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2008年）
華語圖書傳媒大獎（2006年度歷史傳記）
葛兆光作序、謝泳、蘇小和等書評推薦

《上學記》是著名學者何兆武先生的個人口述史。何先生生於1921年，在北平讀小學和中學，在西南聯大讀大學和研究生，共七年，讀過四個繫，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上學記》寫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學生涯，其中西南聯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學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蘊，以謙和率真的學者姿態，以歷史親歷者的回憶和感受，講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戰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識和風雅。書出版後，好評如潮，當然也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何先生說：“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並不是真正對人的尊重。一個人的思想本來是活潑的、與時俱進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種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呢？”
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上學記》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開歷史之門、知識之門，乃至真理之門和思想之門的啟蒙之書。當然，該書也因對某些老師的個人感受和真實評價而引發爭議。
有評價將何兆武的《上學記》、齊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並稱為“海峽兩岸知識分子的必讀書”。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嶽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後就讀於土木、歷史、哲學、外文四繫。1956至1986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後，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譯作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等。

文靖，1975年生，本名文靜，畢業於清華大學自動化繫、哲學繫，曾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現為自由撰稿人。

追憶美好讀書時光
上學記zui美好的就是自由
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上學記》的口述模式的確過於簡單了一些，何先生講述的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經知曉。可是，當我把何兆武先生當年的上學經歷與我曾經的上學故事進行比較，我意識到現在讀者和何先生之間距離，遠遠大於我們可以想像的距離。那彌漫在西南聯大上空自由的學院空氣消失了，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空氣之中，或者說，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學記謝幕之後，我們的上學記根本失去了回憶的愉悅之感。
我這麼誇張性的鋪排氛圍，其目的是想糾正一種思考模式。因為我發現已有的關於何先生《上學記》的評論中，人們多數還是抓住書裡闡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價值、學術自由、教育獨立、個性張揚、知識分子與政治的疏離等等範疇進行勸教，卻有意無意將書中涉及到的更加具體的生命和更加具體的細節丟棄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給何先生寫的序言裡，也隻是就幸福和教養這些抽像的命題進行了解讀。我決沒有否定這個理念的意思，事實上，何先生陳述的這些理念就是我們孜孜以求的普世價值。我隻是想說明，《上學記》對讀者的衝擊，更多的還是老一代讀書人的環境和後來讀書人的環境之間差別的衝擊，這種差別如此之大，以至於徹底改變了後來幾代人的命運。這樣的改變，不是理論的改變，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變，而是呼吸習慣的改變，血液的改變，行走方式的改變。因為擁有不同的“上學記”，我和何兆武先生幾乎屬於完全不同的兩代人，這樣的代際區別，不是循序漸進的發展與提升，而是一種醒目的退步，或者說，我們之間的新陳代謝，不是合理的薪火相傳，而是一種讓人不願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用比較的方式閱讀《上學記》，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歷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頁裡敘述了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不同。北洋時期，也培當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提出了“兼容並包”，請的教師裡有保皇派辜鴻銘，有早年參加革命後來背叛了的劉師培，有激進的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也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各路人纔都成為北京大學的座上賓。何兆武感嘆，假如北洋政府真正嚴格起來，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閉培抓起來，培卻在北京大學裡制造了在今天看來都為人所羨慕的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
