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是一位高度自覺，創造不止的作家。他始終保持著清醒、沉靜的寫作姿態、洞幽燭微的探索精神和一種思想的張力，使其文學寫作具有他人所無的、不可效仿的特質。在當代文壇和思想界，韓少功占有相當重要的一席，評論界對他有極高的評價。錢理群非常概括地說出了韓少功的與眾不同之處：他“一直在關注並緊張地思考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許多事情，而不像魯迅批評的某些作家，總是‘咀嚼著身邊的小小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馬橋”的語言反映著馬橋人的生活、歷史、文化思想。但韓少功從語言中看到了中國的馬橋、世界的中國，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從80年代初開始注意方言，這種注意是為了了解我們的文化，了解我們有普遍意義的人性。”
《馬橋詞典》講述的遠遠不是語言的故事，穿透紙背的，是作家對人類文明、對人性的深刻的哲理性思考，以及作家的濃厚的人文關懷精神。
韓少功在80年代的文化尋根小說創作中，已經比較自覺地確定了民間的表達立場，但從《爸爸爸》等作品來看，他仍然是用啟蒙的態度來批判民間的藏污納垢性。1996年初，他沉寂多年後發表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在對民間世界的創造性的營造和對小說形式的實驗性開拓兩方面都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
《馬橋詞典》在許多方面都延續了韓少功以往的創作風格，但在小說的敘事文體上卻開創了一種新的小說敘事文體--用詞典的語言來寫小說。“馬橋”是個地理上的名詞，據小說的敘事者介紹，“馬橋”是古代羅國所在地，就在楚國大夫屈原流放和投河的汩羅江旁。故事以敘事者下鄉當知青的年代為主體，向上追溯到各個歷史時期的生活片段，向下也延伸到改革開放以後，著重講的是70年代馬橋鄉的各色人物與風俗情景。但這些故事的文學性被包容在詞典的敘事形式裡面，作家首先以完整的藝術構思提供了一個“馬橋”王國，將其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傳說、人物等等，以馬橋土語為符號，彙編成一部名副其實的鄉土詞典；然後敘事者纔以詞典編撰者與當年插隊知青的身份，對這些詞條作詮釋，引申出一個個文學性的故事。韓少功把作為詞條展開形態的敘事方式推向*致，並且用小說形式固定下來，從而豐富了小說的形態品種，即在通常意義上的“日記體小說”“書信體小說”之外又多了“詞典體小說”。這部小說在語言上的探索更加成功些。
在以往小說家那裡，語言作為一種工具被用來表達小說的世界，而在《馬橋詞典》裡，語言成了小說展示的對像，小說世界被包含在語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說，馬橋活在馬橋話裡。韓少功把描述語言和描述對像統一起來，通過開掘長期被公眾語言所遮蔽的民間詞語，來展示同樣被遮蔽的民間生活。盡管他在講解這些詞語時仍不得不借助某些公眾話語，但小說突出的是馬橋的民間語言，文本裡的語詞解釋部分構成了小說*有趣的敘事。
如對“醒”的解釋，在馬橋人看來，醒即糊塗，他們從屈原的悲慘遭遇中看到了“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格言背後所包含的殘酷現實，這與魯迅筆下的“狂人”意像一樣，既是對先驅者的祭奠，又是對國民性的嘲諷，也包含了民間以自己的方式對三閭大夫的同情……所有這些，不是通過人物形像，不是通過抒發感情，甚至也不是通過語言的修辭，它是通過對某個詞所作的歷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學性的解釋而得到的。
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較強的詞條裡，它主要的魅力仍然來自構成故事的關鍵詞。像“貴生”一詞的解釋裡敘述了“雄獅之死”，雄獅本是個極有個性的農民孩子，他誤遭炸彈慘死後，小說重點闡釋了一個民間詞“貴生”的含意，即指男子18歲、女子16歲以前的生活。在農民看來，人在18歲以前的生活是珍貴而幸福的，再往上就要成家立業，越來越苦惱，到了男子36歲女子32歲，就稱“滿生”，意思是活滿、活夠了，再往上就被稱作“賤生”了。所以，鄉親們對雄獅的誤死並不煩惱，他們用“貴生”的相關語言來安慰死者父母，數說了人一旦成年後就如何如何的痛苦，讓人讀之動容的正是這些語詞裡透露出來的農民對貧困無望生活的極度厭倦，雄獅之死僅僅成了民間語言的一個注腳。
《馬橋詞典》是對傳統小說文體的一次成功顛覆，而它真正的*創性，是運用民間方言顛覆了人們的日常語言，從而揭示出一個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們意識到的民間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