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美文壇出現了不少反法西斯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就其內容和藝術手法而言，都不乏眾口交譽的傳世名作，如德國作家雷馬克的《流亡曲》和《凱旋門》、西格斯的《第七個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海姆的《人質》和《今日十字軍》、美國作家馬爾茲的《十字獎章與箭矢》，等等。然而，無論從印行版本、讀者數量以及影響的深遠而言，都比不上一個默默無聞的猶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弗蘭克日記。
安妮·弗蘭克1929年6月12日生於德國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父親奧托·弗蘭克是一名德籍猶太商人。1933年希特勒上臺以後，弗蘭克一家便離開德國，流亡到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占領了荷蘭。德國法西斯也在荷蘭用殘酷手段迫害猶太人。為了逃避生離死別的命運，弗蘭克全家便佯傳失蹤，躲進一座樓房的後部，即所謂“後屋”。除了她們一家四口——父親、母親、姐姐和安妮——以外，還有她父親公司的職員範丹先生一家三口——範丹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彼得——和一個名叫杜賽爾的牙科醫生一起避難。
八個猶太人在後屋生活，必須保持絕對安靜，因為樓下的辦公室和庫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們在這種名副其實暗無天日的境況下生活了兩年多。小安妮就是在這種特殊條件下成長起 來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十三歲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禮物中有一本日記簿。從這一天起，安妮開始寫日記。日記除了開頭那一部分外，都是寫於後屋，是以書信形式假托寫給女友吉蒂的。安妮把自己的憂慮、歡樂、愛情和失望全都傾訴在日記中，這本日記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妮是一個聰明、善良、純潔、敏感和熱情的少女，上進心很強，學習努力，對一切問題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她的愛好和興趣十分廣泛，涉獵的範圍遍及許多方面。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時刻都有危險的絕望處境中，她也從未對生活失去信心。日記洋溢著這個超常少女的穎慧與纔華。她以與女友談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義。她對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後屋那個彈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處的戰爭年代。她冷眼觀察周圍這一群普通人，記下了她對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對各種問題的思考。不難理解，人們長期生活在這樣狹小的天地裡，沒有必需的生活空間和活動餘地，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繫自然會受到損害。安妮正是通過對父母子女之間的矛盾，對後屋避難者之間的種種糾葛的描寫，從側面反映了法西斯統治下人性所遭受的扭曲。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這方面，安妮能對自己一分為二，無情地剖析自己，糾正自己的偏頗。此外，日記還記下了她心中的愛情萌芽和她對待愛情的嚴肅態度。
日記從1942年6月12日寫到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蓋世太保衝進後屋，八個猶太人連同他們的朋友克萊曼和庫格勒都被逮捕。9月3日，這八個猶太人乘坐一艘裝著一千名猶太人的輪船離開荷蘭，後來又被裝上一列貨車，經過德國境內，最後到了波蘭的奧斯威辛。在站臺上，男人和女人分開了。奧托·弗蘭克就是在那裡和他家人生離死別的。1944年10月，安妮、瑪戈特和範丹太太被送到德國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弗蘭克太太獨自一人留下。她精神恍惚，拒絕進食，1945年1月6日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死去。範丹先生在毒氣室被毒死。杜賽爾被押回德國，死於諾恩加梅集中營。1945年2月，黨衛隊在蘇軍進擊下逃離奧斯威辛。奧托·弗蘭克活了下來，被蘇軍解放。