何兆武對他在西南聯大的讀書經歷顯然無限懷念，認為這是他讀書zui美好的歲月。“那幾年生活zui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干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候什麼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進行一次學習氛圍的比較，我在第256頁讀到了完全不同的讀書經歷。“起先我以為革大學習和解放前學校裡一樣，老師指定幾本教科書讓大家閱讀，然後他在上面講，後來發現不是這樣”，何先生的上學記掀開了新的一頁：課堂裡學習馬列毛的基本常識，學習階級劃分、土地改革之類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革大經常請名人講座，動輒數百人聽，一人拿一個小馬扎。對於這種方式，何先生也表現出了不適應，他認為上大課顯然不如小課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課可以討論發言，大課就沒有交流了。臺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講，動不動就四五個小時，話說多了難免千篇一律，而且淨是一些鼓動宣傳的話，我們一定要勝利等等，這與當年西南聯大的老師們太不一樣了。
讀書記那麼多我們沒有讀過的書
有一個簡單的道理我想陳述：上學等於讀書。上學很簡單，到一個學校裡面去，在教室裡坐著，有老師講課，便成為上學了，可是讀書卻不一樣，讀什麼書？怎麼讀書？仔細讀《上學記》，我發現我們和何先生的差別真是太大了。
關於讀什麼書，我把何先生在《上學記》裡提到的書名進行了初步的統計，大致如下：
小學到中學，何先生讀過：《莎氏樂府本事》、《格列佛遊記》、《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詮》、《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總理遺囑》、《莊子》、《史記》、《古文觀止》、《三俠五義》、《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紅樓夢》、《聊齋志異》、豐子愷的《孩子們的音樂》、《近世西洋十大音樂家故事》、《西洋建築講話》、《清稗類鈔》、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琴南的《說部叢書》等等，其中，何先生還特別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詮》讓他真正開闊了眼界和思路。
大學以後，何兆武先生讀史》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選粹》、《楚辭》、錢穆的《國史大綱》、《金瓶梅》、《詩經》、《資治通鋻》、《勃朗寧詩集》、《丁尼生詩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自然辯證法》、《西方的沒落》、馮友蘭《新理學》和《中國哲學史》、金嶽林《邏輯》、《雪萊詩集》、《濟慈詩集》、葛幫福的《歷史學的綜合方法》、烏拉穆諾《人生之悲劇的意義》、莫羅阿《戀愛與犧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諸神復活》、屠格涅夫《父與子》《羅亭》《前夜》、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美國獨立宣言》、《法國獨立憲章》、《聯合國憲章、《羅斯福論自由》、《政治科學與政府》、《經濟學概論》、《歐洲近代政治文化史》、《聖經》等等。
何先生上小學中學的時候聽過的音樂也很有意思，他曾經認為自己在音樂方面的稟賦不錯，想把音樂作為自己的事業，我們不妨簡單羅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樂3B之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諾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瑪斯歌劇《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厭其煩地陳列這些書名，於我於別的讀者，都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首先這是一套很有價值的參考書目；其次我們通過這些書目能夠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長過程，求學經歷，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識結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面對這些書目，應該問一問自己，哪些書我們讀過，什麼時候讀過，哪些書沒有讀過，甚至哪些書我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當然。有一些書由於時間的原因，已經逐漸被其他更優秀的著作取代，但總體來講，我們從小學到大學所讀到的書，除了學校發的一些教科書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人事記“一多，一多，何必呢？”
讀過《上學記》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續的愛國熱情，同時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復強調他的愛國隻到愛國為止，決不會因為愛國就把自己的行為延伸到政治領域。先生在197頁“一個人的政治底線”裡講了一段很中肯的話，不妨抄錄下來：
