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老子的《道德經》，很多人以為老子在其中表達了一個重要思想：反智。不僅很多涉世未深的年輕學人把老子歸為“反智”一派大加嘲笑或批評，就是一些思想史家也作如此觀，如餘英時先生說，“老子‘講無為而無不為’，事實上他的重點卻在‘無不為’，不過托之於‘無為’的外貌而已。故道家的反智論影響及於政治，必須以老子為始作俑者。”“我曾指出《老子》書中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屬於反智的陣營；而這種反智成份的具體表現便是權謀化。”……我們普通讀者讀老子，也常常困惑於老子天下第一，老子絕頂聰明，卻又那樣明確地表示要“絕聖棄智”。

老子真的反智嗎？

看老子的教誨，似乎真的如此，“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絕仁棄智，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老子那麼智慧，為什麼要反智呢？老子真的反對他擁有的智慧嗎？我們需要這樣想問題，而不是如餘英時那樣從表面的字句中去推論出老子是一個權謀者和獨裁者，“老子在此是公開地主張‘愚民’，因為他深切地了解，人民一旦有了充份的知識就沒辦法控制了。老子的‘聖人’要人民‘實其腹’、‘強其骨’，這確是很聰明的，因為肚子填不飽必將挺而走險，而體格不健康則不能去打仗或勞動。但是‘聖人’卻決不許人民有自由的思想（‘虛其心’）和堅定的意志（‘弱其志’），因為有了這兩樣精神的武器，人民便不會輕易地奉行‘聖人’所訂下的政策或路線了。”餘英時的老子觀有相當的普遍性，即斷章取義，為己所用。

要知道，老子絕非矛盾得人格分裂，孔子稱道過，“老子猶龍。”“聖人”在老子筆下也絕非如餘英時推論出的是一個獨裁者，相反是一個“功成而弗居”的德者。隻要看看《道德經》中有關聖人的表述就清楚，“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關於老子反智的矛盾、困惑甚至不需要從老子的言論中尋找答案，隻要我們反求諸己，我們就能明白老子的“反智”並非反對“智慧”。隻要看看我們的生活，一方面是技術、工具充斥日用，一方面是大量的修行、養生言論，是相互提醒告誡要“安頓”、“平安”、“靜好”等等的智慧，我們就大體明白老子的反智並非指智慧。從《道德經》中可以看到，老子對知、智、明三個字的用法是有區別。老子的“知”，一般指“了解”、“知道”，這不是他所要否定的。老子否定的知，是人的欲念。所謂“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這裡的“智”，正是老子強烈質疑和反對的，他是指“以知識為工具而行詐偽之事”的“巧智”，是我們常說的耍小聰明。至於智慧，老子一般用“明”來表示，是體“道”知“常”的最高智慧。所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老子的“愚”，並非愚昧，而是樸實無華的意思。

為老子“反智”正名，對我們普通人也有重要的意義。這讓我們更加明白，以老子的智慧，他跟我們普通人一樣感同身受，他跟我們一樣反對獨裁者、專橫者的自作聰明。我們應該把加諸老子身上的陰謀色彩去掉，恰恰相反，老子是反對陰謀、權術的，老子要求的，是真正的智慧。

甚至智慧，在我們文化裡未必是一個好的人生品質。從孔子開始，中國人都喜歡笨一些老實一些的人。孔子弟子多多，但他最喜歡老實的顏回。我曾經說“活到今天，越來越理解孔子的人生，其中尤其理解孔子為什麼喜歡顏回。人們都太聰明了，因此張狂、投機、勢利，追求一夜暴發，三五年有成，或畢其功於一役。我多次告誡自己和身邊的年輕朋友，要笨一些，勤奮一些，要做足笨工夫。”這其實也是對老子“反智”的極好解釋。當然，蘇東坡、鄭板橋更沉痛地說過，“難得糊塗。”