在貝爾根－貝爾森，安妮曾遇到她的同學漢妮莉（即莉絲）。後來漢妮莉回憶那次見面的情景說：“天黑了，我等得渾身發抖。過了好久，我忽然聽見一個聲音：‘莉絲，莉絲，你在哪兒?’是安妮在喊我。我順著聲音找去，看見她在鐵絲網那邊，衣衫破爛。夜裡很黑，我勉強能看出她那瘦瘦的、曬黑的面孔，一雙眼睛顯得很大。我們哭了又哭，因為這時候我們當中，除了隔著—層鐵絲網以外，再沒有別的。我們的命運沒有什麼兩樣了。我告訴安妮，我母親已經去世，父親也快要死了。安妮告訴我，她一點也不知道她父親的情況，她母親留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這裡隻有瑪戈特和她在一起，可是她病得很重。她們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以後，還看見過範丹太太。”
不久，範丹太太就去世了。瑪戈特也在1945年2月底或3月初死去。一個生還者回憶道：“安妮那時已病了。她不知道她姐姐已不在人世。不過幾天後她便感到了，不久她也死去。”死時她還不到十六歲。在罪惡滔天的法西斯強盜的摧殘下，一個含苞欲放、纔華橫溢的少女就這樣夭折了。
戰爭結束後，奧托·弗蘭克回到阿姆斯特丹。他們的朋友米普和貝普將安妮的日記和手稿交給他。這些都是她們在蓋世太保襲擊後屋後在舊書報堆中發現的。奧托·弗蘭克把安妮的日記抄錄下來，作為紀念，在親朋中傳看。有人建議將日記公開發表。弗蘭克先生把日記略加刪節，就以《後屋》為名，於1947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很快就印行了好幾版。1950年，海德堡Lambert Schneider出版社將日記譯成德文出版，第一次隻印了4500冊，當時德國很多書商還不敢把這本書陳列在櫥窗裡。但是，這本書很快就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至今，它已被譯成55種文字，在許多國家出版。
1955年，日記被改編成劇本，在紐約演出，獲得巨大成功，獲得普利策獎和其他獎項。1959年又拍成電影。該片女主角溫特斯（Shelley Winters）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此後溫特斯將其獲得的獎捐贈給安妮·弗蘭克紀念館。1956年10月1日，話劇《安妮·弗蘭克日記》在聯邦德國、民主德國、奧地利和瑞士這四個德語國家的七個大城市同時上演。在法國，日記也由喬治·納孚改編成劇本，演出轟動了整個巴黎。觀眾們從劇場出來時眼中都含著淚水，大家都為這個少女的真摯感情所感動。在阿姆斯特丹，朱麗安娜女王觀看了演出；這個城市正是劇中事件發生的地方。《紐約時報》報道這次演出的情況時寫道：“當演出達到高潮和結尾——德國蓋世太保猛擊後屋門的聲音響起時，劇場中發出一陣壓抑著的啜泣聲。幕落下好幾分鐘，觀眾仍寂靜無聲。皇室成員離開劇場後，大家纔站起來。沒有鼓掌。”
安妮·弗蘭克紀念館舉辦的流動展覽，已在歐洲、亞洲、北美、南美等三十多個國家舉行過展出。《安妮·弗蘭克日記》在美國幾乎家喻戶曉。前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在美國發行版的序言中寫道：“在我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其中對戰爭影響的描述最為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希拉裡·克林頓也提到，安妮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做出愚蠢的歧視行為”。1999年６月，美國《時代》雜志將安妮·弗蘭克評為“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100名人物”之一。編者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對她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安妮·弗蘭克日記燃起了所有人對她的熱情，她使人們認識到大屠殺、反猶太主義，也使人們認識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為現代世界的精神像征——不論是在受著各式各樣影響的個人精神道德，還是在堅定人類對生存的渴望與對未來的憧憬上。”他同時表示，當人們敬重安妮的勇氣與實事求是的態度時，同時她對自身的分析能力與寫作能力也使人欽佩：“她的聲譽所以能長存不朽，主要是因為她具有高度文學水準。不論什麼年齡來看，她都是一個水平極高的作家，能在當時殘酷的現實環境下寫出了如此優秀的作品。”