“過去的學生運動，凡遊行我都參加，因為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我們當然擁護，但除此以外，別的活動我都不參加……所以實際上我就給自己畫了底線：愛國是大家的義務，反對侵略者是國民的天職。遊行我參加，回來也挺興奮，宣言裡也簽名表態，但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不參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讀者會在這一段話前停留下來。中國讀書人從來都是熱愛政治的，治國、平天下是讀書人的關懷，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這樣的傳統。仔細分析何先生的這段話，至少我可以讀出三層意思：一是愛國是義務，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義的愛國，三是愛國到愛國為止，決不參與政治。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理性的愛國主義，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們經常會遇到愛國主義行為在廣場上，大街上上演，從民族、國家的角度看，這無疑是值得尊重的行為，可是我們這代人卻沒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總有人在一個全球貿易的時代，提倡抵制某個國家的產品，對著大街上跑動的某國品牌的汽車大打出手，這些行為與何先生理性的愛國主義相去太遠，我們繼承了何先生他們那一代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卻丟棄了更寶貴的理性與和平尺度。
zui後，我想提一提詩人聞一多。何先生在《上學記》裡敘述聞一多被刺殺的場面：“我們趕到醫院，人已經死了，尸體擺在院子裡，周圍有七八個人，後來陸續來了一些人，神態嚴重。雲南大學的尚先生來了，哭得很傷心，邊哭邊說：一多，一多，何必呢？”讀書人應該怎樣生活，這是個問題。我想聞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離政治太近了，可是我們又不能去責怪聞先生，更多的人會懷念他，景仰他。這是一個悖論，也是一個傳統問題。如此卓越的讀書人必須要走到街頭去為政治大聲呼喊嗎？如此聰明的詩人必須要成為槍口裡的目標，過早離開這個世界嗎？我們能不能平心靜氣地讀書，塌塌實實做點學問，與政治遠一點呢？可是問題隨之而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要敢於說真話，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間的罪過，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應該有責任，有勇氣直接說出來。這是底線，失去了這個底線，我們怎麼對得起那麼多書？可嘆聞一多先生死去60年，這樣的難題還徘徊在我們周圍，中國的讀書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們有時候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做，能夠走到哪裡去？
——《新京報》書評人蘇小和

修訂版序言 何兆武
序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沒有名人
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一二·九”見聞
上學記·甲
1.力矯時弊，以古為則？
2.無事亂翻書
3.天籟幻想
鬼子來了
返鄉
也是故鄉，北京
湖南印像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洋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學記·丙：遷徙的城堡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力
4.逃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聽吹牛，裡根掛二牌
7.兼職做教師
8.鬧戀愛？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轉變
大學之謂：憶先生
1.一包熱情的聞一多
2.民主人士張奚若
3.戰國派雷海宗
4.吳晗印像
5.馮友蘭先生
6.金嶽霖先生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掄先生
9.數學繫
10.物理繫
戰火硝煙
“一二·一”運動
1.“打到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五柳讀書記
憶同窗
1.“科裡紅”何佶（呂熒）
2.殷福生（殷海光）印像
3.大纔子王浩
4.因言獲罪的陳良璧
5.老友鄭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1946－1950）
教書臺灣
日日江樓坐翠微
上學記·丁：革大學習
零敲碎打
後記：把名字寫在水上
增訂版後記

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過去的學生運動，凡遊行我都參加，因為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我們當然擁護。但除此以外，別的活動我都不參加，從中學到大學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塊材料，既不會唱、不會講演，也不會寫文章做宣傳。第二，從小我就有一個印像，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復雜、肮髒的東西，一定要遠離政治，父親也是這樣告誡我的。所以實際上，我就給自己劃了條底線：愛國是大家的義務，反對侵略者是國民的天職，遊行我參加，回來也是挺興奮的，宣言裡也簽名表態，但是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不參加。