詩人穆旦晚年有《智慧之歌》：“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它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我咒詛它每一片葉的滋長。”這樣的詩文同樣是沉痛的。

因此，我們的人生之路有很多選擇，維特根斯坦曾說，希望自己既明智又好。可見，西方思想家也注意到，智慧不一定就是好的。

至於老子的“反智”，我後來更發現，老子對一般智慧確實看不大起。從天地四時四方之學來說，跟孔子克己復禮歸仁不同，老子是絕仁棄智的。我們說過，仁屬於東方之學、春天之學；禮屬於南方之學、夏天之學；智屬於北方之學、鼕天之學……孔子希望走向活潑潑的春天夏天，老子則放棄一時一地的歸屬，他希望的是歸於道，歸於圓滿。

這也是現代人念茲在茲的，人是目的。人生不應該過成“類人孩”，不應該過成“書齋”的科學家或知識分子，不應該過成官家商家，不應該過成虛無的中年人或陰謀的老人……因為一個孩子還不是一個人，一個科學家、大師和知識分子還不是一個人，一個官家商家還不是一個人，權謀、虛無還不是人……人實際上是你，是我，是那個為遙遠的全稱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這就是人生的目的。

先秦儒家孔孟的書以講道理為主，他們也談論自己，但那種談論是活潑的、流動的、生發的，雖然在君王的炫耀面前他們的自我期許不免有酸澀之嫌。墨家談論自己時則多有金石之氣，其大義凜然可謂能夠使貪者廉頑者立怯者勇。道家的老子幾乎絕口不談自己，這一緘默的意味是由莊子來揭示了，莊子的感覺是苦澀的。人性的精神發育正在其中，酸澀屬於青春、春天、東方；辛辣屬於成年、秋天、西方；苦澀則屬於壯年、夏天、南方……對人生社會的不同感覺導致了不同的言路和思路。

跟悉達多王子相似，莊子的出身也是高貴的。研究者多認為，莊子是春秋時代的一代霸主楚莊王的後裔，隻是距楚莊王二百多年後的莊家已經破落了。歷史的因緣或弔詭在於，楚莊王的故事，“三年不飛，飛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幾乎是其家族的一個規律，到莊子生活的楚威王時代，莊家隻有一個叫莊蹺的武將聞名於世，莊蹺的開疆拓土使千年後的毛澤東還寫詩稱道，“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蹺流譽後……”千年後我們可以猜想，以先秦中國人恢弘的視野和感應強大的心理，莊子或者承受著家族的榮光，也跟悉達多王子那樣明了自己的使命。

跟孔孟們相比，莊子有著極為窮苦的“屌絲”生活。他雖然也曾當過漆園小吏，但生活是窮窘的。據說他的衣服穿了幾年還在補著穿，鞋子的後跟磨光了還在拖著穿。妻子經常跟著他處於半饑餓狀態，為此，莊子曾不得已到監河侯家裡借糧。監河侯說，“好啊，等我收到市邑的租金後，就借給你三百金，你說好嗎？” 莊子說：“我昨日來的時候，路中有呼救聲，回頭一看，原來在車輪壓下去的地方，有一條鮒魚在那裡。我就問它：‘鮒魚啊，你這是干什麼呢？’鮒魚回答：‘我是東海裡的水族，您能取一鬥水救我嗎？’我說：‘好。我馬上到南方吳越遊走一番，請他們引西江的水來救你，好嗎？’鮒魚氣得要死：‘我失去在水中的正常生活，現在我隻需一鬥水就可以活命。您這樣敷衍我，那還不如到干魚鋪子裡去看我掛了的模樣！’”