安妮日記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受到公眾關注後，就開始出現批評與質疑。1958年，安妮日記改編的舞臺劇在維也納上演時受到一群抗議者的滋擾。他們質疑安妮是否確有其人，並要求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蓋世太保軍官。1963年，西蒙·維森塔爾找到了維也納警官、前黨衛隊軍官西爾伯鮑爾。此人對當年的罪惡直認不諱，並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照片上認出了安妮·弗蘭克。這次事件暫時平息了對安妮·弗蘭克是否存在的質疑。
但是，否定納粹大屠殺的人並未停止抹黑日記的活動。尤其在德國，納粹的陰魂還時隱時現。有些人認為，日記是親猶太人組織的宣傳品，而奧托·弗蘭克也被稱為騙子。為此，奧托·弗蘭克生前曾多次采取法律行動。1980年奧托·弗蘭克死後，安妮日記（包括書信和文稿）按他的遺願轉交給荷蘭國家戰爭文獻資料館。該館在1986年委托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科學鋻定，確認其為真品。1990年３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院也對日記加以確認。
1991年，兩位學者羅伯特·弗裡森（Robert Faurisson）和西格弗裡德· 威貝克(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為《安妮日記：另一面接觸》 （The Dai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宣稱日記由奧托·弗蘭克撰寫，並提出日記內容有不少矛盾，質疑躲藏在後屋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風格與同年齡青少年有別的問題。安妮·弗蘭克紀念館和安妮·弗蘭克基金會在1993年12月向法院申請禁止該書在荷蘭傳播。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法院禁止任何否定日記及其內容真實性的印刷品在荷蘭出版，違者將被罰款25,000盾（約1,13）。
2006年6月，在德國東部馬格德堡附近發生了一起在大庭廣眾焚燒安妮·弗蘭克日記的事件，遭到德國公眾的強烈譴責。同年7月28日，德國聯邦刑警局發表聲明，肯定日記並非偽造。2007年3月8日，舍內貝格地方法院以“煽動民眾”和“詆毀對死者的紀念”的罪名判處策劃這一事件的五名涉案青年緩刑九個月。
安妮·弗蘭克生前說過：“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後也繼續活著。”她的願望實現了。為了紀念她，荷蘭成立了安妮·弗蘭克基金會。基金會致力於教育下一代反對種族歧視暴力。為此設立了一個國際青少年中心，作為各國青少年聚會的場所。位於阿姆斯特丹市普林森運河畔的那幢房屋被闢為安妮·弗蘭克紀念館，如今已成為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重要旅遊景點，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從世界各地前去參觀訪問，2005年接待了96.5萬名參觀者。
阿姆斯特丹市蒙特梭裡學校——安妮的母校——現在改名為安妮·弗蘭克學校。在德國、以色列和其他國家還有她的紀念處，代替她在貝爾根－貝爾森的無標志的墳墓。但是，最重要的是，她的日記被保存下來，在全世界廣為流傳。正如恩斯特·施納貝爾所說：“她的聲音被保存下來了。這是幾百萬被壓制的聲音中的一個，它說出了這幾百萬人是怎麼生活的……它比殺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時代的一切聲音更響亮。”著名法國女作家愛爾莎·特麗奧萊寫道：“安妮·弗蘭克如果還活著，也許會成為作家、詩人。安妮·弗蘭克的日記透露出一種早熟的纔能，一種勾魂攝魄的感染力……對於那些要對這件丑事負責的人，安妮·弗蘭克應該引起他們痛切的內疚；對於那些曾和小犧牲者一起受苦、同樣受苦和為她受苦的人，安妮·弗蘭克的日記應當成為他們沉痛的回憶。安妮·弗蘭克的日記具有崇高的人性，同時它又是一部偉大的藝術作品。”
《安妮日記》的中譯本也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59年第五期《世界文學》發表了我翻譯的日記的一部分，讀者反應十分強烈。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要求把日記全部譯出，以饗廣大中國讀者。為了不辜負讀者的殷切期望，我用業餘時間把《安妮日記》全文譯成中文，並交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將譯稿審讀完畢，準備發排。但沒有想到，當時刮起一股左的臺風使這部書稿半途而廢。十年浩劫後，這部稿子由於種種原因仍然被埋沒在書箱裡，盡管我在《書林》等刊物發表評論推薦。1982年我去聯邦德國訪問，有機會去荷蘭，終於實現了參觀安妮·弗蘭克紀念館的夙願。在聯邦德國，著名漢學家馬漢茂教授勸說我再次努力使《安妮日記》在中國出版。我當時還有點猶豫不決，因為其真實性一直有人質疑。