我的二姐何兆男（後改名何愷青）在北大讀經濟繫。那時國民黨還控制著北京，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是蔣介石的姪子[1]，時常到學校裡抓人，兇極了，我二姐就被關了一年。所以她本來應該1936年畢業，結果1938年纔畢業。三姐何兆儀讀北大化學繫，她是地下黨，“一二·九”的積極分子。那時候蔣的所謂中央勢力撤退了，憲兵第三團也走了，情況好一些。1936年抬棺遊行，她的29軍抓起關了十多天，蔣夢麟校長把他們保了出來。可是文革的時候，又說我三姐是美帝特務、蘇修特務，弄得她得了神經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當初她隻念她的化學，解放後也一直搞她的專業，雖然不見得一定能有什麼成績，但無論如何最多隻是個走白專道路的帽子，不會有那麼沉重的精神負擔。我的妹妹1942年入學，聯大中文繫，也是“一二·一”的積極分子。她和愛人肖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區，改叫柯炳生，算是投向革命陣營的，不過下場也都不好。解放以後，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學語文教研室的黨支部書記，撥白旗的時候受命去組織批兩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線，劉少奇到了第一線，定了許多新的辦法，加之“自然災害”和三年饑饉，政治上緩和了很多。白旗不撥了，又讓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殺了。或許這樣也好，不然你連這麼一點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時候多厲害？那早晚也逃不過去的。
我姐姐熟識的那些同學裡，如果繼續革命的話，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多是坎坷一生。關士聰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質繫的，後來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聯大五十周年紀念的時候，我在昆明見到他，談到我姐姐時，我說：“一個人貴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別去搞，結果把自己弄成那個樣子，有什麼好？”他不同意，說：“不能那麼說，當時都是愛國。”這一點我也承認，當時都是愛國。可你應該適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個判斷。你要把政治作為職業的話，就得有長遠的眼光，不能僅憑當時的一陣熱情。畢竟愛國之後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級物理繫裡有個同學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學同學，比我高兩班，上大學的時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學習很不錯，而且是非常進步的，後來我纔知道他是地下黨。1941年皖南事變的時候，傳聞要抓共產黨，學校裡有一批進步的學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隻念到三年級。我幾十年沒見過他，他大概也不認得我了。文革開頭的時候，有一次在黨校開鬥爭大會，讓我們單位的人都去參加，我也跟著去了。臺上揪了六個人，這邊三個是“三家村”，吳晗、鄧拓、廖沫沙。那邊三個不大認得，可最後一個是李振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幾十年沒見，還是老樣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旁邊的人告訴我，說：“這個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長，叫李晨。”這時候我纔知道他改了名字。
文革一開頭，凡教育界、文藝界崗位的負責人幾乎都被說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沒有不挨鬥的，所以那時候我倒沒覺得意外。可是後來又過了幾年，美籍華人紛紛回國，包括一些大名人，我纔覺得李振穆有點兒冤。當年李振穆一直是進步的，學習也挺好，怎麼就成了黑幫？挨批挨鬥、吵架、關牛棚，給整得挺慘。可是在我的印像中，有的美籍華人學者以前一直比較右，還參加過三青團的夏令營，那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康澤主持的，和戴笠等等一些人被稱作蔣介石的“十三太保”。當然，參加的學生也不一定就是三青團，不過那個組織的性質總是國民黨官方的。再者，解放後強調的思想改造，首先就要明確為誰服務的問題。他們後來一直在美國，無論怎麼說都是為美帝服務的，還入了美籍，結果回來卻成了座上客？所以，一個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選擇哪條路了。如果李振穆當年不參加革命，就學他的習，隻念他的物理、走白專道路，念完了書出國，也不回來，我想他也會是知名的科學家了。而且應該混的不錯，假如又是美籍學者，回來也被待如上賓，這樣倒挺好。可是他選擇了革命的道路，結果淪為階下囚，成了黑幫上去挨鬥，……，人間似乎有點太不公平了。
五柳讀書記
我也喜歡讀書，但是雜亂無章、漫無目的，沒有一個中心方向。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決於我的人生觀，或者思想作風。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幾個老同學聚會了一次，有個老同學就開另一個老同學的玩笑，說：“你當年費那麼大勁追求某某女同學，結果也沒有成功。現在想起來，簡直是浪費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見。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價值，而不在成功與否，不能說成功了纔有價值，不成功就是浪費時間。我以為，讀書也是這樣。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讀書帶來內心的滿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遊。在別人看來，遊山玩水跑了一天，什麼價值都沒有，但對我來說，過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的。