跟一般人不同，比如李白、杜甫以降的讀書人或窮屌絲們，在此情形下仍不會得罪監河侯一類的“人物”，但莊子不在乎這一得失，他要當面揭穿這些人物的虛偽。雖然代價是沉重的，他的妻子就是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的，但莊子受了這樣的打擊，竟然想通了一切。就像悉達多看到生老病苦而要去尋訪大道一樣，莊子是在苦難面前有“目擊道存”的徹悟，他因此沒為妻子的死亡而悲傷太久，而是“鼓盆而歌”：“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鼕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他說，妻子剛死的時候，他何嘗不慨然流淚，但想到妻子的生死，就像春夏秋鼕四季那樣運行不止。現在她靜靜地安息在天地之間，而他卻還要哭哭啼啼，這不是太不通達了嗎？所以止住了哭泣。

莊子的通達並非自以為是的“看透”，而是在苦難中更努力地研究，更深入地思考。歷史學家司馬遷說莊子對任何學問都研究過，“其學無所不窺。”這應該是真實的紀錄。這種努力在當時人人都追求成功、追求名利的環境裡，可以說是“逆流而動”。大概知道莊子的身世，也知道莊子淵博的學問，使得一些君王也能容忍他的窮窘苦相，面對他的搶白譏諷而無可奈何。有一次，他穿得破破爛爛，去見魏王，魏王說，“莊先生怎麼這麼狼狽呢？”莊子說：“我這是貧窮，不是狼狽。讀書人不能躬行道德，那纔是狼狽；穿破衣服，拖破鞋子，是貧窮而已。這就是所謂沒遇到好時代的現像……”莊子還在魏王面前毫不客氣地指明時代的昏亂，“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征也夫。”

但莊子的努力榮耀了大道，使人世的大道顯示其力量。楚威王也開始知道了莊子的份量，他派使者卻迎請莊子。司馬遷的記載是，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這樣的人生選擇在今天仍在考驗每一個人，我們時代仍有人願做郊祭或太廟的犧牲，在臺上一臉正經地裝扮做秀，以上臺表演為人生的目標。莊子自己記載的這一事件是，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但大夫認知的道理卻未必能夠實行，一般人也不易實行。莊子的朋友惠施也是，在一次去梁國想去拜訪做相國的朋友惠施時，有人跟惠施說恐怕你的朋友是來取代你的，惠施聽信了命人搜查莊子，莊子就去跟老朋友講了一個故事，“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鵮，子知之乎？夫鵷鵮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鵮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看破名利富貴的莊子是真正理解了富貴的某種本質。曹商在他面前誇耀說，“住窮弄窄巷裡，因為貧窮而要編織鞋子，這不是我曹商所能耐的；出門見君王，獲其歡心，賞車百乘，這是我老曹的本事。”莊子回敬，“聽說秦王有病，懸賞說能夠消除他身上腫痛的，賞車一乘，替他舔痔的，賞車五乘，治療越下，賞車越多，難道你是給秦王舔菊的嗎？你走遠點吧。”

隻可惜，曹商乃至一般人都不理解莊子的話，他們即使同意莊子，也未必接受莊子的人生選擇。莊子希望人們接受本真的生命，在他看來，在一個亂世，尤其需要人們葆全生命。這個毀滅生命本真靈性的亂世卻被人為地“養食”並“衣以文繡”，被人們說成是發展的時代、占有的時代、消費的時代……但莊子說，方今之世，僅免刑焉。

莊子的選擇不僅跟一般世人有別，也跟悉達多王子的選擇有別。後者是明了苦諦而尋找解脫之道，莊子是明了苦諦而去經驗人生諸苦。他們也有共同點，悉達多王子的選擇是涅槃、棄絕，莊子則是坐忘、心齋；但莊子仍跟普通人一樣經驗著人生，他隻是告誡說在經驗中不要忘記大道。就像龜一樣，龜貴為神龜並非大道，龜在爛泥中搖頭晃腦纔是大道。即使爛泥中有苦，那也是生活，也是存在的生命，也是本真的生命。

