有個更燦爛的前景的。然而，歷史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行進，遺民詩風在隨著時間推移而漸見消歇時，新的“唐宋門戶”意識又復上漲，這或許是時辰未到吧。但遺民詩群在詩藝上的和衷共濟風尚是值得大書一筆的。第一章寧鎮·淮揚遺民詩群
<1644年，即明崇禎十七年，歲在甲申。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風暴疾卷、急遽劇變的一個年頭。該年農歷三月十八日，於民怨沸天的狂潮中崛起的李自成農民武裝，轉戰多年終於挺進由義軍將士們以鮮血凝鑄的目標，一舉摧垮了朱明王朝統治二百七十六年的中央政權，占領了北京。次日，崇禎帝朱由檢跣足披發自縊於煤山。據說崇禎自盡時在衣襟上寫有“遺詔”，中有“皆諸臣之誤朕也”，“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等語。怎樣評價崇禎？是勵精圖治之君，還是剛愎自用、狹隘疑忌的“寡人”？可由歷史學家去定評，但從其“遺詔”雲雲而言，他畢竟隻是個盲目的不明世事真諦的封建國君。君臨天下的傳統觀念和視民為子的虛假意識，導引著他臨死仍不敢正對一個事實：即他家的這個王朝，從其祖父明萬歷帝朱翊鈞起就已朝向傾垮的趨勢急速行馳，戕害子民的統治早變本加厲了。明王朝的覆亡是歷史的必然，這連封建陣營中的明智之士都程度不同地，當然又是憂心如焚地先後感覺到了的。問題是歷史將如何發展？按封建臣民的觀念言，該由誰來重建社稷，整飭綱紀？正當朱由檢的所謂“升遐之變，千古異常”之時，百官或“隨駕九原”，捐軀矢忠，或從順“逆”命，“稽首賊庭”。北京城中，尚未鎮靜，舉國縉紳，淒惶與哀悼相雜，震驚莫名而一片混亂之際，強大的滿洲鐵騎在吳三桂等前導下已趁大順政權猶未穩固時於五月初三日攻進北京，李自成軍隊旋即撤出“行在”，從此一蹶不振。清王朝盡管打出過一面代明討“賊”復仇的旗號，但素受“華夷大防”之教化的漢族臣民無法從感情上接受這種宣傳。兩三個月之間，風雲詭譎，山河迭相失色，“逆賊亂國”轉眼間轉換成“夷狄入主”，苦難深重的士民們幾乎與誥命官紳一起迅即從驚惶迷茫中悲慨憤起，被“異族”的搶奪國柄激怒了。
還在北京皇都走馬換旗、政變不測的那幾個月時間裡，福王朱由崧、魯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鍵等相繼於南京、紹興、福州，或建立弘光政權，或監國於浙東，或稱帝於閩贛。對大江南北、東南沿海的漢族士民來說，這多少還意味著朱明國祚未盡絕，抗清復國尚存一線命脈。誰知這些朱姓貴族建立的小朝廷，無不顢頇腐朽之至，不到一年即已紛崩瓦解，作了鳥獸散。其中弘光朝本應可以有些作為的，論兵力上遊有左良玉水師可扼守長江屏障南京，江北有“四鎮”軍伍尚抗得一陣南下清兵。可是內有馬士英、阮大鋮專權跋扈，外被“四鎮”統帥悍橫挾持，特別是朱由崧十足的荒淫失德，於是八旗鋒銳得以勢如破竹般渡江南下，隻用了年把時間就打垮了江浙閩贛三個小朝廷。江東南除了沿海一帶尚繼續堅持抗清軍事活動，西南還有個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歷政府外，清王朝實際上已大局在握，難加逆轉了。應該說，作為明王朝的孤臣孑遺的遺民生涯的背景，至此始稱得是真正展開，而詩歌史上的明遺民群體率先構成的則正在以六朝古都南京為中心的寧、鎮、揚一帶。