至少有兩個很熟的同學好友批評過我，說我這種純欣賞式的讀書不行，做不出成績的。的確如他們所說，我一生沒做出任何成績，可是我總覺得，人各有志。陶淵明寫過一篇文叫《五柳先生傳》，說這位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我認同這樣的五柳先生。學術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說某某書字字是真理，每個字我都要同意。隻要它給了我啟發，它的講法讓我值得去讀，我就很滿意了。這本書這麼講，我很欣賞，另一本書那麼講，我又非常欣賞，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心裡非常高興。這就好像聽音樂一樣，聽的時候也挺入神的，非常著迷。其實我不懂音樂，也不知道它要表達什麼，可是自得其樂，這就是我最大的滿足。
古人說：“為學當先立宗旨。”我一生閱讀，從未立過任何宗旨，不過是隨自己興之所至，在琳瑯滿目的書海裡信步漫遊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觸的書，甚至於終生隱然或顯然地在影響著我，並非是我徑直接受了作者的意見，甚至未必認同他的觀點，但他的思想啟發了我，而且啟蒙得很深。
外文繫圖書館是我們常去的地方，一次我看到一本書，題為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人生的悲劇意義》），一時好奇就借回去讀。當時我也和許多青年人一樣，常常想到人生的意義。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麼？本書作者Unamuno（烏納穆諾）是20世紀初著名的學者、文學家和哲學家，曾任Salamanca大學校長，那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公開反對佛朗哥的軍事獨裁，被軟禁後不久就死掉了，挺可惜的。大概受到吉訶德的影響吧，烏納穆諾認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榮。我問過很多同學和老師，他們都不同意這個觀點，唯有王浩認為是這樣。後來我把此書給湯用肜先生看，並且問他的意見，湯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寫得漂亮極了，不過不能同意他的觀點。湯先生說，人生追求的不是光榮，而是peace of mind（心靈的平靜，心安理得）。我又把湯先生的話轉述給王浩，他想了想，說：“也可以這麼理解，但peace of mind一定要through glory纔能得到。”【致編輯：through glory等於已經翻譯了，此處就免了】我想，一位老先生飽經滄桑，所以追求的是peace of mind。而王浩當時年輕氣盛，且又纔高八鬥，所以一定要通過“光榮”纔能使他心靈恬靜。在這一點上，我和他有很大的不同，歸根結底或許是一種心靈狀態，我想這也和個人的條件有關。王浩非常有纔氣，他有資格去爭，我知道自己沒那個水平，所以想也不想了。
及至後來我又讀到烏納穆諾一些作品，纔發現他並不如《人生的悲劇意義》一書中所給我的印像。實際上，他是在追求那種不可捉摸、難於把握而又無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質。這裡不可能有邏輯的答案，所以他就寄托於文學的寓言。我的興趣是要猜一個謎語，但那並沒有謎底，烏納穆諾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測度，不可立語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義是無法傳達的。我仿佛得了一種覺悟，之後就想給《紅樓夢》做一番解讀。《紅樓夢》一書的大旨不應解說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隱派），也不是一部自傳（考據派），它的主題是一部愛情故事。它可以從諸多方面展現，但中心的線索則是寶黛的愛情。人生，尤其人生中最難以捉摸的愛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傳達的，所以隻能借某些外在的跡像去猜測、去摸索。兩個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靈渴求而又無從把握，此其所以成為藝術的絕唱。
1940年夏，也是出於偶然的機緣，我讀到了傅雷先生譯A. Maurois（莫羅阿）的Meipe，中譯名為《戀愛與犧牲》。傅先生的譯筆極佳，簡直是我們翻譯的典範。比如他把Donne（鄧恩）的詩句I’ll undo the world by dying譯作“我願一死了卻塵緣”，把violon plaintif譯作“如泣如訴的小提琴”，使我嘆服不已。莫羅阿是20世紀上半葉新興的傳記文學作家，與英國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國的Ludwig（路德維希）齊名，但我覺得都不如莫羅阿那麼靈心善感。
《戀愛與犧牲》是我讀到莫羅阿的第一本書，傅雷選了他四篇傳記小說，書名也是後起的。這本書我非常之欣賞，因為它改變了我們通常對人生的看法，仿佛為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中國的文化傳統是道德本位、倫理掛帥的人生觀，政治是倫理道德的核心，倫理道德是政治的擴大。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就是從善惡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評判人。如果一個人是好人，就好得不得了，拼命美化他，要是壞人就臭得不得了，使勁罵他。這是非常簡單的二分法，太狹隘了。但莫羅阿幾乎同情每一個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愛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當我們對一切人和事都以寬厚同情的眼光來看待，整個世界便以另一種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一個溫情脈脈、處處值得我們憐憫和同情的世界。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真實的人的，遠非我們想像的那樣臉譜化。後來，我又找到莫羅阿的成名作Ariel，即《雪萊傳》。雪萊一生都在挨罵，學校以宣傳無神論的罪名開除了他，又因為戀愛的事情私奔，名聲掃地，二十九歲就早早故去。可是莫羅阿用他一貫的溫情，把雪萊比作莎翁《暴風雨》中的天使Ariel。這本書我反復讀過好幾遍，並介紹給許多同學，化學繫的章锜驚嘆道：“Maurois真是個輕愁的天纔！”友人物理繫的王景鶴在解放後的“思想改造”中，還把受莫羅阿的影響寫進了自我批判。
