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引進來”，到“一帶一路”倡議下“走出去”大幕的拉開，我國剛好經歷了以四十年為周期的產業轉移歷程。在此過程中，以改革開放、權力下放、土地制度改革等為代表的制度變遷，對我國產業空間演化所產生的影響極為深遠。《我國制造業空間變化研究：制度變遷的視角》基於制度變遷視角，探求我國制造業空間分布變化的特征及機理，是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重要科學命題。
《我國制造業空間變化研究：制度變遷的視角》在梳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空間分布變化規律和特征的基礎上，提出“制度尺度”的概念，綜合分析宏、中、微觀三個空間尺度上，對外開放政策、權力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多尺度制度變遷對制造業空間分布變化的作用機理，強調正式制度對制造業空間分布影響的作用。同時提出優化制造業空間布局的制度建議，為我國區域經濟有序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高菠陽，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助理。北京大學理學、經濟學雙學士，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博士學位，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拿大約克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與區域規劃、產業發展與空間組織、全球化與對外投資等。著有專著部，參編專著5部，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20餘篇。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2項，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支撐計劃、973課題科技部科技攻關課題、國家發改委課題、國土部重大課題等多項。主持地方發展規劃、產業發展規劃、戰略規劃等課題50餘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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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意義
1．3 研究對像界定
1．4 研究技術路線
1．5 本書結構

第2章 國內外研究進展
2．1 制造業空間變化特征研究進展
2．2 制造業空間變化影響因素研究
2．3 制度因素對制造業空間變化影響研究進展
2．4 現有研究總體評述與研究展望

第3章 制度對制造業空間變化影響的作用機理
3．1 制度的概念及基本內涵
3．2 制度變遷的含義與機理
3．3 制度對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因素與機制

第4章 制度對制造業空間變化影響程度測度
4．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空間總體變化特征
4．2 行業層面制造業空間變化特征
4．3 制造業空間分布指數變化特征
4．4 制度對制造業發展影響貢獻率的測度方法
4．5 制度對制造業發展的影響程度測度

第5章 對外開放政策對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
5．1 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時空推進及主要內容
5．2 對外開放政策影響下的制造業空間表現
5．3 資本開放對制造業空間變化影響的機理
5．4 貿易開放對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機理
5．5 小結

第6章 權力制度改革對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
6．1 我國權力制度改革的主要歷程及內容
6．2 區域尺度制造業空間表現
6．3 權力制度改革對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機理
6．4 重慶市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案例
6．5 小結

第7章 土地制度改革對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
7．1 我國土地制度變革歷程
7．2 案例區域及研究方法
7．3 北京市制造業空間分布的演變特征
7．4 土地制度變革對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
7．5 小結

第8章 結論與討論
8．1 主要結論
8．2 我國制造業空間分布存在問題及未來制度調控方向
8．3 進一步研究展望
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全球產業轉移浪潮的頻繁掀起，我國經歷了極為快速的經濟增長，產業“地圖”也在不斷發生深刻的變化。作為幅員遼闊的大國，我國地區間發展水平和發展環境的巨大差異，為產業在國家內部不同區域之間進行空間轉移提供了可能。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引進來”，到“一帶一路”倡議下“走出去”大幕的拉開，我國剛好經歷了以四十年為周期的產業轉移歷程。在此過程中，以改革開放、權力下放、土地制度改革等為代表的制度變遷，對我國產業空間演化所產生的影響極為深遠。本書基於制度變遷視角，探求我國制造業空間分布變化的特征及機理，是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重要科學命題。
研究發現，我國制造業空間變化呈現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特征。在宏觀尺度上，沿海地區成為國家制造業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跨區域要素流動與重組不斷加快，地區間差異不斷擴大；中觀尺度上地區分工與專業化開始形成，部分區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工業發展集群；微觀尺度則表現為城市內部工業分布呈現郊區化、園區化特征。
制度變革所釋放的生產力是我國四十年來經濟增長和產業空間演化的最根本動力，其影響具有典型的“尺度性”。在國家尺度，對制造業空間演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是貿易開放和資本開放等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在區域尺度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權力關繫改革是關鍵的影響因子。而城市層面上，土地價格、土地供給和土地流轉政策等土地制度變遷過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綜合來看，制度因素對制造業空間變化的影響機制主要表現為：資本和貿易開放促使我國宏觀經濟格局形成。由於資本開放和貿易開放政策的空間推進過程具有區域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區域間資本循環累積效應和技術溢出能力存在差異，致使地區間發展差距逐步擴大，沿海地區成為推動國家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
財政、行政分權及企業自主意識增強擴大了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財政權力下放大幅度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但先進制度方式並不具有普適性，由於各地方政府創新能力、行政能力不均衡，各地區制度創新程度和改革實施力度不均等，輔以不同地區資源稟賦、區位、市場等經濟發展條件具有差異性，最終導致了地區間經濟發展能力存在差異，區域內部不同城市產業空間分布不均衡。