讀墨子，給人印像最深的是他的思想、觀念完全立足於現實生活、日常實踐。他的書中充滿了木鳶、車轄、咫尺之木、方圓、規繩、陶者、穴師……這類市井話語。他有名的“所染”開篇即是，“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從日常生活中的觀察中抽像出普遍的道理，並運用到歷史現實中去。“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瀋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範蠡大夫種。”他最後感嘆：「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墨子從染坊這一行業聯想到人生社會的環境、交往對人的影響。

這一種了不起的生活智慧。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思維偏好，從一點一個細節出發去把握萬事萬物的結構；比如當代人從《紙牌屋》、《來自星星的你》等電視劇裡去認識官場、愛情的本質或韓國、美國社會的生態，國人從《西遊記》一類的人物命運中去把握中國社會的秘密……但墨子的高明處在於，他比一般人走得更遠一些。他的抽像性演成了一種了不起的理性、邏輯，後人尊稱為墨辯邏輯，跟古希臘的形式邏輯、古印度的因明邏輯並稱為軸心時代的人類三大邏輯。

古希臘哲人德謨克利特說，求故勝當波斯王。找到一個原因的解釋，勝過當波斯王。墨子的思想跟德氏有相似處，《墨經》中說，“巧傳則求其故。”即對世代相傳的工藝技巧，要探明其緣故。也許正是這種求知心，使墨子發展了我們中國人極為罕見的理性，他成為我們中的異類。

墨子感慨，“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墨子不僅求其所以然，還把理性精神上升到極為抽像的層面。他的工作是一步一步地完成的。我們看他的很多判斷都似曾相識，如“知，材也。”“知，接也。”“身觀焉，親也。”“聞，耳之聰也。”“久，彌異時也。”“傳受之，聞也。”……到了“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就有了思辨，有了分析綜合的活動。……而到了“中央，旁也。”“端，體之無厚而最前者也。”就出現了認識的飛躍，進入到思維的自由王國裡。墨子意識到，一個事物的中央，可以是另一事物的周邊，這是異於傳統和常識的卓越見解，從中不難理解那些中心主義者的自大。後來的惠施說，“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對點的理解，無厚而最前，不僅與歐幾裡德對點的定義相似，而且明白預示了由一點開始生成大千世界的本質。

由此可知我們跟墨子的距離。墨子跟我們一同起步，甚至他比不少“成功人士”或富貴二代的起點要低，但他從淺近處入手，持久地努力、一步步走向了思維王國的堂奧，收獲了我們一般人少能窺見的大道至理。用墨子的話，“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近，修也。先後，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

我們以墨子的“兼愛”為例。他的兼愛思想就是從現實中收獲的。我們今天知道，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情操、觀念意識和社會主張。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方人很少直面“愛”這一話題，人們多談論“恩”，多談論忠孝，最多把愛跟“仁”放在一起討論，仁愛，而仁愛在我們這裡是以己為中心推衍開來的“差序格局”。人們很少像墨子那樣談論愛，墨子是我們中間的異數，在於他像耶穌那樣要求“愛鄰如己”，他的“兼愛”既是啟蒙運動以來的“自由平等博愛”之號召，又是當代社會深入人心的“公益”“慈善”等人生社會價值的關鍵。現代很多志願者意識到，在家國體繫裡，個人很難超乎家庭家族的利益，但在今天家國體繫潰敗的時代，個人的情感認同、愛的實現則自然而然地跟他人相聯了。

墨子的“兼愛”思想並非憑空想像，而是從現實中推斷的。墨子說，“天下之人皆不能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無言而不應，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墨子的比喻極為現實而精彩，“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就是說，愛人不是為個人沽名釣譽，就像旅店接待客人一樣，是為了與人方便。

墨子進一步的收獲令人擊節贊嘆，他說，“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愛別人並沒有把自己排斥在外，在愛別人的同時也就愛了自己。他從事物的包容性中看到了愛的真諦。他還說，“愛眾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愛世間多數人和愛世間少數人相同，兼愛就是這樣。愛上世之人和愛後世之人，都像愛今世之人一樣。他從事物的共性和個性上看到了愛能抵達的終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