不久，我又邂逅了白俄D. S. Mereschkowski（梅勒什可夫斯基）的作品，更加引我入勝，再次為我開闢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天地。我讀他的第一部作品《諸神復活》，也是無意之中看到的，是他最有名的三部曲《基督和敵基督者》中的第二部，書名亦作《達·芬奇傳》。譯者鄭超麟先老級的托派，解放前關在國民黨監獄裡，解放後關在共產黨的監獄裡，前後數十年始終不肯低頭懺悔。他的學識豐富，譯筆亦佳，唯獨遇意大利人名最後一個音節-tti時，總譯作“啻”（音chi）而不作“蒂”，令人感到有點別扭。我喜歡遐想，喜歡對歷史做一些可能的假設，追索微言大義之所在。梅氏此書雖繫為畫聖達·芬奇立傳，但似乎有意在預示一個第三帝國的誕生。歷史上第一帝國是羅馬帝國，那是一個劍的帝國，它以劍征服了世界。繼之而來的是基督教帝國（Christendom），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文藝復興以來，古代的異教諸神又復活了，但它以光榮與驕傲背叛了基督教，終於也會引致滅亡。於是，繼之而來的也許是一個第三帝國，把劍和十字架結合為一。然則這個帝國又是誰呢？當時我以為，最能夠以擔當此任的非蘇聯莫屬，而走在前列的歐美列強已經被物欲腐化了，不足擔此重任。但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隨著庸俗唯物論和金錢拜物主義的衝擊，這種半預言、半神話的期待便兵不血刃地破產了。
理想和金錢的角逐究竟誰勝誰負很難預言，而對歷史做任何預言大概都是危險的。因為“歷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業”（康德），沒有說先天注定了非如此不可，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僅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句話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非常幼稚，看了什麼就覺著什麼好。不過幼稚也有幼稚的好處，把什麼都絕對化、純粹化總是很危險的。學術思想上的門戶和政治上的派別不一樣，政治上的派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宣誓加入以後就得絕對服從，但學術思想並不是這樣。比如我欣賞某個哲學家，並不意味著字字句句都得他的，而且隻聽他一個人的。我想，任何一種學術如果真能成立，而且能有影響的話，裡邊一定有某些合理的成分。杜甫詩雲“轉益多師是吾師”[2]【致編輯：“吾師”煩請不要改為“汝師”，否則上下文說不通】，就是說，我的老師並不限定是這一個或者那一個，而應該請教很多的老師。人類的文化也應該是這樣，不能獨尊一家，其餘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簡單化了。好比我們喫東西，不能說牛奶有營養就光喫牛奶。你得雜食，各種東西的營養都吸收纔行。
很多作家都喜歡寫神秘的作品，同樣也很吸引我。比如烏納穆諾有一篇小說《沉默的谷》，說有個地方非常奇怪，很多人進去看，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再比如愛倫·坡，還有一個人更奇怪了，就是俄羅斯的屠格涅夫。他是個非常理性的人，像《父與子》、《羅亭》、《前夜》，可也寫過許多篇神秘的小說，如Clara Militch（《克拉拉·米利奇》）。我想，生命中的確有一些不是用說理、邏輯能夠表達的，可是你能感受到。比如宗教，對於相信它的人來說，那就是真實，比什麼都重要，可是對不信的人來說，可能就是胡說八道。過去人想得很簡單，以為憑我們的理性就可以理解世界、理解宇宙，乃至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康德說，首先應該批判的就是你自己的這個認識能力。宗教相信上帝存在、靈魂不滅，那麼到底上帝存不存在？這不是我們的理性能夠判斷的。有人簡單推論說：“誰看見過上帝？誰摸過上帝？誰也沒見過、沒摸過，所以上帝就不存在。”但問題是：這種推理方式成立嗎？是不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就不存在？我們看不見空氣，可是空氣存在。我們看得見彩虹，可是它不存在。有神論者可以說：“上帝就是看不見的。”因為上帝everywhere and nowhere（無所不在，卻又蹤跡全無），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那種存在。Spinoza（斯賓諾莎）也講上帝的存在，而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有人問愛因斯坦是否相信上帝，愛因斯坦回答說：我相信上帝，但我的“上帝”是斯賓諾莎的“上帝”。所以，這就看你如何理解了。如果說上帝是個白胡子老頭兒，手裡拿著根棍子，當然也可以這麼理解，但這種上帝大概是不存在的。如果認為上帝就是大自然的奧秘，那完全有可能存在。
在這一點上，我欣賞《王子復仇記》裡哈姆雷特對好友Horatio說的一句話：“這個廣大的世界，有許多東西不是你那可憐的哲學所能想像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實這個世界沒那麼簡單，我們的理性隻能理解那麼一點點。許多東西無從用常識表示，隻有你在觀念上達到更高的層次纔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們勉強用通常的語言表達，那就把它非常之簡單化了。
[1] 此繫誤傳，蔣孝先實為蔣介石族孫。
[2] 原句：“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引自杜甫《戲為六絕句》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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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版序言