這裡原是一個政治敏感地區。南京城東的鐘山南麓埋葬著朱明王朝開國璋，孝陵的存在不啻是朱姓王朝的神聖像征，最易勾起舊朝臣民對先皇的緬懷。生者固不時涕淚於後湖堤岸，哭祭在梅花山前；即使死去，如萊陽姜埰那樣哀唱“若有人兮在，竦劍守重關”，矢志於“鬼亦戍其間”的更不乏其人姜埰（1607—1673），字如農，晚署宣州老兵。崇禎進士，官給事中。陳維崧有《水調歌頭》詞哀悼其卒逝，小序雲：“萊陽姜如農先生，前朝以建言予杖，遣戍宣州。會遘甲申之變，不克往戍所，僦居吳門者幾三十年。癸丑夏疾革，遺命家人曰：‘必葬我敬亭之麓。’”陳氏詞有“鬼亦戍其間”雲。。何況自明成祖遷都北京後，作為“南直隸”的政治、文化中心，此地仍按中央政府模式設置一整套官僚機構。南京六部齊全，調節安置著公卿大臣，猶如北京政權的一個虛幻的影子迤邐了二百多年。而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朝的托足金陵，其淫佚侈靡於危亡時勢中，又太容易叫人勾起對歷史的反顧，於是，南朝“玉樹後庭花”式的金粉舊夢特別具有現實政治的觀照意義。石頭古城的幾乎每塊磚瓦、每一方泥土，都可成為遺民們俯仰今昔、悲慨哀傷的媒介。至於清兵南下，殆同風掃落葉般地擊垮弘光政權時，寧、鎮、揚一帶無疑成為血與火的第一線。揚州十日，史可法殉難，留在東南人民心頭的慘酷傷痛，豈是短時間內所能撫平？梅花嶺史閣部祠墓正可成為宣洩故國之哀的一個窗口。
說起揚州，在清初這是個相當微妙的城市。揚州本不是個政治中心或軍事重鎮，但它自明代中葉以來，已成為不僅繁華而且文化氛圍十分濃重的大邑。漕運，特別是鹽政，使這城市成為江東北岸的經濟樞紐，而大批徽籍人士的寄寓，他們亦賈亦儒的行徑和作風，在此鼓漲起雅俗共賞的文化高潮。此間既彙集有大江上下各類名士雅人，又有足夠供他們展開沙龍式文學活動的歌樓舞榭。“揚州十日”的浩劫當然一度使這城市遭到嚴重破壞，可是對新朝來說，漕運、鹽務同樣是必需的經濟命脈，所以恢復也快。加之，清廷在順治、康熙之際，先後派遣任職此間的官員，大抵既穩健干練而又風雅卓絕。遺民原也是封建文人，封建文人既有忠愛的教養，又有清狂的習性，而失路彷徨時又往往縱情於聲色。以詩酒澆胸中塊壘固是常事，放浪形骸、在醇酒婦人之間打發時光也不算道德淪喪。於是，揚州這塊既能歌哭、又能風雅的土地，在白門煙柳、秦淮燈火未見復蘇的清初，群集、隱居著大批客籍和本地的遺民詩人，成為清初詩壇的一個絕不能輕忽的重心。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揚州雖繫運河南北交通的一個集散要地，但畢竟地處江之北，在江南政治中心南京的外圍，又遠離當時抗清烽火的浙閩沿海。作為政治較為寬松的地域，在揚州四周更有僻冷介乎城鄉之間的縣邑如興化、寶應直至今屬南通的如皋，那已是近乎江頭海角了。這樣的地理態勢，不管是對有志於恢復行動的還是韜光晦跡者，都是絕好的遁世淵藪。進可以出行向大江南北，退完全能潛處於草堂漁舍；苦悶了不妨到揚州城裡倚紅偎綠，在曼歌輕舞中大醉一場，寂寥時則輕舟獨放一直可以造訪到冒闢疆的水繪園前，“得全堂”中既有歌班清唱，又可把杯一傾“國破山河在”的苦情。大量的遺民詩作中確是如此地構成了一幅幅特定環境中的具體景像的。
遺民詩人中是否有不少隱蔽的卻又實際的抗清活動？是否存在著秘密的地下反清網絡？向來是人們饒有興趣的話題。然而這該是由清史家來研索並揭示的命題，已不是詩歌史所能承擔的。但當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張煌言水師三入長江，直駐燕子磯下，包圍南京城前，鎮江、丹徒、金壇一帶作為外沿城邑相繼躍迎“王師”，一時大江南北的遺民們為之額手稱慶，此中誠有無數蛛絲馬跡在，盡管文字載錄包括詩作已所存無幾。遺民們在那個時期頻繁社集，聯吟往來於真州與京口之間，將大量的文字揮灑在瓜洲渡和金山、焦山的行止中，當非偶然。事實上在鄭、張水師失利，清廷嚴加綏靖之時，鎮江、丹徒等地遭害的詩人文士不在少數，遺民詩作中可以發覆的甚多。這真是一個恢詭多變的年代，而在寧、鎮、揚這個空間中尤多行蹤詭異的遺民詩群。現按時空先後擇其要述論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