如美籍學者夏志清1983年5月在香港《明報》撰文說：“《少女日記》（即《安妮日記》）很可能不是安妮·弗蘭克自己的作品，而是她父親奧托·弗蘭克同人家合造的贗品。《安妮日記》當年太轟動了，剛出紙面本我就讀了，連劇本也看了。為了查一查《少女日記》出版日期，在格廷根大學圖書館卡片目錄上找到一本書，揭發《安妮日記》是偽造的。奧托·弗蘭克生前從不把女兒的日記示人，究竟一共有幾本日記簿也大成問題。我們在報章雜志上看到安妮的字跡，也是不一致的。奧托1980年去世，死前曾上過西德漢堡法庭，法官認為日記四冊之一是用原子筆抄寫的，而在1941—1944年間，荷蘭國都根本還買不到原子筆。至少這一部分日記是安妮·弗蘭克死後偽造的。按道理，此項消息大有新聞價值，但《少女日記》是大戰後第一本反納粹、同情猶太人的暢銷作品，美國出版界一向是同情猶太人的，竟把消息封鎖。《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皆不載此事，至今每年還有很多人到安妮·弗蘭克荷蘭故宅朝聖去……安妮·弗蘭克已變成了猶太人民族浩劫的神聖像征。”1980年10月，德國《明鏡》周刊也刊登文章懷疑日記的真實性。1983年11月，我應邀參加聯邦德國文學翻譯協會年會，在會上認識了荷蘭著名女翻譯家英格博·萊塞納(Ingeborg Lesener)。我向她請教了《安妮日記》的真偽問題。據她說，《安妮日記》由奧托·弗蘭克重抄並刪節了一部分，因為這些片段涉及到目前仍活著的親友，不宜公開發表，但《安妮日記》決非偽造，這在荷蘭是已有定論的。聽了她的介紹，我纔放下心來。在此期間, 國內某出版社出版了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一個少女的日記》。 我找來與德譯本一比,發現錯誤百出。例如譯者竟把“Donnerwetter” (天哪!)譯成莫名其妙的“雷總是要炸的”, 把“肖邦”譯成“喬賽”,把“裡約熱內盧”譯成“黎俄· 德· 簡奈若”,把“戴高樂”譯成“德· 高盧”,把“德文”譯成“俄文”,把“芬蘭”譯成“荷蘭”,把“五十萬公斤炸藥”譯成“五十萬噸炸彈”。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扎特的著名“小夜曲”(kleine Nachtmusik)按不準確的德文發音被譯成“克萊茵· 那赫特瑪西克”。這種“史無前例的翻譯質量之低劣”(借用羅大岡語)的譯本, 其印數竟高達十多萬冊。這不是對原作的糟蹋，對不懂原文的廣大中國讀者的欺騙嗎? 這就更堅定了我爭取出版日記中文版的決心。1989年，外國文學出版社以《少女日記》為書名出版了我翻譯的這本日記。1991年夏，我應德國歐洲譯者之家（Europ?isches übersetzer-Kollegium）的邀請，在施特拉倫住了三個月，那裡離荷蘭不遠。我率領全家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參觀安妮·弗蘭克紀念館，把《少女日記》一本送給紀念館。紀念館負責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把1988年由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新版本連同相關資料送給我。安妮第一次寫成而未經整理的日記稱為A版, 第二次所寫並經過整理的日記稱為B版。奧托·弗蘭克從A、B版中選材編成篇幅較短的一種版本，後來稱為C版。全世界讀者歷來讀到的安妮·弗蘭克日記(包括中文版《少女日記》)就是這個版本。1988年新版本不僅包括A、B、C三個版本，補齊了被奧托·弗蘭克刪除的部分，使在舊版本中已有血有肉的少女安妮更加充滿人性與活氣，而且還收入弗蘭克家族的背景資料、這家人被出賣逮捕與發配的始末、究竟是誰告密、日記在世界各國出版的情況、日記改編成劇本及其引起的司法糾紛、對日記真實性的質疑及鋻定等相關資料，並附有大批圖片史料，洋洋大觀，對研究日記具有極大的文史價值。2006年我再次去阿姆斯特丹，發現安妮·弗蘭克紀念館又有了較大的的改觀。那天雖然下著小雨，但來自世界各國的參觀者在紀念館前排起長隊，很多人都帶著孩子。紀念館負責人知道我打算翻譯新版日記，帶領我參觀了不對外開放的部分，並讓我翻看了許多珍貴的原始照片。2008年春，安妮·弗蘭克紀念館的巡回展覽來到北京，首次與廣大的中國參觀者見面。今年5月，我在相隔十七年後再次訪問了歐洲譯者之家，在那裡住了兩個月，完成了《安妮日記》新版的初譯。《萊茵郵報》對我進行了采訪，在2008年6月29日以“安妮·弗蘭克中文版”為題作了長篇報道。這次我依據的是Fischer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第七版，這一版又有新的補充（詳見《前言》）。書中的注釋都是我加的。我的夫人蘇文華全力支持我的工作，並通讀了全部譯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議。謹以此書獻給Kim, Lynn, Joshua 以及其他青少年朋友。
高 年 生
2008年7月於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