何兆武
這本小書《上學記》確實是一個偶然的產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來找我談話，想從我這裡了解一些舊時代學生生活的情況。當時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更談不到思想上的醞釀，隻是東拉西扯地信口閑談。文靖女士據此寫了幾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載，這或許引起了她的興趣，於是又和連續和我幾度閑談。就我而言，事先並無寫書或出書的念頭，隻不過是零星回憶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沒有一個整體的構思，閑話太多，較重要的事情卻多有遺漏，乃至後來讀到成稿時，已經難以重起爐灶，隻不過在個別字句上略加修飾，點綴成文。
我想有一點是要特別加以說明的。回憶錄不是學術著作，也不可以以學術著作視之，讀者切不可用所要求於學術著作的，來要求個人的回憶錄。學術著作要有嚴格的客觀根據，絕不能隻根據作者個人的主觀印像。而個人的回憶錄則恰好相反，它所根據的全然是個人主觀的印像和感受，否則，就不成其為個人的回憶錄了。詩人歌德青年時曾熱戀綠蒂，甚至於想要自殺，終於寫出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一瀉千裡地發抒了自己火熾的熱情。及至晚年寫自己的回憶錄《詩與真》時，他卻對自己青年時的熱情出之以嘲諷的態度。然則“兩般誰幻又誰真？”我以為，兩者都是同樣的真實，都是詩人自己個人真實的寫照。
《上學記》一書出版後，我送給當年同在北京（北平）師大附中讀書的一位老同學，當時我們同樣經歷了盧溝橋事件和中日戰爭的爆發，也同樣對當時政局的內幕一無所知。不過據我當時的印像隻不過是一心想在夾縫之間做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盧溝橋開火，幾天之內日方就以重兵包圍了北京城，而當時卻還一味地大談其什麼：“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純屬一派胡言，痴人說夢，不知所雲，足可以和閻錫山的哲學（什麼“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類的混沌邏輯）相媲美。正當他大做其和平美夢的時候，就被日軍打了個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淪敵，二十九軍還犧牲了一個副軍長和一個師長。1940年逝世於四川綿陽，臨死時還感嘆：“這個局面怎麼向國家交代？”這是我對他的印像，而我的老同學則認還是抗日的。當然，他也同樣地不了解當時的內情，這隻不過是他個人的感受。我想，我們盡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像，如果是寫回憶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而且都應該忠實於自己的感受和印像，至於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學者研究的事情。我們兩個人的感受不同，回憶各異，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的友情，更不妨礙事實的真相。相反，你必須盡量使每個人都忠實地回憶，纔能盡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憶中還有一樁，即我對殷福生（殷海光）學長的印像。有一年顧壽觀學長和我同住一個宿舍，殷福生常常跑來和他高談闊論。我和顧壽觀很要好，覺得他忠厚樸實且又好學深思，但對殷福生則印像不佳，總覺得他仿佛是高人一節，褒貶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這一點上，不愧是一個法西斯。但後來的情況卻又大謬不然。他到臺灣之後，成為了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成為臺灣青年一代知識分子最有影響的思想導師，受到臺灣當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對他早年的印像竟然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作為回憶錄，我以為仍然應該如實地記錄下當時自己的感受。當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於書中提到馮（友蘭）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辯白。凡是親身經歷過西南聯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會一清二楚。鄒承魯院士的學術和人品大概是學術界耳熟能詳、一致公認的，他對當時老師的月旦，可謂要言不繁、一語中的（見《科學文化評論》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頁）。凡是對當時同學們的諸多壁報還有所記憶的，大概也不會忘記當時大量嚴厲的批判文字。本來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盧梭的一篇《懺悔錄》是千百篇盧梭傳所無法望其項背的。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並不是真正對人的尊重。一個人的思想本來是活潑的、與時俱進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種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呢？
以幾度私下的閑談而居然能濫竽於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許多重要的遺漏，如舊時代學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響，以及個人對當時學術界的感受和批評，都無法在這裡一一補充了，這是要告罪於讀者的。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